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番外4 谈潜光番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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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写得不好，之后会替换】
在胤朝之前，很少出现有名有姓的女医。
因为女子学医，是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路。
就像女子求医，是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路。
医不是个体面的职业。
像谈潜光知道的，张九是家里世代如此，王苓生于京城的医学世家，祖父是当地名医，祖母茹氏亦精通医药，曾祖父入赘医家后，这个家族便有了医的传统，但她父亲一辈都去参加科举，无人继承医业，眼看祖母祖父的医术就要失传——才终于注意到了孙女。
王苓在她垂髫之年，家里决定让她“弃女红习医学”，将一个本被认为来做针线活计的女孩，引上了另一条道路。
但胤朝人看不起女医，或者说，他们看不起任何“抛头露面”职业女性。
职业女性被视作带坏风气的源头。
官宦们直言：“勿放尼姑出入，收生妇事毕亦然”，连接生婆都是用完即赶，对职业女性的防备与鄙夷可见一斑。
千万不要让这些“外面的女人”把自己的女人、自己的物品勾引坏了！
市井里的人说得更重，“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因为她们会“脱漏妇女财物，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
一切女人为主的职业，都被看做通向□□。
民间将尼姑、道姑、卦姑、牙婆、媒婆、虔婆、师婆、稳婆、药婆归纳为“三姑六婆”，官员到任时，竟需向这些底层妇女密问地方上的盗贼、谋害之事。“女医”被归入“三姑六婆”行列，与市井江湖、坑蒙拐骗捆绑在一起。一个本来需要精研医理、诵读典籍的职业，就这样被污名化为“不可令入人家”的危险角色。
前朝黍社的一位士人，曾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一生著述宏富，写过一篇有名的短文《记女医》，刻薄之极：
“京师有女医，主妇女孩稚之疾。其为人不识文字，不辨方脉，不能名药物，不习于炮炼烹煮之用。以金购太医求妇女孩稚之剂，教之曰：‘某丸某散。某者丸之，某者散之。’载而归。人有召者，携所购以往，脉其指，灸其面，探药囊中与之。虽误投以他药，弗辨也。”
“然而妇女之爱其身若子者，举其躯付之无疑焉”。
“非女医之所治者，虽名家术士未尝信之。其强而治之者，虽治亦弗之贵也。其不幸而丧且败者，则悔且咎之，曰：‘不用女医之过也。’虽士大夫家亦不免焉。”
“其愚不明亦甚矣！呜呼，岂独女医哉！”
他写这些的时候，谈潜光游离青、徐、豫诸州，学习妇人病，月经、胎产、产后，无所不包。
譬如月经一病。她曾见过一位三十二岁的妇人，已生四胎，此后十年再未生育。她不孕的根源并非天生体质羸弱，而是因为丈夫时常宿倡，有一次她正值经期，因丈夫闝倡后强与之同寝，“多耗其血，遂成白淋，小腹冷痛”。她诊断这乃“子宫虚冷，以致不能成胎”，遂“取灸气海一穴、关元一穴、中极一穴、气冲二穴”，又让病人服用“何首乌丸”，连灸三年之后，病人便生育一子。
产后诸疾亦是重灾。所有医案中，产后病占比颇重，譬如“产后劳伤”与“产露不尽”。有时孕中小错，便致公婆打骂，落下病根。
谈氏对灸法的娴熟，尤堪注目，她常用艾灸暖其子宫，挽救过无数产后虚弱的妇人。
胤朝男女大防如隔山海——男医望而不能、问之不便、闻之不易、切之不准，女医的性别反而成了一座跨越天堑的桥。那个年代的深闺妇女，可以对她倾吐一切隐秘的痛苦，不用担心羞耻。故而“相知女流眷属，不屑以男治者，络绎而来”。
当男性文人将女医污名化时，广大女性病患因为“男女之防”的森严壁垒，连求医问诊都面临巨大的禁忌。前朝以前，妇科尚有一些不为男性医生所独占的空间，但到了前朝，男性医生学习妇科的禁忌被渐渐打破，逐渐成为妇产科医界的主流。
然而主流归主流，女患者的窘境并未因此缓解。胤朝医学虽然发达，但女性病患被局限在闺阁、产房等排除了男性医者的空间内，男医难以接近；男女授受不亲的信条让男医根本无法与女病人发生身体接触；涉及隐私的妇科疾病在保守的女性那里难以向男医启齿，她们往往把病情咽回肚子里，或转向巫医、香婆求助。
男医为女病人诊脉时，往往只能“悬丝诊脉”，或隔着帷幔、以帕覆腕，如此隔靴搔痒的诊法，误诊率之高可想而知。
谈潜光求学期间，曾遇见一男妇科圣手，欲在兹求学。那位杏林圣手的嘴里总有很多抱怨：
