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焚永痕》秦往深

13、你的离开

　　幸福是短暂的。他早就知道的。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从江屿念说“好”的那一刻，从他第一次握上江屿念的手的那一刻，从他第一次被江屿念抱在怀里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了。幸福是短暂的，像烟花，像流星，像夏天傍晚天边那一抹转瞬即逝的晚霞，像冬天早晨窗玻璃上那一片太阳一出来就会消失的霜花。它来了，它很美，它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所有的伤疤都是值得的。然后它就走了。走得很快，很快，快到你还来不及伸手去抓，它就已经消失在了你的指缝间，像水，像沙，像风，像时间，像所有那些你留不住的、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地从你生命中流逝的东西。

　　两个月。只有两个月。六十天，一千四百四十个小时，八万六千四百分钟。他在心里算过很多遍，每一遍的答案都一样——太短了。太短了，短到他还来不及记住江屿念的每一个表情，短到他还来不及学会江屿念弹过的每一首曲子，短到他还来不及把江屿念送他的每一件衣服穿一遍，短到他还来不及告诉江屿念他有多爱他，短到他还来不及让江屿念知道，没有他，他会死。

　　但时间不会因为他觉得短就停下来。时间不会可怜任何人。时间是一列不会停的火车，轰隆轰隆地往前开，不管你上了车还是没上车，不管你准备好了还是没准备好，不管你是幸福还是痛苦，它都开，一直开，不停地开，开到所有人都下了车，开到车厢里空无一人，开到铁轨生了锈，开到车轮磨平了，开到火车变成一堆废铁，它还在开，永远在开，永远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来。

　　那天江屿念喝醉了。

　　沈堰秋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家里练琴。他弹的是肖邦的夜曲，降D大调，江屿念在钢琴室里弹过的那一首。他弹得很慢，很轻，像一个人在走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路上有风，有雨，有落叶，有黄昏，但那个人不急，不慌，不赶时间，就那么一步一步地走着，走到路的尽头，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然后笑了。他弹到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手机响了。他看着屏幕上那个名字，看了两秒钟，然后接起来。电话那头不是江屿念的声音，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陌生的，低沉的，带着一点不耐烦的语气，说：“你是江屿念的朋友吗？他喝多了，在XX酒吧，你来接他一下。”

　　沈堰秋没有说“好”，也没有说“我马上来”。他挂了电话，拿起外套，出了门。他走得很急，没有等电梯，从楼梯跑下去的，一步三阶，一步四阶，跑到一楼的时候，他的腿在发软，他的心脏在狂跳，他的呼吸在喘。他不是怕江屿念出事。他知道江屿念不会出事。他怕的是别的东西。他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很不好、很不祥、像暴风雨来临之前那种闷得让人喘不过气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不安的、让人想逃又不知道该往哪里逃的感觉。

　　他到了酒吧。江屿念坐在角落的卡座上，面前摆着几个空瓶子，红的，白的，啤的，混在一起，像一幅被打翻了的调色盘。他的脸很红，从脸颊一直红到脖子，红到耳朵，红到眼角。他的眼睛是闭着的，睫毛很长，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淡淡的阴影。他的嘴唇是干的，裂开了好几道口子，有的口子里还在往外渗血，血是暗红色的，稠稠的，像快要凝固了的果酱。他的呼吸很重，很沉，带着浓烈的酒精的气味，像一把生了锈的刀，一刀一刀地割着沈堰秋的鼻腔。

　　沈堰秋在他面前蹲下来，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江屿念，”他叫他，“江屿念。”江屿念的眼睛动了一下，睫毛颤了颤，像一只在茧里挣扎着要出来的蝴蝶。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那双深棕色的、像红茶一样看不到底的、像壁炉里的火一样温暖的眼睛，此刻是浑浊的，是模糊的，是像被一层雾蒙住了的、看不清任何东西的。他看着沈堰秋，看了很久，好像在辨认他是谁，好像在努力地从那一团模糊的、晃动的、像水底一样的视线里，找出一个熟悉的轮廓，一个熟悉的面孔，一个熟悉的名字。

　　“阿堰。”他叫了他。声音很轻，很软，很温柔，像一个在梦里说话的人，怕吵醒自己，也怕吵醒别人。他的手从桌子上抬起来，很慢，很重，像举着一个很重很重的东西，举到沈堰秋的脸上，贴上去，手心是烫的，滚烫的，像一块被火烧过的、还没有完全冷却的炭。他的手指在沈堰秋的脸上慢慢地移动着，从他的额头，到他的眉毛，到他的眼睛，到他的鼻子，到他的嘴唇。他的手指在沈堰秋的嘴唇上停了一下，停了一瞬，然后轻轻地按了一下，按出了一个浅浅的、像花瓣一样的印子。

