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你为岸 Tu es ma rive》安洗非

22、第21章 我和维尔纳

　　我和维尔纳的这场别扭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我们两个笑过去了。尽管我们之间争吵的本质原因，并没有被真正意义上的触及——我清晰地知道它是什么；他也一样。我们为此无可奈何，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改变，所以干脆默契地不再提及。
　　战争还在继续。英国对德国的空袭越发频繁和激烈，德国为此焦头烂额；国防军的冯·赖歇瑙元帅带领军队占领了哈尔科夫。“迪特里希也在哈尔科夫。他非常不喜欢我们那位元帅。”一次饭后闲聊时，维尔纳与我聊起迪特里希，“他已经去苏联快一个月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但阵亡名单里目前没有他的名字。那家伙，从小就是个爱哭鬼。”我们很少谈论前线相关的事情，但在他的延期驻防申请获批之后，偶尔我们也会提起迪特里希。
　　生活也还在继续：我还是每天围着德国人的颅骨和腰椎打转，在死亡报告和用药记录里钻空子，和军官与监察官们打机锋；维尔纳则一如既往地悄悄接济难民，在巡查中放水，尽可能给被抓的爱国青年写文书，继续做体制内那颗占位但总是走偏的“废棋”。但这些只是表象；维尔纳和我聊起这些事时，自以为掩饰得很好，实际笑容里总带着歉意和言不由衷，即使是我生日那天，他提着干果蛋糕进屋的时候，看起来都有些心不在焉。我试着和他谈谈，他只坚决地摇头说，“这改变不了什么。”
　　德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认死理——我领教过，所以我也不强迫他，只叹了口气，把他紧紧揽进我怀里，不时亲亲他的头顶和额头。他在我怀里时格外安静。但我心里大概明白，我把他眼圈说红的那番话，余震和余痛犹在。
　　我与他之间这种暗流涌动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啤酒馆政变纪念日。
　　那天圣马洛发生了青年运动和抗议活动。*
　　混乱到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正给维尔纳缝衣服。是他的一件备用旧制服，前几天更换盥洗室门锁上老旧的木栓时，不慎被钉子划烂了袖口，好在没有伤到手。他本来想将那件制服交给军需官，理由是，“我第一次杀波兰战俘时穿的就是这一件……即使那不是我自愿而为。我不能让你亲手替我缝补它，艾瑟尔，这和穿着它拥抱你的含义不同。”他说这话的时候，站在盥洗室门口，深深地低着头，仿佛神话中无法被宽恕的西西弗斯；他背负的罪行则是他的石头，在每一次回忆起来的时候，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只不过西西弗斯不会忏悔，而他则会一次又一次往他自己的心上开枪——当然这不能修补那些战俘身上的弹洞，也不能把他们的魂灵用枪声唤回来。它甚至不可能会被认为是哀悼和纪念；大多数，绝大多数人——会称之为“伪善”。
　　我起初确实答应了他。那天晚上的维尔纳异常沉默，把工具放回工具箱里时，都在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响；连穿着白衬衫站在客厅门口，都久违地露出初见时那般，犹豫不决，保守胆小的姿态。直到我走过去牵起他的手，和他一起上楼，又被他在卧室门口紧紧拥抱住。“我有罪。”他抱着我喃喃，“我爱你，艾瑟尔。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但我……我从来没忘记过。我渴望宽恕，但我不求宽恕。我从不希望你因为爱我而宽恕我。你相信我吗，柯克兰医生？”
　　“我相信你，维尔纳。”
　　我抚着他的背脊说。隔着单薄的棉布衬衫，依然能触碰到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些许印记。它们粗糙，鲜活——却也代表记忆，杀戮。
　　那天后半夜，维尔纳睡熟之后，我还是悄悄溜进他的卧室，拿走了那件制服。我知道他肯定会发现，早就准备好了理由：刺绣是我们英国人打发时间的一种优雅方式。但维尔纳却一反常态，并没有问我原因，只是默默地为我做好早餐和午餐，并在临走时告诉我，因为占领区的指挥部要举行内部纪念仪式，他今天会晚回家，我需要自己进厨房解决晚餐了。
　　“自从我参军，我就无比反感这件事。我不愿向那个人鞠躬，艾瑟尔。但我还不想像那些良心犯*一样死在断头台上。其实，他们更值得我们鞠躬。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
　　早上送他出门时，他这么对我说。自从我们确定恋爱关系，他还是第一次和我明确地说出他对那个大独裁者的态度。但我所在的位置注定我不被允许表态。我能做的，只是给他整理好衣领和帽子（这个调皮的笨男孩！他居然又戴偏了！），与他吻过后，各自开启忙碌的又一天。
　　Anyway，这场别扭，至少到现在为止——算是暂时翻过一页了。Temporarily...
