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第四十五章 “亲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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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茱蒂丝，”我烦闷地说，“又有人进我家的院子送花了。”
“好像是弗朗索瓦丝嬷嬷和珂赛特嬷嬷。”加布里埃尔太太踩在一边的台阶上，向我家院子里张望着，“她们两个总是一起来。那位弗朗索瓦丝嬷嬷……”她压低声音，“……之前是个妓女。圣玛格丽特修女院收留了她……”
“嘘。”我竖起手指，“你声音太大了，茱蒂丝。会被她们听见的。”
“我或许真的该去买个助听器了。那东西很贵吧？雷蒙德是买不起的！他连一瓶娇兰香水都要皱眉头，即使是德国人来圣马洛之前。香水是现在的法国女人们用来保持优雅气质的东西……还有郁金香花苞裙。”她懊丧地摇着头，“你要喝些香槟吗，拉文德？还是你的未婚夫送给我的礼物。啊，他真是个不错的人！至少他对我们都不坏……喔，是不是又提到你的伤心事了，亲爱的？你看起来有点沮丧。”
“五千法郎吧。还能读到医学杂志时，我见过销售广告。”我笑了笑，回答，“是有一点沮丧，不过没关系，茱蒂丝。有些事，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他已经去了俄国，不是吗？”
“五千法郎！”她挤挤眼睛，夸张地大叫，“真难以想象！可以买下一件珍妮·朗万的睡衣吗？”
“我想是的。”我说。
她显然对我没有真的喝她的香槟非常满意。交谈间，弗朗索瓦丝和珂赛特沉默地走过了我们的门口。弗朗索瓦丝向里面望过来，我则立刻起身，往屋里走去。
“塞巴斯蒂安！”我叫道，“Unterrichtsbeginn！”
我戴着深酒红色赛璐珞眼镜，穿宽松的圆点棉布裙和姨母的树莓粉针织外套，走在加布里埃尔太太家的院子里，手里拿着一杯接骨木茶，齐耳短发和笨重的刘海毫无形象地翘着，看起来仿佛一个憔悴而颓废的弃妇。这是二月的最后一天，而今天下了圣马洛春日的第一场雨。阵雨的潮气伴着泥土的清新味道，弥漫在空气里，行道树已经抽芽，在雨后的天空下，呈现出一种纱与雾的温柔触感。嫩绿色的树冠随着海风摇晃时，和花束被摆在地上的声音一起，发出蝴蝶翅膀扇动时的细响。这大概是我搬来圣马洛之后从未想过的场景：我居然会和一直待我不冷不热，我也并不喜欢的这位女邻居，仿佛闺中密友一般谈天说地，而我甚至要辅导她的儿子做德语作业。
“谁知道胜利属于哪方？”加布里埃尔太太说，“如果输了，逃亡时可以保命！”
维尔纳离开后，虽然我有菲利普提供的假通行证，但以防节外生枝，除了出门办理必要的行政手续，我在其他时间几乎足不出户，只在沃泰尔太太的掩护下，和菲利普单线联系。我用刀片在我锁骨下方那枚“上帝的勋章”上，亲手划上了几道伤痕，并且想办法拔掉了自己另一边的后槽牙。
“卡尔·林德伯格，那个审讯你的盖世太保，他还在圣马洛。他对你的案子耿耿于怀，觉得是上尉让他错失了一次抓捕间谍的功劳。那个混球……”菲利普在来旅馆见我的时候告诉我，“老城内，尤其是沿海禁区，到处都是便衣，无论是医院里，还是街道上。你要小心，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上次在卡昂的事情，不能再有第二回了。”
他给我带来了一些衣服，化妆用品，钢笔的螺帽，深色和红色的铅笔，还有油脂和粘合剂。眼镜是阿尔芒娜拜托他送来的。“是她母亲的旧物，我把它改成了平光镜。”他说，“衣服也是她连夜用自己的旧衣服改的……她已经问了我好几天，什么时候能来见你了。她特别期待再次见到你。”
“替我谢谢她。维尔纳说她很好。对吗？”