　　“阿堰，”他又叫了一声，声音比刚才更轻了，更软了，更温柔了，像一个快要睡着的人，在梦里对另一个人说最后一句梦话，“我要走了。”

　　沈堰秋的手停了一下。只是一下。很短，很快，快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后他继续扶着江屿念，继续把他从卡座上拉起来，继续把他的手臂架在自己的肩膀上，继续搀扶着他往外走。他的动作没有停，他的表情没有变，他的呼吸没有乱。他整个人像一台被调试好的机器，每一个动作都是精确的、有效率的、不带感情的。他搀扶着江屿念走出酒吧，走出那条窄窄的、铺着碎石子的小巷，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他把江屿念塞进后座，自己坐进去，关上门，报了地址。车子开了，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橘黄色的光，一盏一盏的，像一颗一颗被串在一起的、发光的珠子，在黑暗中闪烁着，排成一条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通往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的路。

　　“我要走了。”江屿念靠在他的肩膀上，闭着眼睛，嘴唇贴着他的耳朵，呼出的气是热的，带着酒精的味道，像一阵一阵的热风，吹在他的耳廓上，吹得他起了一层细细的、像鸡皮疙瘩一样的东西。“我要走了，”江屿念又说，“我要离开这里了。”沈堰秋没有说话。他看着窗外，看着那些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一盏一盏地消失在后视镜里，一盏一盏地变成一个小小的、橘黄色的、像萤火虫一样的光点，然后灭了。他知道江屿念喝醉了。他知道喝醉的人说的话不能当真。他知道明天早上江屿念醒来，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可能不记得自己说过“我要走了”，可能不记得自己靠在他的肩膀上，可能不记得自己对着他的耳朵呼出的那些热热的、带着酒精味的气。他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沈堰秋记得。他会记得。他会永远记得。记得江屿念说“我要走了”的时候，声音里的那种决绝，那种不容置疑的、像一把刀一样锋利的、像一扇门一样沉重的、像一堵墙一样不可逾越的决绝。

　　他要走了。他要离开这里了。

　　沈堰秋不知道“这里”是哪里。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片大陆，还是他的生命。他不知道。他不敢知道。他怕知道。因为如果知道了，他就不能再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了。如果知道了，他就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安静地坐在出租车上，安静地看着窗外，安静地听着江屿念的呼吸声，安静地感受着他的重量、他的温度、他的气息。如果知道了，他就必须面对那个事实——江屿念要走了。他要离开他了。他要像德莱一样，像所有离开他的人一样，头也不回地走掉，把他一个人丢在原地，丢在那个空荡荡的、冷冰冰的、像一座坟墓一样的房子里，一个人，永远。

　　车子停了。他付了钱，下了车，搀扶着江屿念往家的方向走。那条路他走过无数遍，从出租车停靠的地方到德莱的房子，经过那扇铁栅栏门，经过那片玫瑰花园，经过那棵银杏树，经过那个空荡荡的、不再摇晃的秋千。他搀扶着江屿念走过那条碎石小路，石子在他们脚下发出细碎的、沙沙的声响，像很多人在小声地说着悄悄话。那些悄悄话在说什么？在说“你看，他又是一个人”，还是在说“你看，他又要一个人了”，还是在说“你看，他永远都是一个人”？他不知道。他不想知道。他只想把江屿念搀扶进家里，放在床上，盖好被子，然后坐在床边，看着他，等到天亮，等到他醒来，等到他睁开眼睛，等到他看着自己，叫自己一声“阿堰”。然后这一切就过去了。就像一场梦。噩梦。醒了就没事了。

　　“沈堰秋。”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不是江屿念的声音。是另一个人的，低沉的，稳重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像法官宣判一样的语气。沈堰秋的脚步停了下来。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是谁。西索。他的现任监护人。德莱死了以后，变成了他的现任监护人的那个年轻人。黑头发，黑眼睛，中文说得很标准，英文也说得很标准，总是很忙，总是很累，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他的表情永远是温和的、耐心的、不急不躁的，像一个被调试得很好的、不会出错的、永远在线的翻译机器。但此刻，他的语气不是温和的，不是耐心的，不是不急不躁的。是冷的，是硬的，是像一把刀一样锋利的，是像一堵墙一样不可逾越的。