　　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咬断线头，把那件制服叠好。胸腔里却不知怎么，并不觉得轻松，反而尽是抢救失败后，余下的沉闷回响。
　　突然远远地传来口号声和脚步声。
　　我匆匆上楼，拉开窗帘的一角，悄悄查看外面的情况。我看见年轻人们——看起来是当地的学生——他们穿着蓝白红三色的衣服，举着画有红色“V”字和“我们要自由”，“纳粹主义滚出欧洲”的条幅，高唱着《马赛曲》在圣马洛的石路上游行。
　　“占领军滚出法国！入侵者滚出法国！”
　　“保卫法兰西！”
　　“将法西斯入侵者赶出欧洲！”
　　其中也有许多女性示威者，她们高呼着，“把我们的丈夫还给我们！”“孩子们快饿死了！”其中还有孕妇——她们的丈夫或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捕入集中营的犹太人，或是被德国人抓走修筑防御工事，从此再也没回来的劳工。
　　——自从德国人占领圣马洛，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民众们对此持有消极态度者居多；伤亡经常会带来更多的报复性屠杀，这也是我那次救下维尔纳避免的一项间接后果。当然，法国民众也不会帮助德国人追捕抵抗者。
　　我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带好夜间通行证——像我每一次遇见这种事时那样。
　　通常而言，游行的混乱也是抵抗者和法共行动的重要掩体。而我的白大褂只有在医院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我必须要去。
　　即使在世界眼里，我的逆行，如今已不足挂齿。
　　我们不一定被需要。
　　但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在。
　　推开门时，秋日淡白色的湿雾将我笼罩。被剪成V字形状和画着V字的纸片仿佛雪片，扔得满地都是。我家的院子里也飞进来一本宣传册。
　　我换了另一条没人的路，匆匆向主宫医院赶过去。走了一段路后，我远远地听见宪兵的靴子声和军车的声音，连忙躲进巷口。
　　前方传来一阵乱枪声。
　　德国人开枪了。
　　军车的轰鸣声，许多人凌乱的喊声，带着脏话的德语一起乱糟糟地灌进耳朵。游行队伍开始四散奔逃，有几个带着伤的孩子跑进我藏身的小巷，或诧异或恐惧地看我一眼，又迅速往前跑过去。枪声在这个过程中还在持续着，一片混乱。
　　我在巴黎见多了这种情况，并未畏惧，而是继续逆着人群，捡着能走的路，像大多数被忽略的医生和护士一样，沉默地向医院的方向前行。
　　前面有火光——一辆德国人的军车被烧着了。几个德国兵站在下面叱骂，机油味和焦糊味仿佛探入鼻腔里的胃管，直愣愣地冲进来。我一时头皮发麻，想到了某种概率极低但并不是没有的可能——这也让我的脚步顿住了，仿佛被看不见的绳子绊住了脚；又在口干舌燥的片刻恐慌后，大喘一口气，毅然决然地继续向主宫医院的方向奔跑。
　　路上我扶起过几位被撞倒的妇女，保护了一名围着蓝白红条纹围巾的高月龄孕妇。她当时正将一口唾沫吐到宪兵脸上，大声称对方为“链子狗”。与宪兵拉扯间，她险些被推倒，而圣马洛凹凸不平的石路足以对她和孩子造成可怕的影响。我反应及时，迅速跑过去，跪倒在石路的路面上，才接住了她。
　　我来不及在意自己的膝盖，转头大声对宪兵说：“停下，下士！我是主宫医院的柯克兰医生！如果你再粗鲁地对待这位女性，我会将您今日的行为投诉至圣马洛市政部门和国防军指挥部，并且将您对这位女士造成的任何不良后果如实报告！”
　　宪兵愣了一下。
　　而这短暂的停顿，已经足够这名孕妇被游行的同伴拉走。宪兵懊恼地骂了一句脏话后，粗暴地拉起我，将我扭送至他的上级面前。
　　“长官！我拘捕了一名阻碍军务执行的法国平民。她自称医生，介入驱散示威的人群，阻止我采取行动，并煽动现场情绪。请求审查！”
　　我抬起眼。
　　两名德国军官。
　　一名国防军上尉；一名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
　　这两个人我并未在主宫医院打过照面。片刻的紧张后，我很快镇定下来。
