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 Tu es ma rive》安洗非

32、第三十章 尽管我

　　尽管我与维尔纳的这次争吵，以足够温暖美味的土豆栗子浓汤和苹果热红酒暂时画上休止符，但柔软绵甜的口感并不足以让积压在我胸口的不适消退。我很清楚，它的结束是因为我不合时宜的眼泪，和他恰到好处的安慰（我更愿意称之为哄骗），并不代表问题真正被解决。
　　但我们都知道，至少今晚不该再吵下去了。
　　饭后他在厨房里刷碗，我则盖着他的制服大衣，窝在沙发里接着看书——因为先前激烈地吵过一通，维尔纳又时不时从厨房跑过来亲亲我，等到我们终于睡下，已经过了十点钟。我背对着他，靠在他怀里；他抱着我时，总是很快入睡。那些不曾说出口的疲惫在这种安静的时刻，喧嚣地通过他的呼吸声，钻进我的耳道，充斥着胸腔。我凝视着黑暗中床头柜充满噪点的轮廓发呆，脑子里一片混乱，第一次不知道明天我们醒来之后会面对什么。
　　恰好在此时，维尔纳在梦里呢喃我的名字。
　　我应了一声，轻轻握住他的手。
　　就算世界在此时此刻毁灭，也至少有一件事不会变——
　　我们相爱。
　　这个证据充分的结论让我胸口的疲惫散去一些。但疲惫之后，却又生出一种幸福，忧伤，又恍惚的状态。我合上眼睑，一个月前的记忆如同被风掀动的雪沫般漂浮起来，维尔纳在玫瑰色的天空下吻我……那个夜晚，我第一次叫出维尔纳的名字时，它在我舌尖滑过时，雨水与琥珀珠的质感……
　　现在，我正穿着整齐地站在晨间微温的走廊里，听着维尔纳在楼下厨房忙碌的声音。走廊里飘着樱桃甜酒和燕麦粥的甜香味，温馨得令人昏昏欲睡，仿佛战争已经结束。
　　腰腹部窜上来的一丝疼痛让我清醒过来。
　　我从盥洗室出来时，维尔纳还在厨房忙碌，他正在将燕麦粥倒进瓷碗里。随着他的动作，油灯的光在他由银线编织作的肩章上炫目地流泻着。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而温柔。
　　仿佛他真的只是我的爱人而已。
　　“早安，亲爱的……”
　　他抬头看我——当时我正在将他送我的那条蓝围巾围在脖子上，以至于他愣住了。我身上的米白色大衣是玛德琳姨母的遗物，一直放在我房间内；而我常穿的另一件外套此时正挂在门边。那双如水的蓝眼睛难以忽视地漾起微波。我知道他察觉了。但我没有解释的意思，只是放下手，搭在门口的提包上。燕麦粥的香气更加浓郁地笼在我与他之间，樱桃甜酒的香气不在这里，在客厅，更准确的说，在燃烧着的壁炉上。
　　“你真美，艾瑟尔。很适合你。”
　　维尔纳弯起嘴角，走近一点，捧起我的脸吻了一下。
　　“早安，维尔纳。”我在他掌心里回答，“……我总觉得像羊毛做的白大褂。是姨母的衣服。”
　　“像油画里的女郎。”
　　他摩挲了一会儿我的脸，转过身去，盯着还在冒热气的燕麦粥。“一定要现在就走吗？”他问。
　　“已经没什么事了。医院里还有很多事……亨利一定忙得像个陀螺。他年纪又大……对了，今晚我可能会值夜班。亨利他……”
　　“我知道了。”
　　维尔纳少见地打断我，熟稔地从一边拿过我的金属饭盒。
　　“……再等我二十分钟，不，十分钟。就十分钟。我给你准备些其他的……方便携带的东西。”
　　“抱歉，亲爱的。我今天……我今天想吃医院食堂的午餐。很久没吃过了。偶尔也……”
　　我犹豫了一下，低声说。
　　他拿着饭盒的手僵住了。背对着我，一言不发。粥的热气已经不复刚出锅的浓郁，渐渐稀薄如磨损的纱。
　　“Gut.”半晌，他说，“Gut...Ich verstehe.”