　　“你们之间的关系，该断了。”

　　沈堰秋转过身，看着西索。西索站在路灯下，穿着一件深色的大衣，围巾围得很高，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是黑色的，很深很深的黑色，像两口没有底的井，像两个没有星星的夜晚，像两个没有尽头的黑洞。那双眼睛看着沈堰秋的时候，里面没有任何感情，没有同情，没有怜悯，没有愤怒，没有失望，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东西——责任。他是他的监护人，他有责任管他。他有责任不让他做丢家族脸面的事。他有责任维护德莱的声誉。德莱是贵族，德莱的家族是有头有脸的，德莱的后人不能是一个同性恋，不能跟一个男人搞在一起，不能做这种丢脸的事，不能让家族蒙羞。

　　“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西索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一颗一颗地钉进沈堰秋的耳朵里，钉进他的脑子里，钉进他的心里，钉得深深的，拔不出来了，“你是德莱唯一的后人。”

　　德莱唯一的后人。这句话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浇得他浑身冰凉，浇得他牙齿打颤，浇得他心脏骤停。他忘记了。他真的忘记了。在这两个月里，在这六十天、一千四百四十个小时、八万六千四百分钟里，他完全忘记了。他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德莱是谁，忘记了那个写着“秦往深”的墓碑，忘记了那些在伦敦机场接他的、头发全白的、哭得很大声的老太太，忘记了那些看着他、眼睛里全是泪、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的中年男人。他忘记了这一切。他忘记了自己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忘记了自己是德莱唯一的后人，是德莱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的痕迹，是德莱的爱、德莱的生命、德莱的一切的延续。他不能做丢脸的事。他不能让德莱的家族蒙羞。他不能让德莱在死后还要因为他而被人指指点点，被人说三道四，被人嘲笑、鄙夷、看不起。

　　他不能。

　　沈堰秋站在那里，看着西索，看了很久。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恐惧，没有慌乱，什么都没有。他的脸像一面被擦干净的镜子，干干净净的，什么影子都映不出来。但他的心在翻涌，在翻滚，在翻腾，像一锅被烧开了的、盖子被蒸汽顶得噗噗作响的、马上就要溢出来的水。他压住了。他把那些翻涌的、翻滚的、翻腾的东西全部压了下去，压到那个深不见底的、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压到一个连他自己都快要找不到的地方。他看着西索，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平，很稳，没有发抖，没有结巴，没有犹豫。

　　“我会处理好我们的关系。”他说，“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西索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他只是点了点头，转过身，走了。他的皮鞋踩在碎石路上，发出笃笃笃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像一只在啄木的鸟，啄了一会儿，飞走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沈堰秋搀扶着江屿念走进了房子。他没有开灯，他不需要灯。他对这栋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每一件家具的位置，每一级台阶的高度，每一块地板的响声。他在黑暗中走着，扶着江屿念，一步一步地，很稳，很慢，像一个盲人走在自己走了一辈子的路上，不需要眼睛，不需要光，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他把江屿念放在床上。江屿念的身体陷进柔软的床垫里，发出了一声含混的、像叹息一样的声音。他的眼睛还是闭着的，睫毛还在颤，嘴唇还在动，好像在说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在说。沈堰秋站在床边，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身去厨房倒了一杯水，端回来，放在床头柜上。他没有叫醒江屿念，没有让他喝水。他只是把水放在那里，放在他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放在他醒来的时候第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

　　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江屿念。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江屿念的脸上，落在他的眉毛上，落在他的睫毛上，落在他的鼻梁上，落在他的嘴唇上。他的嘴唇还是干的，裂开的口子还在，血已经干了，变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暗红色的、像花瓣一样的痂。沈堰秋伸出手，用指尖轻轻地碰了一下那片痂。硬硬的，糙糙的，像摸到了一块干涸了很久的、已经龟裂了的河床。

　　江屿念的眼睛动了一下。他的睫毛颤了颤，像一只在茧里挣扎着要出来的蝴蝶。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这一次，他的眼睛不再是浑浊的、模糊的、像被一层雾蒙住的了。它们清明了，亮堂了，像两面被擦干净的镜子，映出了沈堰秋的脸，沈堰秋的眼睛，沈堰秋的嘴唇，沈堰秋的沉默。