“对。”菲利普回答，“除了提起你时会哭。她不敢告诉伊萨克和塔玛拉，只能跑来抱着我哭了。我第一次见到阿尔芒娜就爱上了她……但一直找不到好的时机表白。不是英国皇家海军，就是沃泰尔太太的儿子。啊，真是的。”
我看着他愁眉苦脸的样子，无奈地笑笑，鼓励他说，“但我觉得你现在可以试一试，亲爱的菲利普。如果你成功了——你们要一起参加我和他的结婚典礼。他已经向我求婚了。”
“说起这个，拉文德，”菲利普并不接我的调侃，严肃地说，“知道你是谁的人，越少越好。我，阿尔芒娜，老亨利。不能再有第四个人了。包括伊萨克和塔玛拉，尤其是伊萨克。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完全可信，那太虚伪。毕竟……事情总会推着我们向前走。”
虽然我的姓氏有些引人遐想，但毕竟缺少德国人们死板的“von”，而勒阿弗尔军港那份真实的工作证明，加上没有明显疑问的履历和其他身份材料，足以让我在圣马洛顺利地通过身份审查，拿到正式的居留许可——尤其在你确定要长期留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搞份真的。尽你所能，把时间拉长——拉文德，时间是神奇的裁缝，它能把假的缝补得真假难辨，然后，不知不觉在所有人的口中成为唯一的真相。”在勒阿弗尔与威廉·弗林特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临别时，他这样嘱咐过我，并且又一次重复了那句“Hope to see you again.”我虽然很感谢他，但我始终没有回应他这句话。
“女士，总觉得您有些面熟。”
来旅馆通知我去取证件的宪兵带着好奇和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用生硬的法语说，“很像曾经为我缝合过伤口的一位女性医生。只不过您看起来比她年长。”
“是吗？”我做出诧异的夸张表情，用德语说，“她是这里的人吗？”
“您会德语？”宪兵惊喜地叫道，“虽然有一点法国口音……但是已经很地道啦！”
我眯了眯眼，“配合”地笑起来，“您这么说真让我高兴，先生。我父亲是瑞士籍，但他说他在弗莱堡出生。加上我母亲是法国人，所以他总是抱怨我的德语怪腔怪调。”
“原来如此……女士，您的父亲真是苛刻啊！您的德语说得非常好。”宪兵饶有兴趣地继续说道，“对了，您提到的那位小姐，她是个英国人。”
“啊，先生。在现在的法国，这可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我努努嘴，以沮丧又恐慌的语气说，“……有多像？”
宪兵端详我半晌，点点头，又摇摇头，“眼睛的颜色很相似。但是她的眼窝没有您这么深，脸部也比您更加圆润丰满。嘴唇也比您更薄，而且她看起来总是非常骄傲……医术很好，但是嘴巴很刻薄，不苟言笑。”
“医生必须保证病人们不会误读表情。听起来那位英国小姐很有职业素养。”我温柔地对宪兵笑笑，“很巧，我也是一位医生，但我总是做不到这样。我在卡昂的乡下，和你们在勒阿弗尔的军港都工作过。板着脸会吓哭孩子们的，我的诊室里永远放着玩具和糖果……战争开始之后，糖果就很少了。”
宪兵目光放松了些，但仍玩味地盯着我的脸。他看起来还想再和我继续聊点什么，但沃泰尔太太从柜台后面走了过来，热情地询问他是否需要坐下来喝杯法国香槟，才暂时为我解了围。我没有错过她眼中的狐疑，而在那之后，她望着我的目光总是带着辨认和打量——而我很清楚，这只是一切的开始，是我选择回到圣马洛所必须背负的事情。
我的想法没变。如果我不走运，没能活到战争结束……维尔纳还能知道去哪里找回我。无论是肉身，还是灵魂。