　　“抱歉，维尔纳……”
　　“这有什么值得抱歉的。”他苦笑了一声，却始终没有回头，“没关系。偶尔……也需要体验些不一样的事，不然会……我理解。”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直到他轻声问：
　　“那明天呢？”
　　我没回答，只是拿起提包，逃也似地出了家门，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浸泡进幽蓝的晨光里。门关上的瞬间，我好像才学会该怎么呼吸，仰起头，长出一口气。冬日寒冷的气息灌进肺部，一路落进胃里，让它剧烈地翻搅起来。加布里埃尔太太正好这时提着空篮子出门，看到我的时候，眼睛里射出心虚而惊讶的光——又有些隐隐惧怕：像是看到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怪物。
　　我没有理她，装作没看见她手中长长的配给清单，面无表情地绕过她，往主宫医院的方向走。

　　走进医院的时候，时间尚早。走廊里医护不多，但已足够我敏锐地察觉到——有些人看着我的眼神变了。他们在走路的时候绕开我，或者在路过我身边的时候下意识地闭嘴。
　　他们或许依然信任我的手术刀，但不再信任握着手术刀的我。
　　这些反应我早有预料，毕竟一个当着所有人的面被盖世太保带走的英国医生，关押不到72小时就被完好无损地释放出来，并且还被冠上了一个代表“纳粹德国固定资产”的形容词——这一切确实戏剧得让人恐慌。也有些人可怜我，在我身后小声说，“还不知道是谁举报她”，“她憔悴得像死人”，“总好过死在里面”……我装作听不见，像只是刚值完夜班，平静地去医院食堂吃早餐。
　　冬日冰冷的阳光透过医院的高窗，落在走廊里。
　　站在食堂门口的时候，我盯着那道打开的门。奶油黄色的木门上同时漆着陈旧的红十字和崭新的万字符，德国人总是喜欢定期维护这些虚无缥缈的符号。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食堂了——虽然我本来也不喜欢集中用餐，但恋爱之前，偶尔我来不及做饭或者回家的时候，也会选择这里。
　　用一句矫揉造作的话来形容我的心情：
　　门里是过去没有维尔纳的世界，而我正准备回到那里。
　　直到一只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
　　熟悉的力道——是我的法国父亲。
　　“早上好，孩子。你来了。”
　　“早安，亨利。”
　　我转过身，看着亨利，对他抱歉地笑笑。“我觉得好多了。今天醒过来之后……就赶紧过来。你这几天一定很累。”
　　“还可以。这些天手术不多。德国人把他们的军医派过来了。”亨利满不在意地说，“走吧，我的女儿。你脸色看起来好多了，今天我就安心回家睡大觉去咯。”
　　我笑笑，跟着亨利进入食堂。
　　站在他身后的时候，我才发现，亨利的白发比我那天晚上在探照灯和玄关看见的，要多得多，连绵却又斑驳，像山上最难融化的那片雪，一大片一大片地落在枯萎的林间。但他今天的背脊挺直了一些。蓝色的衬衫领子翻起来一点，我抬起手，为他轻轻捋平。亨利回过头，对我慈爱地笑笑，把餐盘顺手递给我。
　　我突然想起了我不苟言笑，却永远会对我说“欢迎回来”的父亲。我没有为他整理过衣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亨利一般，两鬓斑白。而在意识到这件事的那一瞬间，我忽然开始讨厌我自己。而这也是我在与维尔纳相爱之后，唯一一次想放弃这段感情——在我意识到我已经忘记去联系我的亲生父亲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些想哭。
　　有几个宪兵也在食堂用餐，看见我的时候，笑容立时意味深长起来，小声讨论着什么。我隐约听见了维尔纳的姓氏，不自主地捏紧了托盘，连忙偷偷看向亨利——但亨利却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只示意我们换个角落里的位置用餐。
