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秦女采葑菲

1、第 1 章

　　这是我摘抄的书，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

　　儒士与王权之所以能在汉代建立起制度化的依附型合作关系，一则由于统治者对儒学的认识日益加深，另一方面，更在于儒士对自己理论的综合创新，从而大大淡化了其中崇古主义、理想主义的成分，并适应时代的需要吸收融合了其他学派的有益部分。正由于汉初儒士对儒学的改造与变通，儒学的价值才为统治者所认识，儒学由此渐次步入统治思想的殿堂。
　　儒家与法家思想的一个大的分野即是前者“崇古”，后者“尚今”。在法家看来，古代与当今各有自己的时代主题，“古今异情”，古不可为今所用，所谓“世异则事异”。治国治业只需立足于当今，崇古是迂腐之念，误国之举。
　　儒家不然，他们认为自己所描述的政治理想国在古代曾经存在过，古今政治状况多有差异，但其间却也有着相通的东西，那就是“治道”。在儒士们看来，古圣人治国之道是至为完美的，是今人必当继承发扬的。也就是说，儒家并非事事崇古，其崇古也未必一定是复故，他们只是认为人性或人的本质乃至社会的本质或性质古今是同一的，正所谓“类不悖，虽久同理”，因此，治国理民之道亦只需因循效法先王之道足矣，从而认为古今之间不应有断裂性的改革。秦帝国在实践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天下一统，儒家以“是古而非今”或“道古以害今”的姿态谋求与秦王权的合作，自然被秦当政者视作现实政权合法性基础的危害者而予以排斥。
　　对儒士来说，其在秦帝国厄运的影响是双面的。尽管儒家思想的传播及儒士的政治前途遭受重创，“但是，历史地看，打击对儒家来讲又未尝不是一大幸事，受此打击，儒家精英人物在汉家政权建立之后便扩大了他们的历史视野并转变了其现实的政治态度，他们积极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现实政治的要求，从而成功地将儒学推上了意识形态霸权的宝座”。①汉初儒士们在深刻反醒其在秦代的遭遇时开始意识到：孔子创建儒学，是处于王纲解体、礼崩乐坏的春秋战乱时代。孔子所思所著是希望为当时社会提供一套尊卑有序、群体和谐的社会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学说，以使天下安定，社会有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仁政王道乃是为分封服务的。而在汉初，儒士们面对的是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治，他们的政治构想能否实现完全依仗于君主的权威。儒学在先秦不被诸侯王采纳，“凄清冷冷若丧家之犬”，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思想“迂阔而远于事情”。儒学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要使儒学得以复兴，就要站在适应汉初王权的立场上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符合思想的殿堂时代的要求和统治者的需要。汉初儒士普遍意识到，他们的使命应当是把后者“尚今”“先王之道”和现实的政治相结合，“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用刘向的话那就是“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①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汉初较有影响力的儒学之士几乎都自觉地把儒家基本理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积极地为大一统帝国吸纳儒学而摇旗呐喊。陆贾明确地提出“善言古者存在过，古今勤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古人没有什么神秘不可企及的东西，能将古人的经验教训供今日借鉴，便是最大的成功。
　　“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对君主的要求如此，对动辄称古的儒生他亦予以尖刻的批评：“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他强调“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新语·本事》）。叔孙通提出：“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他制订礼仪它间不应有能的原则是“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不必盲目效法所谓“帝王之制”。事实儒家以“是也是如此，叔孙通为汉家制朝仪时不再如秦儒为秦皇制封禅之礼那样因拘于古礼而争论不休，而是积极地顺应“时变”却又“颇采古礼与秦仪”以杂就汉家朝仪。叔孙通的弟子们誉他“诚圣人也，识当世之要务”。贾谊上疏陈政事日：“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汉书*贾谊传》所谓的“按之当今之务”，无疑采取的是一种积极思考、解决现实问题态度，对贾谊来说加强皇权为当今第一要务。那么具体到儒家理论本身又是如何因时而变易的呢？概言之，汉初儒家并没有去简单地复制原始儒学，而是根据社会实践的选择对其进行了抄充和拓展，在坚持先秦儒家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努力吸收道、法、阴阳等一切有利于丰富自身政治资源加强自己干政能力的他家学说，在综合中创新，从而为董仲舒完成儒学的重构做了铺垫。一方面，汉初儒家在基本的方面坚持了先秦儒家的学说，这包括重义、重礼治、重人道等。“仁”与“仁义”及与之相关的“仁政”、“民本”等可谓原始儒家区别于其他诸家的标志性范畴。汉初儒士在对“秦任刑法不变”而速亡所进行的反思中高扬了先儒的“仁义”思想。陆贾对仁义在治国中的作用极为重视，他将仁义视为治理天下最主要的事情。①他指出：“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仗义而强。”在他看来，“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讲求仁义道德，这是治政之本：“夫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必崩。”（以上见《新语·道基》贾谊也认为秦朝速亡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过秦上》），并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新书·修政语》）“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韩婴同样认为秦朝速亡的原因是舍弃儒家的仁义：“秦之时，非礼义，弃诗书，略古昔，大灭圣道，专为苟妄，以贪利为俗，以告猎为化，而天下大乱。”（《韩诗外传》卷五第十六章）
　　“礼”是原始儒家的另一标志性范畴，“以礼治国”是儒家显著区别于法家纯任法治的又一特点。陆贾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有赖于“礼”，只有“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才“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新语·道基》。韩要亦认为治国不能无“礼”：“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礼义”；“礼义不加乎国家则功名无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韩诗外传》卷一第五章）贾谊则将礼视为经国治民的最高原则：“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新书·礼》）在天人观上，原始儒家敬天重人，非常看重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汉初儒家亦继承了这一点。陆贾说：“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新语·道基》在陆贾看来，道术是由天、地、人三者结合而成的，天的作用是生，地的作用是养，人的作用是成就万物，人的功德是仁义。只有遵循这样的道术治理天下，国家才能兴旺。他认为，国家的兴衰成败在人道而非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