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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第17章 胡惟庸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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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各位看官!咱今儿来说说这胡惟庸案件,那可真是明朝历史里的一场大戏。
胡惟庸啊,他根本就没搞明白自己为啥能赢。他可不是比刘基厉害,是朱元璋站在他这边呢!朱元璋对两大集团的斗争那是门儿清,他不出来调解,是因为不管谁赢,最后赢的都是他自己。不管是姓胡的还是姓刘的得势,只要朱元璋这老大的地位稳稳当当就行。
朱元璋选胡惟庸,可不是因为他本事大,恰恰相反,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威胁小,所以才让他成了胜利者。可这胡惟庸傻啊,他不明白。
这不,打败刘基后,胡惟庸就开始张狂起来了。他又贪污又受贿,把不服从他的人都往外挤,甚至敢挑战朱元璋的权力。他私自截留下面送上来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这些事儿,都不经过朱元璋批准。
洪武六年(1373 年),胡惟庸把另一个丞相汪广洋挤走了,自己独揽丞相大权,这一揽就是七年。奇怪的是,朱元璋对他这些犯上的行为就跟没看见似的,这可太不寻常啦!
朱元璋那是权力欲望超强的人啊,他从血火里拼杀出来,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人。李善长就稍微独断专行了点,就被他勒令退休了。胡惟庸算个啥?没军功,没政绩,还敢这么放肆,这让人太费解了。好多历史资料写了胡惟庸不法的事儿,还有朱元璋不管他的事儿,然后就得出结论说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是正当防卫。
可要是咱揭开表象看本质,这里面的事儿可就多啦!
就像历史上的郑庄公,他老妈不喜欢他,弟弟又仗着老妈溺爱提各种无理要求,郑庄公都满足他。最后弟弟谋反,郑庄公才出兵把他灭了。后人有的说郑庄公仁至义尽,是美谈,可也有人说他是伪君子,是故意纵容弟弟,就想让他犯大错,好要他的命。咱明白了这个故事,再看朱元璋的反常举动,就清楚了 —— 这是个阴谋啊!
这阴谋在不同说法里有不同名字,成语叫 “欲擒故纵”,学名叫 “捧杀”,俗语是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用小兵张嘎的话说就是 “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
那有人就问了,对付个胡惟庸,朱元璋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儿,忍他七年吗?您还别说,这里面学问大着呢!仔细研究历史就知道,胡惟庸可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干掉的是胡惟庸背后那个大家伙。
朱元璋忍着胡惟庸的专横,就像看个小丑表演一样。这就好比围棋里说的 “不为小利,必有大谋”。朱元璋经历了那么多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豪杰都不是他对手,胡惟庸算老几?他委屈自己,是因为目标太强大了,这个对手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朱元璋当皇帝后,一直觉得这丞相制度太限制他权力了。他觉得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凭啥有人来分权,这太没道理了!可这制度历史太久了,大臣和老百姓都觉得丞相必不可少。要废除它,得有个好理由啊,胡惟庸这无德之人的胡作非为,正好给了朱元璋借口。朱元璋就静静地看着胡惟庸,等机会呢。
【胡惟庸的对策】
胡惟庸虽然是个小人,但不笨。他自己行为越来越过分,对朱元璋的畏惧也越来越大。可朱元璋一直不收拾他,这让他有了不好的预感。他还是了解朱元璋的,这人要么不干,要干就干绝,从不妥协。
琢磨了好久,胡惟庸想出个 “绝妙” 的对策 —— 拉人下水。他觉得,要想不被朱元璋杀,就得有好多人和自己一伙。法不责众嘛,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杀光吧。
他拉人的手段也简单。先找好目标,然后封官许愿,一起吃吃喝喝、洗洗澡,再搞点娱乐节目,感情一好,找个双方都关心的话题聊聊,聊的时候得带点感情,如果能流下点 “真诚” 的眼泪,效果就更好了。这么一套下来,两人就成铁哥们了,接着结盟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咱仔细想想 “拉人下水” 这个词,问题可不少。要是去的是好地方,还用拉吗?下水还得拉,这 “水” 肯定不是啥好地方,要么是油锅,要么是火坑,就是 “有危险你去,有黑锅你背”。真有麻烦了,誓言就变成 “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 了。
被他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这些重臣,一时间,朝廷里到处都是胡惟庸的眼线。
可胡惟庸还不满足,他还想拉一个最重要的人 —— 李善长。为啥呢?李善长不光德高望重,还有个宝贝 —— 免死铁券。