　　虽然我知道，亨利大概率已经察觉了我与维尔纳之间的异常——我的心还是怦怦乱跳起来。那晚他送我回家时，维尔纳看我的那一眼，又怎么可能瞒得过去？
　　亨利把他的香肠切开一半，叉到我的盘子里。
　　“你的运气不错，孩子。这个头衔来得非常及时。”亨利说，“22日发布了新的法律，继续收紧国籍许可，连父母的国籍都要审查。再过一个月，又要上报外国医生名册了。如果没有这个头衔，不一定能保住你的行医资格，但现在，没人敢把一个党卫军上校亲自认定的‘外科专家’从医师名单里除名。”
　　“克劳斯·乌尔曼？”
　　“是的。他亲自致电主宫医院，对你表示认可。监察官因为太震惊，不知道怎么回答，被他在电话里大吼了一声‘sofort’*，隔着听筒都能听见——他吓得碰掉了咖啡杯。”
　　“是很出人意料。怪不得他们今天看见我，都像看见怪物似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23日下午。”
　　“喔。”
　　我“啪”地切下一片香肠，放进嘴里。
　　“那时我正在被一个党卫军威胁，要废掉我的手。”虽然我知道不该将这种话倾诉给一个老医生听，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他的姓氏是格斯纳。可惜，名字我忘记了。不然我会写信给红十字会控诉他的行为，即使那只能被称之为发泄情绪。”
　　“真是个蠢货！”亨利愤怒地说道，“一百双土豆的手也比不上我女儿的一双手宝贝。我女儿可是能做开颅手术的医生！”
　　我笑出声来。有几个正在捣烂土豆的德国士兵立刻停下了手，向我们的方向探头探脑，一脸茫然无措的表情。我们说的是法语，而我相信，他们只听懂了其中的“土豆”。
　　很快，叉子捣烂土豆时，尖部碰撞盘底的声音又响起来。我愉快地与亨利碰杯。
　　“谁说我没有法国父亲？他是布列塔尼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我笑着说，“明年上交外国医生名册的时候，该用这个理由驳斥他们。这和我的亲生父亲是英国人并不冲突。对了，新法律发布的话——鲍威尔医生怎么办？”
　　说到这里，我收起笑容，“我记得他的父亲是从朴茨茅斯来的。刚来医院的时候，他还称我们是半个同乡。但他在法国出生，父亲也入了法国籍，所以上次没有将他除名。”
　　“不好说。”亨利回答，“还记得年初的时候吗？医委会拒绝了一批外国医生的许可，即使他们已经入法国籍。来自罗马尼亚的亚布拉姆医生写信告诉我，他被医委会除名了——在上一场战争中，我们是战友，他还得过荣誉奖章*。1936年，他就加入了法国籍。知道这个消息时，我非常震惊。”
　　“他们本来也要将我除名，亨利。是你和院长先生的推荐信，还有那台开颅手术，让我现在还能坐在医院的食堂里，和你一起吃早餐。没有你的指导，我一个人，绝对不可能让那位老父亲再次见到他的女儿……”我抬起头，看着亨利的眼睛说，“另外……比起一个父亲是法国人的犹太医生，德国人宁可选择一个孤身一人的英国女人给他们治病。他们随时可以抓走我，且不必承担任何叙事。说到底，不过是偏见的排序。”
　　“你总是这么说，孩子。是你自己争取到机会的。”亨利说，“我当时已经让那家人准备后事了。是你的坚持，让我们一起创造了三个月的奇迹。”
　　说完，我与亨利却陷入沉默。我盯着已经不再冒热气的戈代尔汤*。实际只是普通的鱼汤，至少医院里不会有穆斯卡德酒，但厨师还是在牌子上写着“戈代尔汤”。事实上，比起圣马洛，洛里昂并不会带来更加轻松的心情；只有让人心碎，和更让人心碎。“这里沦陷了，那里也是。”
　　收餐盘的小工在唱一首我没听过的歌。
　　“比起那些事，其实我更为你高兴，艾瑟尔。”终于，亨利开口，温和地说，“虽然你掩饰得特别好，但父亲对于女儿的恋情，总是敏锐的。女儿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我没有说话。