拿到证件后，我以“瑞士来的新租户”的身份，成功搬回了绣球花街1号这间旧宅，并在当晚拜访加布里埃尔太太。我准备的见面礼是在雷恩换乘时意外拿到的巧克力——产地是比利时，在黑市上至少能卖三百法郎，足够换来普通家庭支撑一周的食物，而我这位女邻居从来不会放过送上门来的好东西：她从不拒绝维尔纳的馈赠和德国军方的奖赏。此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和“柯克兰医生”的形象更加割裂，我还特地给巧克力绑上了幼稚的粉红色缎带。
加布里埃尔太太家又在放Rina Ketty的唱片。我在片刻的犹豫后，敲响了她的家门。在来之前，我又将两小块脱脂棉塞在口腔内，以让自己的发音变得含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尤其对于她这种喜欢说三道四的妇人。
她打开门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如今我坐在她家院子里的样子：蓬乱打缕的短发，玫粉色的针织外套与深酒红色的圆形眼镜，以及用红色唇线笔勾勒和涂抹过的嘴唇。
“您是……”她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很快被我手里拿着的巧克力吸引，“请问您找谁？”
“您一定是加布里埃尔太太吧。”我微笑着对她说出早已准备好的陈词滥调，“我是新搬来绣球花街1号的租户，拉文德·比尔肯贝格，特地前来拜访您。这块巧克力是我给您准备的见面礼。我应该来得再早一些，但打扫卫生实在是太费时费力了……无论如何，战争时期，还能认识新的邻居，真好。”
“比尔肯贝格？您是德国人？”
“不是。”我连忙摆手，有些局促地解释，“我是瑞士人。母亲是奥蒂列特·方丹夫人的远亲。我父亲是瑞士籍，但他出生在德国弗莱堡。”
她敷衍地应了一句，若有所思，没有立刻迎我进门，手却已经诚实地接过了我递过来的巧克力。“您真慷慨……”她说，目光在我脸上，身上，反复逡巡，带着警惕与在英国会被认为失礼的冒昧。我仍笑盈盈地看着她，心里默默想着，如果维尔纳看见我这个矫揉造作的鬼样子，一定会把它们偷偷记录下来，抱着我调侃一句“我的英国妻子果然有做特工的潜质。”然后……沉默地在书房坐到天亮，思考着该怎么让我轻松一些，或者能为这个家做些什么。他很少干预我做的决定，但不意味着他不明白前因后果。如果他在……
“您……一定是来找住在这里的那位德国军官吧？”过了一会儿，加布里埃尔太太忽然用一副我从没听过的同情语气说。
我立刻清醒过来。
“德国军官？”我收敛了笑容，问道。
“瞧瞧，真是个可怜的姑娘。干瘪得像被小塞巴吸干奶油的面包皮！”她叹了口气，把巧克力揣进口袋里，亲昵地揽着我进了她家的院子。“进来坐吧，亲爱的。”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我从不爱拜访邻居，总认为那是一种工作和生活之后仍要耗费心力的打扰；来到圣马洛的时候，又正值民众反英情绪的高潮期，除了诊病，也没有人愿意与我扯上关系。但现在反而有利于我表演出一副初来乍到的好奇神态。
和许多法国家庭类似，加布里埃尔太太家的墙壁上也挂着贝当元帅的照片。茶几上摆放着德语教材，小报和杂志。一进屋，她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坐下。
“可怜的姑娘，我猜，你是比尔肯贝格上尉的妻子吧？还是，未婚妻？——看看你！你比院子里吃不到肉的加利还瘦！腰和屁股也太单薄。看起来，倒是不像生养过孩子……”
加布里埃尔太太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语调里有些看热闹——又有些唏嘘的意味。我刚想说“他是冯·比尔肯贝格上尉”，就被她的连珠炮堵了回去：