　　——宪兵只能指控我“阻碍军务”，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是抵抗组织的成员，我身上也没有法国三色旗相关的标志。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是医生，是德国人的“医疗资源”。
　　这一切都决定了，我最坏不过被带走拘留几天。
　　至于维尔纳——好吧，虽然听起来有些对不起他，但如果他知道我的选择的话，我觉得他并不会意外。他当然会担忧；但他一定会无条件支持我的行为。
　　我相信他。
　　于是，我冷静地开口：
　　“先生们，这是个误会。我是主宫医院神经外科的主治医师，艾瑟尔·柯克兰。我在前往主宫医院的路上，贵军士兵与孕妇发生争执，我只是在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之前，尽医者职责加以阻止。医师证明和夜间通行许可在我大衣的右边口袋里。”
　　中队长冲宪兵偏了偏头。
　　宪兵会意地从我口袋中拿出证件，递给他。他像看什么脏东西一样，捻着角，把它们反复翻了翻。
　　“英国人？神经外科主治医师？”
　　“是的，先生。”
　　“解释你为什么出现在游行队伍里。”
　　我快速地回答，“我在家中听到了游行的声音，担心有平民或者士兵伤亡，于是决定立刻前往主宫医院，随时准备提供可能的医疗支持。我相信第三帝国的军人是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在宵禁和贵军士兵的生命面前，我选择后者。”
　　因为我的国籍太敏感，所以我并没有把维尔纳的身份搬出来。这种情况下，我如果提及他，很有可能让他被怀疑“与敌国女□□往过密”。
　　上尉冷笑一声，看着我。
　　“你觉得我们会相信一个出现在示威队伍中的英国人的说辞吗，女士？”
　　“先生们，我沿途已看见数人受伤，其中不乏被砸破头颅或者被踩踏胸骨的平民与士兵。”我冷静地陈述，“我愿接受任何审查，但在此之前，我希望先行前往主宫医院履行义务。我是神经外科唯二的两名主刀医生之一，每天都在救治德国士兵，且曾多次作为顾问为贵军提供支持。”
　　最后一句我很不愿意说出口，这是我身为一名医生的职业污点；但为了保命，我不得不虚与委蛇。
　　“怎么处理？”听到最后一句，上尉转向中队长。
　　“主宫医院就在附近，带她过去吧，正好核实身份。盯着她。等她做完手术或者治疗，再将她押回指挥部。”
　　中队长用鼻孔看着我回答。
　　上尉随之颔首。“我同意。”
　　我暗自松了口气。
　　很快，我如愿被宪兵押送进主宫医院。他们询问了我所在的楼层后，毫不客气地推搡着我上楼。医护们在法国警察和德国士兵们中忙碌地穿梭，看到被德国宪兵持枪押送着的我，有人惊讶地喊出了我的名字。我看到一名护士匆忙上楼，应该是去通知亨利医生了。
　　“柯克兰医生？！”
　　“是的。”我只来得及回答一句，“如您所见，护士。”就被扭送着继续上楼。
　　刚进入三楼的走廊，就有两个人向我迎面走来。
　　一个是亨利医生。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手上还沾着血，看起来急切而担忧；而另一个——是维尔纳。他表情沉静，看不出喜怒哀乐。今天有抗议活动，他出现在主宫医院并不算多稀奇的事，但我不知道他怎么和亨利医生凑到一起去的。
　　两位宪兵向维尔纳敬礼。
　　维尔纳用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问：
　　“下士，这是怎么回事？”
　　“长官，这位来自英国的医生被指控阻碍军务。”其中一位宪兵回答，“由于今晚的示威游行中有伤员，所以艾伯特·霍费尔上尉和弗里德里希·杜尔文中队长命令我们押送她到主宫医院，并全程监控她的一举一动，游行结束后，再押至指挥部进行后续处置。”
　　“原因是什么？”维尔纳说，“她是合法执业的医生，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剥夺平民的申辩权。另外……”
　　“上尉先生，”我猜到了他要说什么，连忙打断他，“我要求作为一名医生申辩。”
　　维尔纳凝视着我，慢慢地点点头。
　　我说，“我在来医院的路上介入了我右手边这位宪兵先生与一位孕妇的冲突，因此被指控阻碍军务。当时这位先生几乎将孕妇推倒，而我接住了她。那位女士趁乱离开了游行队伍，所以现在我才出现在这里……”
　　“是这样吗？下士。”维尔纳的眸光放松了些，问道。