　　“阿堰。”他叫了他。声音不大，很小，但很稳，没有醉意，没有含糊，没有梦呓。他是一个清醒的人了。他已经醒了。他的酒，在某个他不知道的时刻，已经醒了。他坐在床上，靠着枕头，看着沈堰秋，看了很久。他的嘴唇动了几下，好像在犹豫，好像在挣扎，好像在跟自己打架。他的眉头皱得很紧，他的嘴角抿得很下，他的手在被子上攥成了拳头，指节泛白，青筋暴起。

　　“阿堰，”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哑，有些涩，像一把生了锈的刀在磨刀石上慢慢地、吃力地滑动着，“我们分手吧。”

　　沈堰秋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明天就要走了，”江屿念说，他的声音在抖，嘴唇在抖，整个人在抖，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准备往下跳的、知道跳下去可能会死、但不跳下去会生不如死的、已经没有退路了的、只能往前走的、不会再回头的人，“我爸妈让我回去结婚。”

　　沈堰秋还是没有说话。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被冻住的、不会动的、不会呼吸的、连心跳都停了的冰雕。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恐惧，没有慌乱，什么都没有。他的脸像一面被擦干净的镜子，干干净净的，什么影子都映不出来。但他的心在碎。不是那种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像沙漏里的沙一样流走的碎。是那种一下子、猛地、像一块玻璃被锤子砸中了的、在一瞬间碎成了千万片的、每一片都尖锐的、每一片都在割他的肉、放他的血、把他整个人都割得面目全非的碎。

　　他站了起来。他走到江屿念面前，蹲下来，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深棕色的，像红茶一样看不到底的，像壁炉里的火一样温暖的。但现在，那双眼睛里没有温暖了。只有痛苦，只有挣扎，只有不舍，只有抱歉，只有一种让他想吐的、让他想尖叫的、让他想把那双眼睛挖出来、扔在地上、踩碎、踩烂、踩成肉泥的东西——怜悯。

　　“我们似乎从未接过吻，”沈堰秋听到自己说，他的声音很平，很稳，没有发抖，没有结巴，没有犹豫，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不需要任何感情的事情，“因为你总说我没有成年。”

　　他伸出手，解开了江屿念的腰带。他的手很稳，没有抖，没有颤，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得像一台被调试好的机器。他解开腰带，拉开拉链，低下头。他的嘴唇碰到了江屿念的皮肤，凉的，滑的，带着一点点咸味，像海水，像眼泪，像那些他在深夜里一个人流过无数次的、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会为他擦的、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流、默默地干、默默地再流、再干、流了干、干了流、流到眼睛肿了、流到嗓子哑了、流到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的东西。

　　江屿念的身体僵了一下。他的手按在了沈堰秋的头上，想推开他，想把他拉起来，想让他停下来。但他的手上没有力气。他的手指插在沈堰秋的头发里，攥着，攥得很紧，紧到指节泛白，紧到沈堰秋的头皮被扯得发疼。但他没有推开他。他推不开他。他舍不得推开他。他的身体在发抖，他的呼吸在变快，他的心跳在加速。他在抗拒，在挣扎，在跟自己打架。他的理智告诉他——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他还小，他不懂，他不应该做这种事。你不能让他做这种事。你会毁了他。你会害了他。你会让他后悔一辈子。

　　但他的心在告诉他——你不想推开他。你舍不得推开他。你拒绝不了他。因为你也想要他。因为你也想被他碰。因为你也想碰他。因为你在这两个月里，也被他碰过了，也被他摸过了，也被他亲过了，也被他抱过了。你也习惯了。你也离不开了。你也放不下了。

　　他低下头，看着沈堰秋。沈堰秋也抬起头，看着他。他看着那双灰色的、边缘模糊的、像起雾的玻璃一样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乞求，没有痛苦，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东西——他看不懂的东西。那东西很深，很沉，很重，像一个无底洞，像一个黑洞，像一个能把所有东西都吸进去、吞掉、消化掉、变成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他看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他看到那双眼睛里有他的影子，一个小小的、模糊的、像隔着一层雾一样的影子。那个影子在动，在颤，在发抖。那个影子在说——不要推开我。不要拒绝我。不要离开我。

　　他心疼了。他的手从沈堰秋的头上滑下来，滑到他的脸上，贴上去，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手指在他的脸颊上慢慢地移动着，从他的颧骨，到他的嘴角，到他的下巴。他的手指在下巴上停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抬起来，把他的脸抬起来，抬到他的面前，近到他可以看清他每一根睫毛，近到他可以数清他睫毛的根数，近到他可以看清他瞳孔里那层灰色的雾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像一个人在雾里消失一样地散去。