“我知道，你是不好意思承认。毕竟这里是占领区，大家都不欢迎德国人，即使你们是在他来圣马洛之前结婚……”她眉飞色舞地说，“但结婚，又有什么用呢！唉！圣马洛的妓院每天都排着队，就连查尔皮太太——她之前经营着这里一家专门看女人病和性病的诊所——她自己都因为梅毒死啦，不知道是哪个德国人传给她的……你的男人看起来非常友善，对我们也都彬彬有礼。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亲爱的，他也有了别的女人，而且——就是你现在住的这间房子的原房主。一个不要脸的英国女人。他是她的房客，一开始我还见他带别的女人回来，后来……”说到这里，她兴奋地竖起手指，面部因激动而发红，嘴唇也撅了起来，呈现出皱褶遍布，外翻的状态后，才凑过来努努地念叨，“他们俩就真的睡到一个房间，一张床上去啦。不过你也不能怪你的男人——他可是个男人！”
她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令我惊讶不已，尽管她的声音如同被踩扁的手风琴。我想过无数版本的谎言，但隐瞒恋情早已成为习惯。当时使用维尔纳的姓氏，是感情用事，也是出于勒阿弗尔的谎言。菲利普以为我会从此离开法国，而自瑞士返回沿海禁区，本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加之我与维尔纳在他眼中已经注定要“生离死别”，因此他并没有对我的行为表态。这些天，对于它，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远房旁支”，即使模糊难辨，但如果遇到有心人深查，后果就难以预测了。
看见我的反应，加布里埃尔太太显得非常满意。她握了握我的手，“看来我都说对了，年轻的军官夫人。喔，细看起来，你和那位英国小姐还有几分相似。你也别太伤心了。毕竟你丈夫已经走了，听说是去了俄国，对吧？女人不在身边的男人们，总是管不住自己那块肉……”
“英国……小姐？是不是一位医生？”
“没错。你也听说了，对吧？她和你的男人的爱情故事……在圣马洛可是被津津乐道了一阵子呢。听说他为了她，向盖世太保跪拜，求情……你会知道的，时间长了你就都知道啦。没事可以多去酒馆和宪兵们聊聊，他们什么都知道。”她做了个惊恐的表情，“不过你在打听那位小姐时，要注意分寸。她是被盖世太保带走的，第二天就死了。你来的时候，是不是看到院子里摆着好多花？这里的人总会来纪念她。本来没有这么多人，一开始，是你姨母的儿媳妇，一个法国空军的遗孀……后来，是两位修女。”
一大滴水落在我的平光镜上。
我换上了一副刻薄的语气，尖酸地说，“纪念她？现在英德两国正在交战……一个和敌人通奸的英国人，有什么可纪念的？”
加布里埃尔太太安慰地拍拍我的手，继续说下去，“我知道你生气，亲爱的拉文德。这是战争时期，女人们在家里为自己的男人们担惊受怕，每天都在向耶稣祈祷，但这些被祝福和思念捧着的臭男人们，却可以前脚寄出情意绵绵的家信，后脚就和占领区的女人们寻欢作乐……虽然她是个通敌妓女，但不管怎么说，她确实是个好医生，顶着禁令给穷人免费治病，也愿意为法国人说几句话。塞巴斯蒂安——我儿子，一个十四岁的小伙子，他这两年的咳嗽，发烧，都是她帮忙治的。不过医生的薪水本来也比我们高很多……我的丈夫雷蒙德现在在海边的防御工事上当工人，你应该知道渔港的封锁，打渔已经赚不到钱啦。对了，你是专门来法国与你丈夫团聚的吗？”
说到最后一句，她的唾沫正巧溅到我脸上。（神奇的造物主！她说了这么多，居然还没有觉得口干舌燥。而我居然认为这个叙事很完美。她只是个三十七岁的家庭主妇，不是特工！不愧是让老鼠吱吱发笑的茱蒂丝·加布里埃尔！）
“也不算专门……我们还没结婚，尊敬的太太。他只是我的恋人。”
我把语气放轻，一只手用力抓着针织外套，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像个被爱人背叛，从而饱受打击，泫然欲泣的女人。
“可你的姓氏？……哦，我明白了，旁支！对吧？”
“对。”我说，“但是两家关系很差。在……上台之后，我们在比尔马见过面。那时他刚从音乐学院退学，我在比尔马的一家妇科诊所工作。”