　　“是的，长官。”宪兵不情不愿地回答。
　　他的话音未落，亨利医生就用强硬的语气对两位宪兵说：
　　“德国先生们，可不可以别再聊天了？你们的宪兵刚才送来了重伤员，我紧急需要柯克兰医生协助我完成手术，是个肋骨被踩踏塌陷的学生，病情危急……我的手上都是那孩子的血。”
　　“先放人。”维尔纳说，“让她去做手术。你们两个，可以去继续巡查街区安全了。游行尚未完全结束。”
　　“长官？”宪兵们面面相觑，“可是……”
　　“没人能从死人嘴里套出话来。我们必须保证每一笔资源的有效利用。稍后我会向霍费尔和杜尔文解释，你们可以如实复命。此次临时医疗行动将由我亲自起草报告并上报。”
　　宪兵站直敬礼，“是，长官。”
　　然后收起了枪，也放开了我。
　　我终于听见自己怦然的心跳，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抬眼看向维尔纳时，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看起来依然平静得如同晴日无风的温德米尔湖。
　　“病人需要您，柯克兰医生。”
　　他微微一笑，向着亨利医生的方向偏了偏头。
　　“快去吧。”他说。
　　我跟着亨利医生往手术室走时，忍不住回头看维尔纳。第一次回头时，他仍站在那里，安静得仿佛一棵伫立在夜色中的白桦；第二次回头时，那个位置已经什么都不剩了。
　　那一瞬间——我听见琴弦被骤然割断，钢琴被炮火炸碎时，喑哑的喘息；尖锐的呻吟之后，脑海中徒留一片荒芜的死寂。
　　——突兀地终结。

　　那孩子不仅是胸骨塌陷，肺部和心包也受了损伤，手术难度很大，即使我和亨利医生共同为他手术，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天也已经蒙蒙亮了。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情况凶险，但我和亨利医生还是合力从死神手里抢回了那个孩子。
　　我本以为手术室门口会有宪兵守着，将我抓捕至指挥部。但是走廊里除了守在原位打瞌睡的普通宪兵，再没有其他的德国人。医院走廊里仍不时传来咳嗽声，呻吟声和鼾声，有几个家属缩成一团睡在走廊里。
　　“看来他们是不会来了。快回家吧，孩子。”
　　亨利一边为一名家属盖好滑下来的破毯子，一边说。
　　“再等等吧。留在这里还能多治一个病人。”我耸了耸肩，小声说，“一旦我回家就再回不来了呢？”
　　亨利叹了口气，看着我，目光和他日常看着我一样慈爱。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头顶。
　　“别说傻话，艾瑟尔。我猜，是你的房客出面为你解决了——他告诉我，他格外尊重医生。德国人抓英国人就像乌鸦闻到死尸一样……喔，我当然不是这么说你。我的女儿还没穿上婚纱，嫁给她心爱的男人呢。”
　　亨利上了年纪，有些唠叨，但声调始终慈爱，平和。可他还不知道——他可能再也等不到那一天；他引以为傲的英国女儿正在欺骗他，正在和杀害他国人，逼迫他站队，践踏他祖国的侵略者坠入爱河。她心爱的男人也注定不会娶她。这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个不知感恩的混蛋。我低下头的时候，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亨利。”我哽咽着，“我很抱歉。”
　　亨利本来走在前面，听见我扭曲的声音，有些诧异地回过头，表情严肃起来，连忙把我拉进诊室，关好门，像个真正的父亲一样摸着我的头。
　　“怎么了，孩子？是不是德国人欺负你了？”
　　“没有……”
　　他这么一问，我眼泪掉得更凶了。
　　“真的没有，亨利。我只是……”我拼命摇着头，擦着眼泪给自己找理由，“……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这些孩子因为维护自己的国家差点丢掉性命，可我却厚颜无耻地享受着德国人的保护……”
　　“这没什么。这种时候，也算是好事。我的女儿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她已经在努力为法兰西做她能做的事了。”
　　“可是我……”