咱得说说这免死铁券。在明朝,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这个,要是大臣犯了法,锦衣卫来抓人砍头的时候,只要你没弄丢(估计也没人会丢),在刀砍脑袋之前拿出来,就能免死。好多大臣为了脑袋着想,都想办法弄一张。那些有了的,就供在大堂,来人就显摆,感觉有了这铁券就像有两条命似的。
李善长就有两张,这是胡惟庸拼命巴结他的重要原因之一。虽说胡惟庸不能用这铁券,但李善长不死,他就有靠山了。
不过这免死铁券也有问题,这是皇帝给的,就像支票,能不能兑现得看开票的银行,皇帝就是开票行,他说有效就有效,说过期就过期。很难想象皇帝要是下决心杀一个人,会因为一张口头支票就改变主意。就像现在说的:“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 从另一个角度看,变数也多,皇帝不一定要杀你,把你关起来,打个半死,再偷偷找人害你,对外说你暴病而死,这样既有名声,又达到目的,一举两得。不是皇帝不守信用,是你没福气。
胡惟庸和李善长都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可见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就像小学生。
胡惟庸暴露意图后,李善长没理他。李善长和胡惟庸不一样,他亲眼见过好多英雄豪杰败在朱元璋手上,知道朱元璋多可怕,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种傻错。他没想到自己当年选的小人物,现在这么不自量力,还想拉自己下水。时代变啦,他坚决拒绝了胡惟庸。
胡惟庸看李善长不吃这套,就走亲戚路线。巧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胡惟庸就把李存义拉下水了。李存义得了好处,就不停地劝李善长。李善长一开始还骂他,后来听多了,也就默许了,还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已经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就这样,李善长被拉下水了。
胡惟庸这下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朱元璋你能奈我何?你能当皇帝,我就不能?现在看来,他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
胡惟庸这些活动可给朱元璋出了难题,这么多大臣都是一伙的,朱元璋得想办法分化瓦解他们,消灭胡惟庸的势力,这可不容易啊,真是个难题。
可朱元璋听完密探报告胡惟庸的反常举动后,就说了一句话,就把难题解决了,水平真高。他说:“那就都杀掉吧!”
【杀人偿命】
朱元璋在杀人这事儿上,那是说到做到。他就冷眼瞧着胡惟庸折腾,看他能玩出啥花样。胡惟庸呢,也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得正面交锋,这一天来得还挺快。
有一次出游,胡惟庸儿子坠马,被路过的马车轧死了。胡惟庸一气之下,没通知司法部门就把马车夫杀了。这事儿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朱元璋让胡惟庸来解释。
胡惟庸在路上就想好了借口,见到朱元璋就开始诉苦,说自己多可怜,儿子多孝顺,马车夫怎么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行驶啥的。朱元璋的态度可奇怪了,就一直沉默,冷冷地看着胡惟庸。
胡惟庸还不知趣,不停地说。等他发现就自己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朱元璋也正看着他。那沉默,可太吓人了。
朱元璋站起来,走到胡惟庸面前,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很平静地说:“杀人偿命。” 说完就走了,看都没再看胡惟庸一眼。
胡惟庸呆住了,坐在椅子上,像个木头人似的看着前方。突然,他的手开始颤抖,他想用身体压住,可没用,全身都抖起来了,就像抽风一样。他是压不住心里的恐惧了,这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在家和同党商量的时候,他觉得朱元璋软弱可欺,各个部门都有自己人,朱元璋没亲信。同党越来越多,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大。在同党的吹捧中,他都觉得自己能取代朱元璋当皇帝了。
可真面对朱元璋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和朱元璋差太远了。他觉得自己算个人才,可朱元璋就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刀。
朱元璋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从尸山血海里站起来。他经历了无数磨难,忍受了无数痛苦,不畏惧任何权威,不害怕任何敌人。那些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都多。
胡惟庸这才明白为啥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作对,不是没野心,是害怕。不用交手,胡惟庸就知道自己上错擂台了,他和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可后悔也晚了,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后来的事儿有不同说法。很多史料说胡惟庸准备谋反,被人揭发,朱元璋才动手。但也有史料说这里面有隐情,我觉得后者更可信。