“啊！你也是医生？”
“是的，茱蒂丝。我在1940年春天来到法国，一直在诺曼底。战争开始之后，我听说他的军队来了法国，于是我就留了下来，在乡下给孩子们看病，想着或许有一天，能见到他。”
“一定很不容易吧？德国人来了之后，似乎有一段时间，他们对外国医生驱逐得很厉害，我还见过从康卡勒和圣库隆开过来的卡车，贴着红十字的标志，上面都是被捕的医生。但那位英国小姐当时已经在主宫医院了，所以没有被抓走……”她说到这里，突然意识到什么，好奇地打听道，“拉文德，你后来怎么又去了勒阿弗尔的？”
“我当时在卡昂。”我说，“我听说他的部队要去勒阿弗尔。到了之后，就留在军港，给德国人工作。他们给的工资比法国雇主更高。除了当医护人员，偶尔也给他们做翻译。”
“真不容易。拉文德，你真的很好，很爱他……一个男人，有你这样忠贞的恋人，真是上帝的恩赐！”加布里埃尔太太拿起手帕，感动地点着眼角，“你得偿所愿了吗，亲爱的？”
“是的。但不是在勒阿弗尔，而是在圣马洛。就在这条街上……”我说，“我是在他走的前一天早上抵达圣马洛的。他们告诉我，去葡萄藤街要路过金雀花广场和绣球花街。就在路上，我居然遇到了他……我非常激动！可他看起来像个鬼魂，非常憔悴，满脸都是胡茬。我以为……我以为是因为思念我。原来一切都是我在自作多情。”
“你的脸色真差，拉文德。但你也别太难过，毕竟你的情敌已经死了，不是吗？而且你也不见得是在自作多情。”
她打了个哈欠，脸上堆着笑，显然对自己“层层剥皮，精准下刀”的桃色故事洋洋自得，“你和那个通敌妓女——我当然不是说你是，你是瑞士人，亲爱的拉文德——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医生，又都是绿眼睛，只是你比那个英国人瘦多了，五官也比他们英国人更深邃，所以我才问你是不是德国人。真是不公平，看看你，不幸的未婚妻！那个通敌妓女，她可是被养得红光满面，圆润了不少呢……现在，哪个德国人会傻到选英国人做情妇？所以他一定还是心里有你。她只是你的替代品，一定是这样的。”
我想说她真是个完美的剧作家。短短一个小时，一气呵成的三角关系杰作，达芙妮·杜穆里埃写作《丽贝卡》，那么茱蒂丝·加布里埃尔将著作《艾瑟尔》（更可笑的是，女主角都是英国人）。如果我们出生在几十年前的英国，《珍珠》停刊之前，我会极力推荐她去在那份戏仿旧刊上连载小说。以她把偷情，死亡与邻里传闻编织成一体的天赋，伦敦街头那些爱看桃色故事的人一定会把她捧上天！
但无论如何，没什么比感情话题更能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了。这个难堪而尘俗的故事，成功让我和加布里埃尔太太从“新认识的邻居”，成为“拉文德和茱蒂丝”的关系。我们一直聊到她的丈夫回家，她还热情地向丈夫雷蒙德介绍我，“这是隔壁院子那位军官先生的未婚妻。她从瑞士来的，是位乡村医生。”说完，还对他不停地使着自以为非常隐晦的眼色。雷蒙德刚从工地上回来，身心俱疲，无心应付妻子和女邻居，只死气沉沉地向我打招呼。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关上门之后，无力地顺着门板滑坐下去，中了邪一般，盯着漆黑一片的楼梯口发呆。他不在那里。我却能看见他站在那里吻我，听见他在我耳边压低嗓音说，“该上齐柏林飞艇了，约瑟芬小姐”；我的右手随意地摊开，落在地面上，任皮肤贴着温凉的木地板。没有他的鞋子。我又想起我被捕那天，被我刻意挥到地上的那袋水果，想起在地上撞出一大块伤疤的苹果——那是他最后一次带回这个家的水果。而它们散落在地上……散落在地上……马丁姨夫的小油灯还在玄关，他没有点亮它，很久很久，都不会再有人在我回来之前点亮它……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都让我想哭又想笑。