　　“那天我知道你和他在那个小屋里，所以我一直在外面悄悄守着，刻意支开了凯瑟琳。这种事在占领区常有，但我相信我的女儿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亨利说，“那之前，关于他，我打听过一些，但你毕竟没谈过恋爱，所以我还是心里不踏实。游行那天，他来医院巡查，我找理由把他叫到了我的办公室。”
　　“面试？”我脱口而出。
　　“算是吧。时间不多，我与他没聊几句。不过，我看得出来，那孩子不错……这次的事，本来我为你写了请愿书，但那孩子自作主张，拦下了它们。在你出来的那天，他过来通知我去接你，我才知道……他说我是你的亲人，而你一定宁可死也不想连累我。我逼问之下，他只能将他所做的一切和盘托出。年轻人的心思，在老人们面前总是瞒不住……”亨利说得缓慢，几乎是字斟句酌，“他提起你的时候，好几次红了眼圈。他说你一直对你和他之间的事情极其内疚，负罪，说是他引诱了你，求我不要责怪你……”
　　我眼眶又开始发酸。
　　但许是这两天哭得太多，眼睛又干又肿，什么都流不出来。
　　亨利叹了口气，对我露出一个慈爱的笑容，然后低下头，闷头切着餐盘里早已凉透的食物，一边切一边说：
　　“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你该知道这些。很难得的一个孩子，能看见你为他付出的一切，心里眼里都是你……艾瑟尔，他总有一天要离开法国，回他的国家去。如果那时你愿意跟他走，就和他走吧。”
　　我骤然一阵心悸。端起碗时，清楚地看到两颗眼泪落进汤里。我抽了抽鼻子，埋头吃饭。亨利体贴地没抬头，装作没发觉我在哭。
　　食堂里的人已经在变少，逐渐明亮的光线让室内温暖起来。用餐之后，亨利又与我一同回到诊室，交接好工作，方才离开。期间凯瑟琳也按时来到了诊室，热情地与我拥抱。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轨上——除了我与维尔纳。
　　白天我又开始像被捕前一样工作；忙起来的时候，没人在意那些异样的眼光，和私人的情感问题。一天就这样在忙碌间，匆匆地过去，连午间我都在忙于整理堆积的病历——直到傍晚下班，我与凯瑟琳告别，又完成今日的夜班查房。
　　诊室和走廊内归于平静（相对于白天而言）。
　　而亨利说的那句话如同终于见到缝隙的湍流——它自海底深处争先恐后地跃出海面，一遍又一遍地拍打着我理智的堤岸：
　　“他能看见你为他付出的一切……”
　　它似乎提醒着我什么。
　　除了我自身对于叛国者的挣扎之外，他的质问也诱发了我一直没有想过的东西——如他所言，作为医生的我，尚且能够以人道主义为保护壳，用救助行为对我的国家赎罪——但他，是军人。
　　一个对国家的精神洁癖远高于其他职业的军人。
　　哪怕这并非他真实向往的职业，但他从小接受的贵族教育，结合他所成长的，以普鲁士军国主义为传统的社会环境，注定他在穿上军装的一刻起，就将灵魂彻底上交给他的国家——而非某个人；他可以拒绝希特勒，但他无法拒绝我。而我无法拒绝希波克拉底誓词，且我可以因此无条件拒绝他。
　　或许他一直比我的内核更加撕裂。
　　当月光洒落在海面上的时候——大海可以为月光忘记自己体内掩埋的残骸有多么冰冷，即使月光将它们照亮得无所遁形。
　　维尔纳年长我三岁，生于1912年，恰好处于那个许多德国人不愿回忆与承认的“失败”年代。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刚好六岁；在我们第一次正式地共进晚餐时，维尔纳告诉过我，他的父亲是一战老兵。我推测他很可能出身于普鲁士军官世家（初识时他曾告诉过我，1927年他们举家去伦敦游玩）。我们恋爱这些时日以来，他不曾对他幼年的经历多加渲染，但从他寥寥的描述，已足够推演出他曾经历过的——一个姓名中带着von的贵族少年，亲自为重病的母亲煮汤，对妹妹的生理现象了如指掌，自发承担照顾者和家长的角色……即使他的生活条件远优于我治疗过的难民和如今的法国平民，他的少年时代也不可避免地在战争与战后的阴影中度过。