洪武十二年(1379 年)十月,占城国(今越南中部)派使节来南京进贡,胡惟庸没把这事告诉朱元璋,这可算严重外交事件。朱元璋知道占城国使团到京城了,积压的怒火一下子就爆发了,把胡惟庸和汪广洋(时任左都御史)狠狠骂了一顿。
这时候,胡惟庸最该做的是认错,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呢?可他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礼部了,他觉得这样就能了事。
朱元璋可没按他的套路走,他有自己的想法,先把汪广洋处死了,然后把和这事有关的官员都关起来了。他想,不是你就是他,都抓起来准没错。
这刀都架在胡惟庸脖子上了,就差砍下去了,没等多久。
涂节是胡惟庸的死党,是御史中丞,这个官咱前面说过,在胡惟庸集团里可重要了,发动舆论攻击对手、拉帮结派搞阴谋,都有他。胡惟庸一直把他当亲信呢。
可这亲信重新定义了 “死党” 这个词 —— 置你于死地的同党。涂节一看胡惟庸不行了,就把胡惟庸的阴谋告诉皇帝了。朱元璋等的就是这个,马上下令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重要成员,还灭了胡惟庸三族。然后下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要是查出来,一律处死!
这下,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开始了。查证属实可不容易,太麻烦,一律处死倒简单,当时的审讯方式也让这案子越闹越大。审案官员抓住嫌疑人,先不是给咖啡、清茶,而是一顿打,打完了再问。有些和被审官员有仇的,还趁机上去揍两下,反正办公事,顺便报私仇也没人管。
然后问同党,那些读书人哪经得起打,想到谁就说谁,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都说出来。审案官员高兴了,上报皇帝,再去抓人,这案子就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1380 年)案发,查了好几年,被杀的超过一万人。
胡惟庸精心谋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朱元璋轻松摧毁了,胡惟庸就像只蚂蚁,朱元璋捏死他太容易了。不管怎么看,胡惟庸就是个跳梁小丑,他唯一的 “成就” 就是拉了上万人陪他死。
咱差点忘了那个告密的涂节,他的结局可有意思了。这在胡惟庸案件里演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就被押到刑场,和胡惟庸一起被处死了。真不知道他俩在刑场上见面会啥感想。
胡惟庸死了,这正是朱元璋要的结果。朱元璋坐在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是同事,或多或少都有接触,看着同僚一个个被拉出去杀,心里害怕极了。他们想: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去。
朱元璋可不这么想,在他看来,还有好多事要做呢。别急,好戏才刚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把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撤了,中书省也取消了,还安排机构分流人员。这动作又快又利落,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早就准备好了,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晁盖死后怎么都不肯继位,一旦 “勉为其难” 答应了,马上就能组织大型庆典。
不管怎么说,朱元璋达到目的了,丞相这个讨厌的职位没了,一切都在他掌握中。可他没意识到,这对他的王朝和子孙来说,是他这辈子犯的最大错误。为啥呢?咱得讲讲为啥丞相这个职位必须存在,下面开始说。
【丞相是怎样炼成的】
有人觉得知道历史故事就行,不用探究本质,可实际上,虽然原因往往枯燥,但却更有价值。
诸葛亮和刘伯温在大家眼中就像神人,他们能知晓天下大势、预测未来走向,即便深居农村,也能像诸葛亮提出 “隆中对”、刘伯温在安丰之战中展现的那样,仿佛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他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不仅知道事情,还明白其中的缘由。
这世上,未知最让人恐惧。要是人人都能预知未来,就不会害怕了。在没有时间机器的现在,我们得向诸葛亮和刘伯温学习。就像知道了地主形成的规律后,看到史书上农民起义,只要这人没在起义中丧命,那下一个王朝肯定就会多一个地主,这就是内涵的力量。
咱们开始讲,这次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当过地主,这次在丞相这部分,他得从村长开始。张三当上村长后,每天在村里从东头逛到西头,看看甲家门锁没锁好,乙家两口子有没有吵架。村子不大,他一天能逛两三趟,然后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日常。
后来张三当上乡长,乡的范围大了,他得逛一天才能走完一圈,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把一些工作交给村长负责。
因为工作出色,张三又当上知县。这时候他没时间去逛了,得把时间都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而且要完全信任他们。