　　“阿堰，”他说，声音很轻，很柔，很心疼，像一只手，一只很温柔的、很有耐心的、不会催他也不会推他的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肩膀上，搭着，不动，不使劲，不离开，“你不用这样。”

　　沈堰秋看着他，没有说话。他只是把头低了下去，继续他刚才做的事。他的动作很慢，很轻，很小心，像一个在拆炸弹的工兵，每一根线都要看清楚，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错，错了就会爆炸，炸死自己，也炸死别人。他不想炸死江屿念。他只想炸死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炸得尸骨无存，炸得连灰都不剩，这样就没有人会记得他，没有人会为他哭，没有人会为他难过，没有人会因为他而痛苦。

　　江屿念没有再推开他。他的身体放松了，不再发抖了。他的手又回到了沈堰秋的头上，手指插在他的头发里，轻轻地、慢慢地、像在抚摸一只安静的、温顺的、不会咬人的猫。他的呼吸变重了，变急了，变乱了。他的嘴唇微微张着，发出一些含混的、模糊的、像梦呓一样的声音。那些声音不是词，不是句，不是任何一种他能听懂的语言。它们只是声音，只是气流通过声带时产生的振动，只是一个人在极度的、无法控制的、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的情绪中，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最原始的、最本能的、最不像人声的声音。

　　他释放在沈堰秋的口中了。沈堰秋起身，走向卫生间。他的步子很稳，很慢，跟平时一样，每一步的距离都一样，每一步的时间都一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今天跟昨天一样，好像明天也会跟今天一样。他打开水龙头，弯下腰，把水含进嘴里，漱口，吐出来，再含，再漱，再吐。他重复了很多遍，多到他的嘴巴发麻了，多到他的舌头尝不出任何味道了，多到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洗手台上，一滴一滴的，像眼泪，像雨，像那些他见过很多次但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的东西。

　　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那个人头发乱了，脸红了，眼睛下面有两道深深的、湿漉漉的、像被什么东西划过一样的痕迹。那不是泪痕。他没有哭。那不是水痕。他已经擦干了。那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两道痕迹在他的脸上，像两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口，像两条流不干的河，像两行写在他脸上的、他永远也擦不掉的字。那两行字写着——你是一个变态。你是一个变态。你是一个变态。

　　他回到房间，扑倒在江屿念的怀里。他的脸埋在江屿念的胸口，贪婪地、疯狂地、像一个快要渴死的人拼命地喝水一样地吸收着他的气味。那股干净的、清澈的、像冬天的第一场雪、像春天的第一场雨、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像山间的第一口空气的味道。那个味道已经很淡了，淡到他需要用尽全力地去呼吸，去嗅，去捕捉，才能闻到一点点残留的、快要散尽的、像一个人即将消失在人群中的最后一个背影。他把那个味道吸进肺里，吸进血液里，吸进骨头里，吸进灵魂里。他想把它永远地留在身体里，留在那些他永远也不会让任何人看到的地方，留在那些黑暗的、潮湿的、没有人能进来的地方。这样，就算江屿念走了，他还有这个味道。这个属于他的、只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像他的指纹、他的虹膜、他的声音、他的笑一样独特的、只属于他的味道。

　　他抱着江屿念，抱了很久。久到他的手臂酸了，久到他的肩膀僵了，久到他的骨头疼了。他没有松手。他不敢松手。他怕一松手，江屿念就不见了。就像那些在梦里出现过很多次的、他每次伸手去抓、但每次都只抓到一把空气的、从来没有真正被他抓住过的东西。

　　“你一定要走吗？”他问。声音很小，很轻，像一个在梦游的人说出来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

　　江屿念没有回答。他只是把他抱得更紧了，紧到他的肋骨有点疼，紧到他的呼吸有点困难，紧到他觉得自己快要被勒断了，快要被勒成两截了，快要被勒成碎片了。但他不想让他松开。他不想。他一点都不想。他想让他抱得更紧一些，更紧一些，更紧一些。紧到他的肋骨断了也没关系，紧到他的呼吸停了也没关系，紧到他死了也没关系。因为他想死在江屿念的怀里。他想在江屿念的怀里死去，在被他抱着的时候，在被他的温度包裹着的时候，在被他的心跳声催眠着的时候，闭上眼睛，停止呼吸，停止心跳，停止一切，变成一具冰冷的、僵硬的、不会再爱也不会再痛的尸体，永远地躺在江屿念的怀里，永远不离开。