“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此谓妇人之病不易治也。何也？不知妇人之病，本与男子同，而妇人之情，则与男子异。”
“盖以妇人幽居多郁，常无所伸，阴性偏拗，每不可解，加之慈恋爱憎，嫉妒忧恚，罔知义命，每多怨尤，或有怀不能畅遂，或有病不可告人，或信师巫，或畏药饵，故染着坚牢，根深蒂固，而治之有不易耳，此其情之使然也。”
“然尚有人事之难，如寇宗引黄帝之论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形气相失，色夭不泽，谓之难治。又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虚实，以为诊法。故曰：治之要极，无失色脉，此治之大则也。”
“今富贵之家，居奥室之中，处帷幔之内，复有以绵帕蒙其手者，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尽切脉之巧。使脉有弗合，未免多问，问之觉繁，必谓医学不精，往往并药不信，不知问亦非易，其有善问者，正非医之善者不能也。望闻问切，欲于四者去其三，吾恐神医不神矣。世之通患，若此最多，此妇人之所以不易也。”
……
总之，理由很多，总之，不爱探究女人的病。
另一位医师说得直白得多：
“然而，女人嗜欲多于丈夫，感病倍于男子，加以慈恋爱憎嫉妒忧恚，染著坚牢，情不自抑，所以为病根深，疗之难瘥。”
无论是复杂的女性生理，还是复杂的社会困境，都被他们归咎于女人的“性情”。
这就是她求学的环境。
这就是后来她和韩景妍闲谈时说起过的，她求学的环境。
她觉得韩是幸运的——就像王苓认为的那样。她是淳于文英的学生，不是么？
幸运吗？也许她确实是的，韩景妍这样想。
她兼职过共臻医院《医学史》的讲师，知道遥远的欧洲大陆上男性曾如何从女性手中，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夺走了对女性身体的话语权。
女性从医者被系统性排挤出正规医疗体系，是这场权力转移的开端。医学行会、大学和教会联手，通过颁发行医许可证，以保障医疗质量为名，将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挡在门外。十二三世纪的医学职业化浪潮，将女性驱逐出了报酬最优渥、最受敬重的医疗岗位。
教会禁止女性行医，大学和行业协会也紧随其后。在萨莱诺医学院短暂地允许女性接受医学教育后，这股潮流便迅速席卷欧洲，结果就是“女性就不可能成为医生了”。
少数人抗争的代价是巨大的。1322年，巴黎的雅各芭因无照行医而被巴黎大学医学院送上了审判席。她的医术得到了病患们的证言，她本人也强调作为女性在行医上的性别优势，法庭依然判她败诉，并被逐出教会、处以重罚。
男性夺取了知识的生产和解释权，女性对自身身体的知识被系统地贬低和禁绝。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石，可当它开始用科学语言来描述女性身体时，便为歧视穿上了“中性”的外衣。古罗马的盖伦将专属于女性的器官描述得比男性“低级”，文艺复兴时期的维萨里更是延续了他的错误，将女性的特殊器官视为男□□官的“内翻版”。
在语言层面，女性的器官被称为“pudendum”（源于拉丁语“羞耻”），一词便奠定了研究的基调。即使在接近现代的十八世纪，解剖学材料被视为既能解放知识又充满道德焦虑的事物，女性只有在专家监督下的“业余”爱好者情境中接触才被允许。这种禁忌和污名化，使女性被系统性地排斥在解剖学与医学教育的大门之外。
从古埃及和古希腊起，一种影响数千年、被认为专属于女性的“疾病”——“歇斯底里”（源于希腊语中对女子胞的描述）——便横空出世。这种几乎被认为专属于女性的“病”，后来又与巫术和罪恶绑定。女性因此被视为“不正常”和“有偏差”的存在。女性特有的疾病在16、17世纪被深深误解，子|宫内膜异位等引发的剧痛会被当作“恶魔附身”或“歇斯底里”。医者如同道德的审判者，在生理症状中寻找道德的瑕疵。
女性不仅是理论上的被污名者，更是诊疗实践中的“失语者”，这也为男性对妇女的医疗权威垄断提供了借口——女医的治疗与护理行为因其代际传承和经验知识而被打上巫术烙印。
同样的事，对于女助产士而言，她们能为妇女堕胎、给她们镇痛，被认为是与魔鬼交易的证据；而男性医者进行相似的医学实践，却被视为“盖伦理论”的科学应用。
人们开始对助产士监管，并在晚期设法从她们手中夺取控制权，要求她们将难产问题交给男性医生。男性医者逐渐将分娩纳入自己的专业领域，女性却被排斥在外。
能够分娩的女性却被排斥在外。
许多女性医者被迫转入地下，女性延续了数千年的治疗知识与护理传统被成功压制，医学与身体的权力被牢牢掌控在男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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