之后张三不断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最后当上丞相(这里假设没有皇帝)。这下他可忙坏了,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每天要见好多人,忙到晚上都忙不完。各个部门的领导都来找他,他得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决断,太累了,于是他找个人来帮忙,还分一部分权力给这个人。
张三的情况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
因为国家事务繁多,皇帝精力有限,所以不得不找个人来分担部分权力。这里面包含了政治学上很深刻的分权制衡理论。
历史上很多皇帝都很英明,不比朱元璋差,但都用了丞相制度。在封建专制的皇帝制度下,皇帝本不愿分权,因为一旦分权,自己就可能被制约。但皇权无限扩大和皇帝精力有限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
丞相这角色确实让皇帝讨厌,他老给皇帝提意见,还能反驳皇帝。皇帝觉得丞相就是自己雇来干活的,给了工作和权力,可丞相啥都要管。不仅管国家大事,皇帝的私事也管。皇帝修房子他说费钱,皇帝出去玩他说劳民,甚至皇帝吃饭、休息、夫妻生活他都要管,还说得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皇帝身体着想,那表情就像皇帝欠他钱似的。
这就奇怪了,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问题是皇帝还不能发脾气。士大夫们都看着呢,皇帝得好好接受丞相意见,要是忍不住骂了或处罚了丞相,麻烦就大了。史书会说丞相直言,皇帝就成了不纳谏的反面典型,下面的官员也会站在丞相那边,用崇拜的眼神看丞相。丞相们也清楚这情况,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特别积极,好像就盼着皇帝收拾他们呢。
就因为这些,皇帝都不喜欢丞相,都想像朱元璋那样取消这个职位。可要是取消了,所有事就得自己干,皇帝辛苦当皇帝可不是为了干活的,他们还得享受生活呢,没那么多精力,所以丞相制度就一直保留下来,直到朱元璋当皇帝。
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身体好、精神足、饭量大。在他看来,把丞相撤了,自己多干点活累点也没啥,于是就有了劳模朱元璋的故事。吴晗先生统计过,洪武十七年(1384 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这八天里,朱元璋收到 1666 件公文,总共 3391 件事,平均每天要看 200 份文件、处理 400 件事。这数字太吓人了,那时候没劳动法,朱元璋干这么多活也没加班费,他就一直这么干。这也让他特别讨厌那些说话啰嗦、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像户部尚书茹太素上了篇奏折,让人读给他听,读了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都是些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的内容。朱元璋气得下令别读了,一数字数,都一万多了,他马上叫茹太素来,让侍卫狠狠打了一顿。
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付出了沉重代价,不过他不在意,觉得多干活就行,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为了更清楚说明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制衡关系,我们用拔河来比喻。皇帝和大臣在绳子两头拔河,没裁判,但有个不成文规定,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进退都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是上千年政治实践形成的,它规定了哪些事皇帝能做、大臣不能干涉,哪些事大臣该管、皇帝得允许。在这千年的皇帝和大臣博弈中,这个规则不断完善,双方都知道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权力达到平衡。
可朱元璋不守规则,把大臣拉得东倒西歪,还把他们解雇了,自己拿着绳子回家晾衣服。他觉得这样就解决问题了,权力自己掌握就行,不需要平衡。
但事实证明他错了,历史规则不是他能改变的。既然他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就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了新的拔河对手,而且这些对手也不守规则。不过朱元璋不守规则,只是害了他自己,对整个明朝政治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朱元璋想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结果受到历史规则的惩罚,就像他去商店想买肥皂,历史辩证法却硬塞给他一卷手纸。要是朱元璋知道自己的行为导致这样的结果,估计也只能哭笑不得了。
朱元璋是伟大的,但在历史规则面前,他又是渺小的,他的抵抗很无力。历史大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真是这样。