　　他对战争与杀戮的厌恶，并非源于追求欧洲和平的宏大叙事，而是源于最微不足道又代价最大的东西——一块价格高昂的面包，一口能救命的餐食，一点能为妹妹清洗床单和衣物的皂粉，或是那些连金钱都无法买到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人在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自然不会有心情去关心政治，除非它与生存本身有关。他对无辜者和家庭的关注都与此密不可分。
　　除此之外，维尔纳洁身自好，博览群书，喜爱歌德与雨果，且后者更甚；而且他亲眼见证过自己的亲人被战争剥夺人生的全过程，一个考入柏林大学法学专业的优秀女性，是如何被战争逼迫着放弃律师梦，站在面包店的烤箱前，而不是法院的辩护席前，将满腹的法条和判例，尽数揉进面粉与砂糖里——也因此，他并没有被军国主义彻底侵蚀良知，剥夺人性，且对此造成的恶劣后果痛心疾首。但就像长期置身于海边的白桦树，即使不曾被潮气浸透内芯，海水的气息也总会日复一日地渗入树皮之中，与之无法剥离，除非将那些外皮尽数砍去。所以他尽管不认可希特勒，却无法不认可他从小生长的德意志；他不认可个人将国家视为刀俎的行为——所以他一边穿着效忠于国家的制服，一边用制服擦去刀刃上无辜者的鲜血，哪怕他只能擦去极其渺小的一滴。
　　他为德国赎罪；也向德国赎罪。
　　而我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因为爱我，维尔纳任他的战友在我手下或者因为我死去，而我来自他们的交战国。即使他说战争和每一个德国军人都有关，但这反而更深刻地证明：“敌国女人”和“战利品”从来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标志着，除非他把我亲手送给他们的军队，否则他永远不可能再真正地忠于德意志。
　　这对一个士兵而言，是毁灭性的。
　　而我从来没想到过这点。我似乎从未真正地站在维尔纳的位置上，为他思考过，而是下意识地将自己置于“情妇”这个自带贬义的道德洼地中，将他的善意，他对自己的制裁（包括爱上我），视为理所应当；我沉溺在甜蜜的爱情与苦涩的负罪感中，习惯了他的消耗，他的疼爱，他丈夫般的姿态。但即使跳出伴侣角色的责任与义务——我作为医生，习惯了站在这个职业天成的道德高地上，挥舞着人道主义的大旗，高喊“国家是人组成的”，乃至于我忘记了，对于士兵来说，国家是人的组成——且他们别无选择。
　　我每天都在计算我承担了多少道德负债；我却从未想过，它借方的“Expense”，是维尔纳的道德观与价值观。负债可以通过支付代价来清偿，但费用一经计提，就是实打实的代价。
　　——我才是更为自私且卑劣的那个人。

　　正在想着这些事的时候，我诊室的门突然被敲响。阿尔芒娜毛茸茸的脑袋探了进来，珍珠灰色的眼睛分外惊喜地看着我。
　　“我可以进来吗，柯克兰医生？”
　　“当然。”我对她笑了笑，“今天夜班吗，阿尔芒娜？”
　　“本来不是，”她提着一个小布袋进了屋，压低声音说，“上午我听说您回来了，而且今天值夜班，就和其他护士调换了一下。午休时我回去告诉我姐姐这个消息……我们为您做了些简单的小点心。”
　　“太谢谢了。”我说，“她总是这样体贴。先生的恢复情况如何？”
　　“非常好。”阿尔芒娜说，“已经能够下地干活了。他们特别感谢您。”
　　说到这里时，她的目光有些闪烁，似乎欲言又止。
　　我会意地指了指上次我与维尔纳藏匿的储藏室。我们关上诊室的大灯，又给诊室的门留好缝隙，方才进入储藏室，用装满绷带的箱子抵住门。
　　“说吧，阿尔芒娜。”我做了个压低声音的手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吗？”
