《破晓》聂葳蕤

1、第一章

　　我出生的那晚，村里的狗叫了整整一夜。

　　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夜的月亮是暗红色的，像凝固的血块挂在东南边的老槐树梢上。她躺在潮湿的土炕上，身下垫着旧棉絮，汗水浸透了打着补丁的床单。接生婆是我远房的三奶奶，她那双接生过四十个孩子的手，在煤油灯下显得又黑又皱。

　　“用力！再使把劲！”三奶奶的声音在低矮的土屋里回荡。

　　父亲蹲在门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九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烟雾混入初冬的寒气中，缭绕不散。屋里传来的每一声呻吟，都让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些。当第一声啼哭终于划破夜空时，他猛地站起身，烟头烫到了手指也没察觉。

　　三奶奶抱着裹在旧毛巾里的我走出来，脸上堆着复杂的表情：“是个闺女。”

　　父亲什么也没说。他蹲回原地，从烟盒里抖出最后一支烟，火柴划了三次才点燃。直到三奶奶都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他才哑着嗓子问：“她娘还好？”

　　“命保住了，身子虚得很。”三奶奶顿了顿，“陈老大，闺女也是身上掉下来的肉。”

　　父亲没接话。他掀开厚重的棉布门帘走进屋，煤油灯把佝偻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像一个被拉长的问号。母亲虚弱地躺在炕上，脸色苍白如纸。我躺在她身边，小小的一团，不哭也不闹，只是睁着黑葡萄似的眼睛，望着屋顶茅草缝隙里漏下的星光。

　　“赔钱货。”母亲看着我说出这三个字，然后闭上眼，泪水顺着眼角滑进鬓发里。

　　那年是1998年，村里的墙上用白灰刷着“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的标语。但在我家，女儿的到来只意味着多一张吃饭的嘴，和未来少一份彩礼的损失。

　　我的名字是村长给取的，叫陈晓。他说：“破晓时分生的，就叫晓吧，希望这孩子能给家里带来点光亮。”

　　父亲嘟囔：“闺女家要什么光亮。”

　　但我还是叫了陈晓。这个名字，成了我未来二十年里唯一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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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土屋在村西头最偏僻的地方，背靠着一片乱坟岗。村里人说那里风水不好，所以地价便宜。三间土坯房，墙皮剥落得厉害，下雨天要用盆盆罐罐接漏雨。堂屋兼厨房的墙上贴着灶王爷，被油烟熏得面目模糊。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接收信号要靠门外竹竿挑着的天线，遇上刮风下雨，屏幕就满是雪花。

　　父亲□□年轻时在镇上砖厂干活，一次事故砸伤了腰，从此干不了重活。厂里赔了一千二百块钱，他用这笔钱买了辆二手三轮车，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去三十里外的批发市场进些蔬菜水果，拉到镇上集市卖。收入勉强够糊口，却养成了喝酒的习惯——他说，只有半斤白酒下肚，腰间的钝痛才能暂时麻痹。

　　母亲李秀英是从更穷的山里嫁过来的，彩礼是两头猪和五百斤玉米。她话很少，像屋里一个会移动的影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猪、做饭、下地，晚上在油灯下缝缝补补。她的手上全是裂口和老茧，脸上总带着一种认命般的疲惫。

　　我五岁那年，弟弟陈亮出生了。

　　那天的气氛完全不同。父亲提前买好了鞭炮，母亲生产时，他罕见地守在屋里而不是门外。当接生婆喊出“带把的”时，父亲一把抱起襁褓中的弟弟，冲到院子里放响了那挂五百响的鞭炮。红色的纸屑在冬日的阳光下飞舞，像喜庆的蝴蝶。

　　“我陈家有后了！”他对着四邻八舍喊，声音里是我从未听过的喜悦。

　　弟弟的满月酒办了八桌，这在村里算是排场。亲戚们送来的鸡蛋堆成了小山，还有好几块鲜艳的花布。我被安排坐在最角落的位置，看着父亲抱着弟弟一桌桌敬酒，脸上泛着红光。

　　那天晚上，我蜷在柴房旁的小屋里——那是我的“房间”，原本是堆放杂物的隔间，勉强能放下一张窄床。透过门缝，我看见堂屋里，母亲抱着弟弟哼着走调的摇篮曲，父亲在小心翼翼地数着礼金。

　　“亮亮将来要上大学，去大城市。”父亲说。

　　“那得要多少钱...”母亲小声回应。

　　“砸锅卖铁也供！”父亲的声音斩钉截铁。

　　我闭上眼睛，把自己更深地埋进旧棉被里。被子上有霉味和阳光混合的气息——那是白天母亲难得想起，把它晾出去晒了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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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岁，我该上学了。

　　村里的小学在二里地外，三排砖瓦房，操场是夯实的泥土地。开学前一天晚上，父亲喝着酒说：“丫头片子认几个字就行了，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母亲正在补我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那是亲戚家孩子穿剩的，蓝色的确良衬衫，洗得发白，袖口已经磨损。她咬断线头，低声说：“村长说了，现在义务教育，不上学要罚款。”

　　父亲不说话了，闷头喝完了杯里的酒。

　　第二天，我背着母亲用碎布拼成的书包去了学校。书包很轻，里面只有两支铅笔和一个用烟盒纸订成的本子。但我的心里满满的，像是装下了整个世界的可能性。

　　老师姓王，是从城里来的支教大学生。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说话声音温柔好听。第一堂课，她在黑板上写下“天地人”三个字，说：“这是你们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我盯着那些方方正正的字符，忽然明白了村长给我取名时说的“光亮”是什么意思。那些笔画在粗糙的黑板上，真的在发光。

　　我的成绩很好。王老师说我有天赋，特别是数学，那些数字和公式在我眼里不是难题，而是一扇扇等待打开的门。三年级时，我代表学校去镇上参加数学竞赛，得了第二名，奖品是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两支英雄牌钢笔。

　　我把词典抱回家时，父亲正蹲在门槛上修三轮车的链条。他沾满油污的手翻着崭新的词典，嘴角动了动，最后只说：“放着吧。”

　　但那天晚饭，桌上罕见地有了一盘炒鸡蛋。母亲把大部分拨到我和弟弟碗里，自己只夹了一小块。

　　弟弟陈亮比我小三岁，被父母宠得顽劣。他撕过我的作业本，摔坏过我的钢笔，每次我要理论，母亲总说：“你是姐姐，让着弟弟。”

　　只有一次我忍不住还了手——他把我借来的《安徒生童话》撕了几页折纸飞机。那是我求了王老师很久才借到的书。我推了他一把，他坐在地上哇哇大哭。

　　父亲闻声从外面回来，不问缘由，抄起扫帚就往我身上打。竹条抽在腿上、背上，火辣辣地疼。我没有哭，只是死死盯着地上被撕碎的童话书，那些关于美人鱼、拇指姑娘的故事，变成了散落一地的纸片。

　　“书比弟弟还重要？”父亲喘着粗气问。

　　我没有回答。那天晚上，我借着月光，用浆糊一点点把书页粘好。胶水不够，就用米饭粒代替。粘完最后一页时，天已经蒙蒙亮了。被撕碎的美人鱼尾巴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但故事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