而且,朱元璋取消丞相官位,禁止再设这一职位,看似消灭了丞相,但实际上,历史辩证法跟他开了个玩笑。后来出现了内阁大学士,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丞相,其他跟丞相没啥区别,甚至权力比前朝丞相还大。他们啥都管,国家大事、皇帝私事都管。不准正德皇帝随意骑马游玩,不准隆庆皇帝吃伟哥,不准万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还开创了名臣时代,像高拱、张居正时期,皇权几乎没了制约。
【特务】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废了丞相制度后还没停手,他又盯上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当时掌管都督府军权的是他外甥李文忠。朱元璋这人不信任大臣,对亲属也一样。他改组了大都督府,分成左、中、右、前、后五部分。对李文忠,他本来也没打算放过,因为李文忠指责过他滥杀无辜,触怒了他。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马皇后站出来阻拦,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留李文忠一命。朱元璋一般不给人面子,但马皇后和他共过患难,感情深厚,他就听从劝告,放过了李文忠,但狠狠处罚了他,还削了他的职位。
处罚李文忠这事有更深的含义,它告诉大臣们,朱元璋在剪除异己上是大义灭亲的,谁都不例外。
胡惟庸案牵涉的人越来越多,有点像屠杀了。办案官吏拿着名单到各衙门抓人,抓到就打,逼供后再根据名单抓人。这些人权力大得很,衙门办公时他们都能直接闯进去抓人,经常出现官老爷在堂上审案,他们进去就把官老爷拉下来拷走的滑稽场面,犯人都看呆了。
办这个案子的线索主要来自两个部门,一个是亲军督尉府,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锦衣卫。另一个是检校,这不能算个部门,是个群体。他们没固定编制,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情况,是朱元璋的主要耳目。这些人晚上不睡觉,到处侦查,从史料看,他们窃听和跟踪的手段很高明。
比如国子监祭酒宋讷有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晚为啥不高兴,宋讷吓一跳。朱元璋拿出一幅画,是宋讷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这可太吓人了,宋讷在自己家生气,这些检校不仅监视他,还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下来。这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常见,可在当时是真实发生的。
检校的来源复杂,有社会闲散人员、文武官员,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相识 —— 和尚。这些人互相不认识,只听朱元璋调遣。他们无孔不入、捕风捉影,制造了很多冤案,有他们帮忙,朱元璋办胡惟庸案越来越顺手,杀的人也越来越多。
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牵连的人越来越多,连退休的人都不放过,最有名的就是宋濂。
宋濂是朱元璋手下著名文臣和优秀学者,是刘基老乡,朱元璋让他当太子朱标的老师,他完成得很好,把朱标教得宽厚仁慈,有明君之相。后来他又负责修《元史》,担任总裁官。不过朱元璋不太看重他,觉得他只是个文人,写文章还行,不能出谋划策,所以给他最高官职就是翰林学士(五品),到洪武十年(1377 年)退休时,官职还是学士。
朱元璋虽然没重用宋濂,但挺信任他,主要是因为宋濂的个性。宋濂是老实人,啥事儿都实话实说。朱元璋都感叹过,宋濂伺候他二十年,没说过假话,也没说过别人坏话,是个贤人。宋濂退休时六十八岁,朱元璋送他一块布料,让他三十二年后做 “百寿衣”,宋濂感动得热泪盈眶。
可不到三年,朱元璋就给宋濂准备了囚服。因为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朱元璋要把宋濂召回杀掉,这体现了朱元璋的选择性健忘。关键时刻,又是马皇后出面,劝说朱元璋放了宋濂。
朱元璋越来越偏激、手段越来越狠毒,除了马皇后,很少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
【马皇后】
马皇后可了不起,她多次在危难中救朱元璋。朱元璋被困快饿死时,她冒着生命危险送饭。陈友谅进攻龙湾时,她把自己的首饰财物都捐出来劳军,还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物。
富贵之后,她依然简朴,不骄不奢,还劝朱元璋别忘了民间疾苦。在用人上,她提出 “愿得贤人共理天下”,朱元璋把这当作至理名言。
更难得的是,她多次阻止朱元璋的恶行。朱元璋要杀朱文正,她劝朱元璋朱文正立过大功,别杀;朱元璋要杀李文忠,她劝朱元璋李文忠是外甥和养子,留他一命;朱元璋要杀宋濂,她跪下求朱元璋,说宋濂是太子老师,老百姓都尊师,帝王家更该如此。
她用慈爱关心每一个人,把他们从朱元璋屠刀下救出来,她比朱元璋更懂得人命的可贵。
她重病后,自知很难治好,拒绝医生医治。朱元璋问原因,她的回答感人至深。她说人的生死由命运决定,求神拜佛没用,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医生治不好,朱元璋会降罪于医生,她不想看到这种情况。