　　“不是。”阿尔芒娜摇了摇头，“只是门外总是有德国人，隔墙有耳，有些话不方便在诊室里说。这次您遭遇意外，我与塔玛拉曾和组织提及，是否可以联系您的男朋友，为您做些什么……可惜，我们被拒绝了，伊萨克警告我们不许轻举妄动。喔，您放心，我们只是说他是您的房东，之前为您说过公道话。”
　　“谢谢。”
　　我站直身体，对她微微弯膝。
　　阿尔芒娜脸上一红，显然对我的郑重有些不知所措。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耸耸肩，“谢天谢地，您平安无事。我大致听说了一些……果然，阿芙洛狄忒总是保佑相爱的人们。我们知道您不是那样的人，但有些人对于Kriegswichtig的定义非常武断。又不是家里住着德国军官的人都是坏人……啊，说远了。柯克兰医生，我今天来……其实是想问您，您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伊萨克不让我来，他说您不会答应。但塔玛拉支持我来试试。”
　　“我确实不准备答应。”我说。
　　“为什么？”阿尔芒娜显然非常失望，“可是——”
　　我突兀地打断了她，“阿尔芒娜，你说的‘有些人’，就是伊萨克吧。”
　　阿尔芒娜张了张嘴，好一会儿没说出话。
　　半晌，她才慢慢地说：
　　“您怎么……猜到的？”
　　“言多必失，阿尔芒娜。但我可以继续提供帮助。这层纳粹的保障……有些事，反而比过去更加宽松。”
　　我垂下眼，倚着身后的洗手台。瓷砖的裂纹不堪重负，发出一声清脆的呻吟。阿尔芒娜局促地搓着自己的护士袍，表情落寞，显然对我干脆利落的拒绝非常受伤。
　　我脑海里再一次清晰地回响起亨利医生的话，“他能看见你为他付出的一切”，以及空袭那夜，维尔纳在我耳边说的——“你和他们除了国籍，没有任何关系，对吧？只要你没加入他们，一切就都有余地。”
　　虽然——我所做的很多事情，本质上已经和抵抗者没有区别。过去我不肯加入抵抗组织，一是因为我贪生怕死地保持中立，另外一点则是：我不配与真正的爱国者并肩同行。从伊萨克对我的不信任，即可窥见一斑。现在，则还有维尔纳的缘故。维尔纳用他自己为我提供了担保——即使纸面上只是医疗行为层面的担保，我和维尔纳的名字，在纳粹的系统里，也已然被视为利益共同体。如果我被查出和抵抗组织有联系，必然会给维尔纳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好吧。”阿尔芒娜叹了口气，挫败地说，“但……如果您什么时候愿意的话，可以随时告诉我。我有一位上级，或许会愿意给我机会。另外，柯克兰医生，您男朋友……一般在哪个区域或者街道执勤？”
　　我一愣，随即不好意思地笑笑。
　　“不是我不信任你，阿尔芒娜，而是他从不告诉我这些。我们很少聊这些事……你有什么事情吗？”
　　阿尔芒娜低下头。
　　这一次，她沉默了许久，似乎在思考什么，最后开口的时候，显然有些紧张。
　　“请您转告他，近期注意人身安全。”她说，“虽然不是我们亲自做，我们通常负责掩护，那些高傲自大的男人们总是觉得，女人们该在后方……我只能告诉您，最近有些游击队伍在计划对德军进行报复行动。尤其在一些德军士兵聚集的地方，比如金雀花广场，最近他最好不要去……其他的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
　　她是一口气说完这些话的。
　　然后，她深深地低下了头。
　　我看着她剧烈起伏的胸脯。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正在把一些不该透露出来的东西，冒着可能会诱发流血的风险，告诉一个不被组织信任的德军情妇。而这一切，仅仅出于我们救过他们；一种对抵抗者而言致命，对普通人而言纯粹的信任。
　　复杂的心绪在我心头缓慢升腾。
　　被爱国者们否定的落寞，被承认善意的欣慰，作为伴侣的责任感……
　　“亲爱的阿尔芒娜，谢谢你的好意。等我下夜班回到家，我会第一时间转告他。”我回答。