　　“我的女儿，你救了那孩子的命。活着才有无限可能，死了就什么都不剩啦。其实我很想去趟急诊科，对那些年轻人说——别在监狱里唱《马赛曲》，那只会让你们死得更快——昨天的游行……唉。那些孩子像一个个青苹果，以为单凭理想主义就能赶走侵略者，以为自己可以拯救世界……我肯定他们的精神，但我不觉得他们的自杀式攻击是最好的方式。可能因为我太老了，像个皱巴巴的老南瓜，再怎么刻，也刻不出好看的鬼脸咯。”
　　“亨利。”我说，“你知道吗？战争让法国陷入长久的停电，而发电机被贝当亲手拆掉了摇杆。这些孩子们只是想照亮黑暗的祖国……即使代价是点燃他们自己。无论如何，他们都比我这个苟且偷生的大人，要伟大的多。我当年甚至主动放弃了我的祖国。我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走，那张从巴黎去加来的火车票，当时就在我的手里……”
　　“别这么说你自己，艾瑟尔。你只是在祖国的士兵与盟国的难民之间，选择了后者。当局驱逐外国医生，排除平民医疗权的命令，本来就是违背国际人道法的。我明白，你是不想遗弃法国的患者，但谁知道后来会变成这样？你又不是未卜先知的女巫。别哭，我的女儿……还记得吗，曾经你因为坚持要收治一个用镰刀砍掉自己头皮的醉汉，被宪兵当着所有人的面扇了一耳光。后来，你也是这么站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我破涕为笑，吸着鼻子说，“我记得他。但是给他缝合伤口的时候，我没有哭。一个耳光，换他康复回家，值得。本来德国人还想打第二个，结果那个醉汉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妻子，抱着他热吻，他吓得跑掉了……特别滑稽。”
　　亨利长叹一口气，拍拍我的肩，拿过一条干净的毛巾递给我。我擦了擦眼泪，匆忙地收拾好东西，与亨利告别，走出医院。
　　幽蓝色的天光下，街上只留下一片残余痕迹。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配给商店门口排着长队。咖啡馆的门上贴着“禁止犹太人入内”。满街各式各样的反犹贴画滑稽，恶心，讽刺。妓院门口浓妆艳抹的女人正和德国士兵忘情亲吻，他们的手放在她们裸露的胸脯上。
　　没有人讨论昨天的游行。只有偶尔飘至脚边的一小片“V”形纸片，和枯槁残败的树梢黄叶，一起在风里沙沙地讨论着。我看着那纸片随风而起，又慢慢飘下，被潮湿的落叶掩埋，像在为被捕的学生们默哀。
　　哭过一场之后的我头晕脑胀，仿佛游魂，穿越过一条条街道，终于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中。
　　刚打开门，我就和维尔纳撞了个满怀。
　　我们两个在玄关对视了几秒。他眼下一片青黑，脸上长出一些胡茬，唇瓣的颜色也有些浅淡。此时幽蓝色已然褪去，清晨乳白色的光晕像一层梦幻而朦胧的纱，照进他的眼睛，他的脸上，将他眼中浓重的疲惫和失而复得的释然尽数照亮。
　　“要出去吗？”
　　我问，并伸手关上门。
　　我们重新回到阴影中。维尔纳立刻将我拉进怀里。
　　“本来是的，”他叹息着说，“谢天谢地，艾瑟尔，你终于回来了。还好，杜尔文遵守承诺，没有再追究。你再不回来，我就准备去医院打听情况了……”
　　“你怎么做到的？”我抱紧他，轻声问。
　　“我以医疗体系监察官的名义干预了这件事。”
　　“很麻烦吗？”
　　“不麻烦。麻烦的话，现在你就不在我怀里了，亲爱的。”
　　他模糊地说。我便没有再问细节。
　　“我和亨利一直在做手术。那孩子伤的很重，我们做了六个小时。但我们成功了。”
　　我转移了话题，拍拍我男朋友的后颈。
　　“那孩子得救了，但是需要休养很久才能出院，而且在他出院前，恐怕要一直处于监控状态下……他的病房有宪兵把守。出院后，会不会被送去集中营，还是未知数。”我叹息道。
　　“可至少他活下来了。”
　　维尔纳吻了吻我的头发，柔声说，“我怀里抱着的，是全圣马洛最优秀的医生。”
　　“是你保护了她。”我说。
　　“不，她很勇敢。”他紧了紧抱着我的手臂，“我只是为她解决本不必要的后顾之忧。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医院，不放心你，所以特地申请在主宫医院附近巡查。”
　　“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说呢？”他贴贴我的额头，“是哪个怕老鼠的英国姑娘，因为救人被指控妨碍军务了？”