她在病榻上给朱元璋留下遗言:“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百姓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 然后含笑而逝。
朱元璋靠在她身边,这是他最爱的女人,给了他无数帮助,却从不索取。朱元璋经历诸多磨难,心比铁石还硬,父母死后,很少掉泪,因为他知道哭没用。但这时,他忍不住放声大哭,只有痛哭才能表达他的哀伤和痛苦,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就是他的一切。
马姑娘这个平凡女子,在困难岁月里没嫌弃朱元璋,一直跟着他,为他奉献一切,不管环境多险恶、情况多复杂,都遵守承诺,无论贵贱生死,永不相弃。朱元璋当皇帝后,她还是用爱心待人,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她就上前阻止。虽然她没把朱元璋拉回正轨,但已经尽力了。在今天看来,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生如夏花,逝如冬雪;人生如此,何悔何怨。
马皇后的死对朱元璋打击巨大,之后朱元璋在错误和偏激的路上越走越远,胡惟庸案还在继续,不断有人被抓被杀。李善长向朱元璋认错接受处罚,暂时逃脱,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最终不会有好结果。在此之前,有必要讲讲朱元璋统治时期官吏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
【官员们的悲惨命运】
在任何时代,做官通常都被视为捧着金饭碗,可洪武年间的官员们,那命运只能用 “惨” 字形容,说他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一点也不为过。
先讲讲明代官员的品级。一品那可是大官,以往历朝历代都有不少威风凛凛的一品大员,皇帝都得给几分面子。但在明代,一品文官却稀罕得跟传说似的。自从取消丞相制度后,朱元璋手下文官最高就是各部的尚书,正二品。一品也有,像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还有宗人令、宗正、宗人、五军都督等职也是一品,不过这些可不是普通文官能轻易得到的。
要得到这些一品职位,得立特殊功劳,比如参与打天下(名额有限且危险极大)、救过皇帝(难度高、机会少),或者能操纵朝政(也就那么几个人)。大部分文官能熬到二品退休,那都得烧高香了。
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也不太计较,反正都得干活。可让他们心里极度不平衡的是,有群人啥功劳没有,却个个都是一品,这群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朱元璋自小贫苦,父母早亡,对亲戚感情深厚,他的儿女很多被封为亲王、公主,都是一品。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其他儿子封郡王,也是一品。就连倒插门的驸马都是一品(从)呢!这让官员们咋想啊,自己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可能就混个三四品小官,人家生下来就是大官,真是 “读得好不如长得好(驸马),长得好不如生得好”。
更让官员们郁闷的是,朱元璋这个老板还特别小气。他给官员们的工资,一品大员一年也就一千零四十四石米,往下逐级递减,正七品的知县一年才九十石米。
就拿知县来说,一个月工资就七石半米,这点收入得养活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人呢。明代知县可不像现在的县长,那时候知县兼任好多职务,既是县长,还得兼任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队长。手下还有大爷、二爷等一帮人,像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还有 “发审”“值堂”“用印” 等二爷,这些是签押房办公人员,县里重要部门还得派人盯着,知县出门还得带厨师、师爷。这么多人都靠知县养活,一个月七石半米,那不得喝西北风啊!而且当官的还得迎来送往,逢年过节走动,这点俸禄根本不够。
就算这点俸禄,还打折扣呢。洪武年间发工资还能按时拿到七石半米,到成祖时,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剩下的发纸币。明朝初期纸币通行全国,可这就有问题了。成祖时十贯钞能换一石米,到仁宗时,得二十五贯钞才能换一石米,这就是通货膨胀啊。
这纸币发行得从元朝说起,元朝别的事办得不咋样,但纸币政策不错,是金银本位发行制度,以金银为准备金,没金银不发纸币,发行有定额,持币者能随时换领金银,这制度用了上千年。可朱元璋不懂经济,看元朝印钞能流通,他也印,而且一开始就印个不停。明朝初年,年收入才几万两银,发行的纸币却好几千万,拿张印着五千两的纸就想当五千两用,老百姓又不傻。官员们可惨了,俸禄本来就低,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都嫌硬。
没办法,为了生活,官员们就想出各种捞钱新花样。
【贪污的方法】
官员们常用的贪污方法主要有两招。
第一招是折色火耗。那时候交赋税常是实物,像谷物、丝织物等,有时也改征银两和铜钱。熔锻碎银时可能有损耗,官府就以此为由多征银两,多征的这部分赋税就叫火耗。其实有没有损耗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就是个多收钱的借口,这招流传几百年,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火耗归公,才消失。这招官府说了算,征多少自己定,操作技巧要求不算高。