我喉咙发紧，眼睛发酸，泪腺却仿佛融化在血液里，一点都哭不出来。胃里不停地翻腾着，想吐，但是泪意和酸楚又成为堵在喉口的石头。我像一瓶误被软木塞卡住瓶颈的红酒，满是碎屑，又无法冲破束缚——除非我粉身碎骨。
无论再怎么告诉自己，事情已经发生了，但痕迹早已清清楚楚地刻在这些琐碎里，多少年都无法消散，比墓碑和铭文都更加长久。痕迹会骗人，骗你他还在，骗你他没走，可你再叫他名字的时候，这间屋子里再也不会有人应，除了想象中的视线暂留，只有无声无息，无色无形的空气。
“你听见了吗，维尔纳？”
我随手玩弄着眼镜的镜腿，对着楼梯口那个提着黑色油灯的幻影说，“他们就是这么看我们的。这就是未来的我们，被写进法国的历史，人们记忆里真实的样子……我是不是该庆幸，我没有回到英国？至少我们还没有被记入英国的历史里。真荒谬啊，对不对？这就是最能被这个世界接受的叙事……去前线的男人，死去的情妇，活着的未婚妻。死去的叛徒，活着的医生，一个半死不活的陌生人。亨利说，我们只是相爱。是啊，我们相爱……不过，也好，”我对着那团开始消散的噪点笑了笑，“……至少，他们会承认……承认我们是爱人。Substance over form，还记得吗，维尔纳？死去的英国情妇是我，活着的瑞士恋人，也是我。”
重要吗？以一副肮脏的姿态进入史书，真的还重要吗？所有人都会死。我们的故事会在一代代的死亡中渐渐风化，褪色。当我们闭上眼睛之后，我们将永不知道自己被写成的样子。我太清楚生命消散之后的回响，从停尸间开始，慢慢散布到记得它的人中央——随着最后一个有记忆的人死去，泯灭在岁月的长河之中。但我们当下，依然活着。只要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还爱着彼此，珍藏着彼此，那么死后那些漫长的肮脏，就不再有现实的意义。与漫长的死后相比，短暂的活着，短暂的一生……又有什么是撑不下去的？
至少你回来之前，我的一生还没结束。而在这之前，我能做的，是先让自己不要死。
“瑞士女孩千里追爱，发现恋人找了自己的替身”的荒谬故事，很快传遍了圣马洛，一点点侵蚀着曾经那个属于艾瑟尔·柯克兰的世界。无论是在配给商店排队，还是去裁缝店买布料，只要我出现，总是伴随着骤然的安静，和或幸灾乐祸，或充满同情的目光；有些好事的太太还专门来到绣球花街献花，想借机看我一眼，我也并不避讳——恰好可以验证我的伪装是否合格。
“喔，眼睛的颜色是有点像。但柯克兰医生可从不会穿这么艳丽的衣服。”
“毕竟是剑桥郡的庄园小姐出身，和马丁太太一样。即使马丁太太是舞女，走路时也总是有一股得天独厚的矜贵气质……庄园主的女儿和乡下丫头还是有区别的。看这姑娘巨大的眼镜！比她半张脸都大。又笨又重，怪不得男人会被人抢走。”
“她出来泼水了。总感觉水桶能把她的腰坠断！没有男人和面包滋养的女人……她的鼻梁很高，脸型也更精致，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只可惜……男人们总对死人念念不忘，啧啧。”
我从来不反驳她们的说法，有时候还惺惺作态地做出一副擦眼泪的蠢样子，然后仓皇地躲进房门。
菲利普当然也听到了这个故事。也因此，他假扮成油漆工，专程来绣球花街找我。
一进门，他就气冲冲地质问我：“拉文德，你是不是疯了？我是不是告诉过你，圣马洛还有盖世太保？你怎么还敢和‘她’扯上关系？”
我没接话，只是把柜子里的饼干罐拿了下来，慢悠悠地打开。
“要吃些布列塔尼饼干吗？甜食能够使人觉得安慰，菲利普。”我说。
“你居然还有心思吃饼干？”他生气地说道，“你知道外面都传成什么样子了吗？我一再告诉你，小心行事！你这是把脑袋往盖世太保的枪口上堵！如果你再出事，上尉——”
我把手里的饼干罐在流理台上重重一放。