　　“我的上尉，我现在不怕老鼠。你今天不去指挥部吗？”我问。
　　“下午再去。你知道的，我又有文书要写。估计又要和杜尔文他们吵架。”
　　“为了给那些孩子减轻处罚？”
　　“是的。无罪释放不太可能，但应该能让一部分人活下来。我会尽力而为的。”
　　我没再说话，只窝进维尔纳的怀抱里。而在这终于静下来的一刻，我的脑海里骤然跳出了那辆熊熊燃烧，只剩骨架的军车，胸口像被打过一记闷拳，后知后觉地发现肺泡被肋骨刺破，窒息不已。
　　外面属于生活的声音开始渐渐鼓噪起来。邻居家女主人在外面训斥孩子的声音，主妇们把水泼到院子里。犬吠。有几个在马路上交谈的德国士兵说话声音太大，从远到近，又由近及远。风吹动枯枝，和枯草在地上摇动的声音。海浪的声音一阵又一阵地漫进玄关。
　　我在阴影下的宁静里仰起头，呆呆地看着维尔纳。他则满眼柔情地爱抚着我的面颊。
　　“早餐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他轻声问。
　　“没有。”我说。
　　他微微一笑，“那就面包，土豆和牛奶吧。今天没有红茶，它会影响你休息，所以——”
　　这一次，轮到我主动勾住维尔纳的脖子，把他拉下来接吻。维尔纳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热切地吻他，一时间竟僵住了，顿了一下，才捧起我的脸，贪恋地吸吮着我的嘴唇。
　　我永远不会告诉他，我在看着那燃烧的军车时，脑子里一瞬间闪过的念头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在那一刻突然停下脚步。不重要了。现在我们还活着。我们还能让渴望归剑入鞘。我在主动亲吻他的那一刻，就已经想好了——我要成为他的艾瑟尔·柯克兰。
　　今天。现在。此时此刻。
　　维尔纳的吻落在我的脖子上。
　　他的一切，都灼烫如火。
　　“你是认真的吗，艾瑟尔？”
　　“以我的手术刀起誓。”我喘息着说，“我当然是。”

　　时间在那一刻失去了意义。
　　“痛，但这至少证明我们活着。死人是不会痛的……维尔纳，你知道吗？自从我送别了伦敦的医疗团，自从我热爱的一切都被卷入战争的泥沼，我从未奢求能全身而退……但现在，我是如此渴望着活下去。与你一起活下去，在这灰色的天空下活下去……我想和你一起活到战争结束，活到我们能走在阳光下，被天使亲吻额头的那一天。”
　　维尔纳抵住我的额头，与我鼻尖靠着鼻尖。
　　“我爱你，艾瑟尔。”
　　他轻声说，“我也是。我也是……这段时间以来，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这样的我，是不是不该吻你，是不是我才是灰色的天空中，最重的那片乌云；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死在波兰的前线，死在这身被血泼过，肮脏腥臭的制服里……可在亲吻你的那一刻，我终于觉得自己活过来了。知道吗，艾瑟尔，你是天使，你是上帝派到我身边的天使。我是如此爱你……在我的生命终止之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让我停止爱你。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我都会为了你，活下去。上帝，愿一切的美好，在我爱人的身上永存……”
　　我再次亲吻他的唇。他手指微微颤抖着，抚摩着我的背，在那上面近似爱抚地描画着一个单词。
　　我分不清；但我明白它是什么。
　　是“Leben”，是“生命”。
　　也是“Lieben”。
　　——是“爱”。

　　——
　　*本次事件为虚构，未找到任何当日圣马洛发生抗议运动的资料。
　　*良心犯：1939年8月26日，德国发布动员令，同日《战时特别刑事法规》生效，称“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而非服从良心”，开小差，和平主义等“革命分子”，和不履行军事义务，不愿意参军或屠杀而被处决的人，都被称为“良心犯”。代表人物：伯恩哈德·格林，卡尔·库内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