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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穷亲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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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里苏特的说法,我只要带上牙刷和毛巾就能出发了,其他的都能直接买,反正我也没有什么衣服鞋子。他说的好像意大利是一座金山。
我不相信。
大学里的教授曾经用一种很隐晦的方式传达着经济学的密令,他说不要相信电视里说的“机会”,不要投资,不要玩股票,不要赚大钱。
有钱是种罪过啊。他最后补充道,那种仿佛在泄密般的表情更加明显了。
确实如此,20世纪末的美国把欧洲倒拎起来,将剩余不多的零钱全都从口袋里晃了出来,于是欧洲彻底成了一个穷亲戚。
2002年初,欧元替代了里拉,替代了法郎,爸爸最后寄给我的五千里拉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废纸,再也无法在市面上流通了。
当然这是后话了,1999年底的我只是很悲伤,因为我意识到这五千里拉是爸爸在圣诞夜寄出的,随后在隔天的圣诞节他就死了。缓慢的邮政拖了一个星期才把礼物送来,还顺便带来了传达死讯的里苏特。
里苏特很快离开了,和上回一样。他说如果想去意大利,那就晚上八点在火车站碰头,他会带我去据点。
我其实不明白他们组织内部到底是什么回事,里苏特的体格看着也不想文书人员,为什么要带我去他们的据点?“他们”又是谁?
生活教会我一件事,那就是压抑我的好奇心。我很快行动起来,去买了火车票和行李箱,随后回家把所有东西都装起来,四季的衣服鞋子,生活用品,还有妈妈的照片,正正好好装满一个箱子。我想了想,还是把那盆小葱带上了。
晚上八点,我来到火车站,里苏特如约出现,没带墨镜,路人频频偷瞄他奇特的眼珠,但都不敢多看。
这是一座法国南部的城市,有火车直达意大利。里苏特说他要在都灵下车,而我要在米兰下车。有一位他的同僚正在米兰,我的任务就是去找他。
我们一前一后上了火车,列车员戴着帽子在站台上来回走动,像一群百无聊赖寻找面包渣的鸽子。
我把箱子放到脚底,头抵在车窗上看着外面无声的景象。
“你知道□□的会计要做什么吗?”里苏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的帽子带到头上,又摸出一沓文件开始阅读。
“算账。”我说,“还有……讨债?”
他没有抬头,继续看着文件,说道:“是造假。”
我噎住了。其实很合理,你不能指望帮派是遵纪守法的。
“对我们来说,会计也好,律师也罢,都是维护合理性的手段,如果发现了问题那就去解决根源,而不是分析到底错在哪儿了。在组织里,你最好不要多问。”
他说着,将手里的文件推到我面前。难以置信,一个□□成员在列车的小桌板上与我谈论财经问题。
“你说的解决,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我把手比做刀,对着脖子划了一下。
他没有否认,继续补充道:“这代表你可以出错,可以漏洞百出,但要保证每个人都拿到钱,每个部门都捞到好处,否则你将成为众矢之的。今后,你需要开始学习怎么做假账了。”
原来他们组织里的会计是水果摊上的秤。
我低头看向他推过来的文件,上面用意大利语写着某某小组年度财务报表。数目都很大,每一个成员的收入都超过我一辈子的积蓄,但相比去年,居然呈现赤字状态。
“很高兴你能看懂意大利语。”他仿佛现在才意识到,低沉的嗓音像一口大钟将我罩在里面,发出隆隆的闷响。
我的意语是妈妈教的,仅限于日常生活。这份报表里的很多内容我都看不懂,但我大概明白他为什么要带我去“他们”的据点了。他们亏钱了,需要有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路口窟窿补上。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指着小队前面的名称问道。
里苏特把手比成刀,对着脖子划了一下。
“我们负责解决。”
我想到死于内部清杂的爸爸。
“我父亲的死和你们有关?”
他露出一种平静的蔑视,“我们从不对自己人下手。”
里苏特指着报表的末端,用指腹点了点,将纸都揉皱了。
“你的父亲是我们暗杀小组的会计,他是同伴,编外的。”
我看着那个陌生的名字,又想起母亲卧室里的照片,心里生出一种奇妙的反胃,好像一个你深深恨着的人,临死前说却出了我爱你。真是恶心,又无可奈何。
“你,你信任我吗?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成功。”我说。
里苏特把文件收了回去,毋庸置疑地回答道:“必须成功,否则就解决你。”
我分不清这到底是威胁还是他独特的鼓励方式。
他的表情从未变过,保持着那种中性。
我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我的报酬是什么?”
里苏特忽然微笑起来,令我毛骨悚然,好像看到一只熊长着人脸,展现人类的表情。
“你会走到很高的位置,得到很多的财富,如果我们能成功。”
我并没有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但第六感开始悲鸣,不好的预感袭来。这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绝径。
火车需要行驶一整夜,自打我意识到里苏特是个危险人物,我就不敢说话也不敢乱动了。我靠着窗户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天依旧没亮,还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外面的乡村田野浸泡在潮湿的黑暗中。
里苏特抱臂向后靠着,似乎在闭目养神,我看到他手腕上的电子表闪烁着蓝绿色的暗淡荧光。时间已经变成2000年1月1日,凌晨四点。
他忽然睁眼,对上疲劳迟滞的我。
“我该下车了。”他这样说着,无声无息的站了起来,极其高大的身影瞬间耸立,像夜里出现的怪物。
我扭头转向他,“我们还会见吗?”
他从鼻子里冒出一声非常轻的声音,我觉得他在嘲讽我幼稚的雏鸟依赖。
“当然,普罗修特会带你去据点的,到时候再见。”
“是我要在米兰找到的那个人吗?”
“他是金发,很显眼。”
“那你下车了要去做什么?”
“我说过,你不该问太多,这样很危险。”
“抱歉。”我坐直身体,像个学生那样把手放在膝盖上,“我以前,总觉得你是我的远房亲戚,比如爸爸的表弟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同事……我是说,我会改正的。抱歉。”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因为他表现出的样子很温和,那句关于勇气与骄傲的鼓励也时常让我感到只有长辈才能带来的力量,那种快要摔倒时在背后的托举。
“不必抱歉。”他轻轻叫出我的名字,“你可以信任我,但不能仰赖我给你更多的许诺,你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接手你父亲的工作。”
里苏特顿了顿,竟然冷不丁的笑了一声,“不过,你还真的有个亲戚在意大利,应该很快就能见到。”
他撂下一句“祝你好运”,接着如同一滴水消失在雨中那样,离开车厢,静静地湮没,完全消失了。我趴在窗户上试图寻找他的背影,却只有不断落下的细雨。
进入意大利了,这里比法国更温暖一些,雪变成了雨水。
我向后靠进座椅,浑身松懈下来。
思考着里苏特说的远房亲戚,我在脑海中尽力描绘爸爸的样貌,但实在集中不了精神,最终睡着了。
一直到下车,我都没办法完全回忆起来父亲的样子,毕竟我们从未相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