“菲利普。”我说，“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我觉得这个叙事很好——这是我在人们口中真正的样子。你明白吗？你不能控制人们的嘴巴和脑子，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而现在，至少他们按照这个离谱的故事在走！茱蒂丝和护士们说我是通敌妓女，而你的阿尔芒娜，她认为我只是个陷入爱情的女人。而从拉文德·比尔肯贝格被写在公函上的那一瞬间起，”我摩挲着手里冰凉的铁皮罐，“……很多事，已经注定要发生了。我不怪你，我也没资格怪你，但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没有阻拦我冠他的姓氏。”
屋内静得只剩下门口的鲜花被吹动时，簌簌的声响。天空低垂而灰暗，乌云滚滚地在天边涌动，仿佛一层层裹挟着哭声与号角声席卷而来的硝烟。玄关的光线聊胜于无，菲利普的脸几乎都被晦暝的阴影吞没。他拿着油漆桶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半晌，我翻出一块尚且完整的饼干递给菲利普。菲利普接过去，放在嘴里，闷闷地嚼着。
“有文件需要翻译吗？”我说。
“有。”菲利普说，“一些防御工事的图纸，用微型相机拍的，几个人连夜画出来。宵禁之前，我会过来拿。”
“知道了。”我说，“送去哪里？”
“伦敦。”菲利普擦擦嘴角的饼干渣，“上尉……没有寄信过来吗？十天了。”
“寄过两张明信片。”我说，“一张是雷恩的，2月16日的邮戳，但2月20日才寄过来。一张是巴黎，2月17日，但送过来时，已经2月23日了。真是慢得可耻，简直比颅内感染病人的病程还长……如果我可以，我宁可自己去那些地方的邮筒翻，而这都将比邮政系统更快……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在莫斯科了。”
“毕竟是战争时期。民用邮政的优先级远低于军用邮政，他又是军官，尤其他身上背着处分……很残忍，但是东边的信件只会更慢。”
“我知道。”我叹息着说，“Natürlich weiß ich das…”
“Tante Lavande？”
塞巴斯蒂安的声音将我从那条漫长而迟滞的邮路上拉回。我回过神，少年细瘦的手指正指着书本上一处划了线的地方。他已经十四岁了，但声音还没完全变粗，尚且有些发哑，身形也比战争开始之前的同龄人更加瘦小，单薄。不同于母亲的聒噪，塞巴斯蒂安性格更像他的父亲雷蒙德，沉默寡言，但是富有自己的思想。我曾经在他的书桌上见过《人类报》的剪报。
“抱歉，塞巴。”我说，“怎么了？”
“这里，为什么不是‘Natürlich ich weiß das’？”
“因为在德语主句里，动词必须在第二位。”我说。
“好吧。”塞巴斯蒂安耸耸肩，“我总是记不住这个。但我想，如果我说‘Natürlich ich weiß das’，那些德国人也能听懂。事实上，我们只需要几个词就可以了解他们的世界：Kartoffel（土豆）、Arbeit（工作）、Geld（钱）以及verboten（禁止）*。这四个词足以让爸爸在工地上成为卓别林那样，在大马路上挥舞着旗子的工头。”
我们两个都笑了。正当我们准备继续下一篇作业的时候，楼下传来了加布里埃尔太太的声音：
“拉文德！”她大声喊着，“快下来，是邮递员！邮递员来送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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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Richard Vinen著《The Unfree French Life Under the Occupation 》中，一位囚犯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