第二招就厉害多了,叫淋尖踢斛。百姓交粮食时,官府用斛来装,粮食装成尖堆形,会有部分超出斛壁。等百姓以为交完公粮松口气时,官吏会猛地对准斛踹一脚,超出部分的谷粒就倒在地上,老百姓去捡,官吏就喊:“别捡,那是损耗!” 这踢出的部分就成了官吏的合法收入,老百姓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招关键就在踹斛这个动作。
【那一踹的风情】
这踹斛可是很有讲究的,官吏们为了这一踹得苦练好久。有的先在自家附近找棵树踹,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有的选择踹门练习,要一脚踹开,超过两脚不合格,得继续修炼。这修炼还有好处,万一不干这行了,转行入户打劫都有基础。
交粮那天,官吏们准备好,等斛装满,就凝神屏气、闭目深思,然后气沉丹田,大喝一声,有的还加十米助跑,冲到斛前拼命一踹,踹下来多就哈哈大笑。
要知道,像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这些明朝名臣,当初也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不过朱元璋的工资政策虽对贪污行为泛滥有一定责任,但这绝不是贪污的借口,官员们还是得从自身找原因。
那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当然有,不过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廉洁官员的困境】
靠俸禄过日子的,最出名的就是海瑞。这位老兄那可是正人君子,几十年如一日辛苦干活,不享受奢侈生活(也没钱),火耗和淋尖踢斛的好处他从来没贪过,就靠那点俸禄过活,家里穷得叮当响。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算是文官中俸禄较高的了。可他家请不起几个仆人,啥都得自己动手,吃得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到他家那凄惨样就痛哭失声。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箱子破烂不堪,家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真可谓家徒四壁。更离谱的是,他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的。
还有弘文馆学士罗复仁,为人老实,家里穷。朱元璋不放心,跑去他家看。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朱元璋找到地方,看到一个灰头土脸、粉迹满面的人在刷墙,还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的民工,一问才知道就是罗复仁本人。他那打扮,一手拿刷子,一手提桶,衣衫褴褛,跟叫花子似的,朱元璋哭笑不得,问他为啥住这样的房子,罗复仁说家穷只能将就。朱元璋过意不去,赐给他一所大宅院。
吏部尚书吴琳也很清廉,退休回家后,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情况。使者想着他当过那么大的官,应该有大房子,结果转了一圈没见到,在路边看到一个插秧的老农,一问才知道就是吴琳。使者很感动,回去汇报给朱元璋,朱元璋也挺感慨。像这样道德好、修养高的人实在不多。
【休假制度的变迁】
再说说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
汉朝实行五天一休制,叫 “休沐”,干五天休息一天,轮到哪天休哪天,官员们能回家,待遇还不错。
隋唐时期改成十天休息一次,叫 “旬休”,不过那时有了黄金周概念,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还是带薪假期。此外,端午、中秋、重阳、皇帝生日(因皇帝常变,这假期也常变),甚至如来佛祖生日、老子生日、孔子生日都放假,要是基督教传播广,估计上帝生日也得算进去。
宋朝待遇稍差点,但一年也有几十天假期。
到了元朝,统治者认为工作就是休息,啥旬休、大休都没了,一年就十几天休息。
朱元璋呢,他觉得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就优待你们了,他当年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官员们提出恢复前朝休假制度,被他驳回去了,他规定一年就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他自己的生日。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子女教育等,后来规定从十二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解决部分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制度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们的矛盾越来越深,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必然会违反法典,朱元璋也不会允许,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一场历史剧也就此开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