　　对话已经没有必要再秘密进行了。我和阿尔芒娜推开门，走出储藏室，再一次点亮诊室的灯。但阿尔芒娜并没有立刻提出离开诊室，只是坐在凯瑟琳的位置上，涨红着一张杏子般可爱的脸，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有些不解。但出于年长者安抚年轻者的本能，我还是拍了拍阿尔芒娜的肩膀。
　　“怎么了，孩子？你好像还有心事。”我说。
　　“柯克兰医生，说起来您可能会笑我，”说到这里，她的脸更红了，“我特别爱看爱情小说。”
　　“比如？”
　　“《理智与情感》。”
　　“嘘。那是禁书。”
　　“我其实是在想……柯克兰医生，你们相爱，且没有利用这份爱去向任何人扣下扳机。只是两个人，两颗心，两个灵魂在靠近，却因普通人无法掌控的决定与选择，而被阴差阳错的定义成背叛者……这真的公平吗？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现实平平无奇，所以不配被承认。”我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只有集体疯狂和宏大叙事才配被在意。不会有人记得，这一切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托起来的……人们讴歌英雄，批判战犯，唯独不会有人为作为牺牲品的普通人哭泣。这大概就是爱情存在的意义吧……在悠长的岁月之河里，爱人是属于彼此的史书。”
　　“战争扭曲了一切。”她小声说。
　　“是啊。”我摸了摸她的头发，“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我恨战争。虽然，如果没有战争，或许我永远都不会遇到他。”
　　阿尔芒娜垂下眼睛，声音压得更低了。
　　“那您……后悔吗？”她问。
　　“不。”我没有片刻犹豫地回答。
　　“即使他们说这是错误？”
　　“他是我犯下最正确的错。”我说。
　　说完这句话，眼前却有些模糊了。
　　我想——大概是海雾穿过玻璃，不小心吻上了我的眼睛。
　　那晚我没再见到阿尔芒娜。点心盒子中是几片薄煎饼和一块司康饼，煎饼有些发苦，司康饼却很地道；我吃完自己的部分，将给维尔纳留下的部分放在旧纸盒中，又将食盒清洗干净，往里面悄悄塞了二百法郎。在值夜班的过程中，我去过两次妇产科，意图亲手交给阿尔芒娜，却并没有在护士站看到她的身影，另一位夜班护士睡眼惺忪地说没有看见她。
　　彼时的我只以为她是去了其他的病房，或者去急诊区帮忙，全然没有想到其他的可能，于是我收起食盒，回到诊室休息，准备第二天早上回去对维尔纳剖白我的想法和歉意。而这一念之差，却仿佛棋盘上走错一步的棋子，又如同一块错误位移的弹片，从此将我与维尔纳生长在罅隙里的爱情故事，彻底推入一条脑脓肿爆发前般，看似完好无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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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ort：来自电影《猎杀T34》中克劳斯·耶格尔训斥下属的台词。
　　*亚布拉姆医生确有其人，出自Marc E. Gentili《The Council of the Physicians Order (SCO)from Ille et Vilaine (Fra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中的记载
　　*戈代尔汤：出自《Cuisine populaire de Bretagne》，为洛里昂地区特色汤品，所需食材包括：香草、洋葱、2个青蒜头、4瓣大蒜、欧芹、细香葱、各种调味草本、1根韭葱、1个胡萝卜、3/4杯穆斯卡德酒、柠檬汁、3颗丁香以及各种香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