　　“至少让我留个纪念。”沈堰秋说。他的声音很平，很稳，没有发抖，没有结巴，没有犹豫，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不需要任何感情的事情。“和我做吧。我们不说，没有人会知道的。”

　　江屿念的身体僵了一下。他看着沈堰秋，看着他那双灰色的、边缘模糊的、像起雾的玻璃一样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样东西，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不是乞求，不是痛苦，不是绝望，不是疯狂。是一种比这些都更深、更重、更沉的东西。他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只是觉得那个东西像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他的喉咙，让他说不出“不”。那个东西在说——你欠我的。你这辈子都欠我的。你欠我一个家，你欠我一个未来，你欠我一次在一起的机会，你欠我一句“我不会走”。你欠我的，你永远都还不清，你永远都欠我的。

　　他想拒绝。他张开嘴，想说“不行”，想说“不可以”，想说“我们不能这样做”。但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那些话在喉咙里挤来挤去，一个都出不来。他看着沈堰秋的眼睛，看着那双灰色的、边缘模糊的、像起雾的玻璃一样的眼睛，看着那双眼睛里的那个东西，看着那个东西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像一个人在雾里消失一样地吞噬着他，吞噬着他的理智，吞噬着他的坚持，吞噬着他的“不”。

　　他心疼了。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沈堰秋在想什么，知道他在做什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是傻，他不是不懂，他不是看不出来。他看得出来，他什么都看得出来。他看得出来沈堰秋在假装坚强，在假装镇定，在假装无所谓。他看得出来沈堰秋的心在碎，在流血，在一点一点地死去。他看得出来沈堰秋在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最卑微的、最下贱的、最让人不齿的方式，在挽留他，在求他，在告诉他——不要走。不要离开我。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他心疼了。他心疼得想哭。他的眼眶发热，鼻子发酸，喉咙发紧。他心疼得想把自己撕成两半，一半留下来陪他，一半回去应付父母，应付家族，应付那些该死的、无聊的、让人想吐的规矩和礼教。但他做不到。他做不到。他是一个懦夫。他是一个胆小鬼。他是一个不敢反抗父母、不敢反抗家族、不敢反抗这个社会的、只能在深夜里喝得烂醉、然后在酒精的麻醉下说出真话、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的、可怜又可悲的废物。

　　他点了点头。

　　沈堰秋看着他，没有笑，没有哭，没有任何表情。他只是伸出手，开始解江屿念的衣服。他解得很慢，很轻，很小心，像一个在拆礼物的孩子，怕把包装纸撕破了，怕把丝带弄断了，怕把里面的东西摔坏了。他把江屿念的衬衫扣子一颗一颗地解开，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第五颗。他把衬衫从江屿念的肩膀上褪下来，露出他的锁骨，他的胸口，他的肩膀。他的皮肤很白，很薄，薄到能看到下面青色的血管，像一张被水泡过的、半透明的纸。那些血管在他的皮肤下面蜿蜒着，像一条一条小小的、蓝色的、安静的小溪，从他的心脏出发，流向他的四肢，流向他的全身，流向他的每一个角落。

　　江屿念配合地张开了双腿。他看着沈堰秋，眼睛里全是泪。那些泪在他的眼眶里打着转，一颗一颗的，像一颗一颗小小的、透明的、圆圆的、亮晶晶的宝石，在灯光下闪烁着，马上就要落下来了，马上就要从眼眶里涌出来了，马上就要顺着脸颊往下淌了。他没有让它们落下来。他把那些眼泪逼了回去，逼回了眼眶里，逼回了眼睛后面，逼回了那个黑暗的、潮湿的、没有人能看到的、他藏着所有秘密的地方。

　　沈堰秋进入了江屿念的身体。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他从未到过的、但又莫名熟悉的地方。那里很暖，很紧，很湿，像一个被藏在很深很深的地下的、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到过的、长满了青苔和蘑菇的、散发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的洞穴。他在那个洞穴里待着，不想出来，不想离开，不想回到那个冰冷的、干燥的、什么都没有的地面上。他想在那个洞穴里待一辈子，跟江屿念一起，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像两只冬眠的、蜷缩在洞穴最深处的、靠彼此的体温取暖的、睡得很沉很沉、不会醒来也不会被打扰的熊。

　　他一边紧紧地抱着江屿念，一边流泪。他的眼泪流在江屿念的胸口上，一滴一滴的，温热的，咸的，像雨，像露，像那些从彩色玻璃窗透进来的、被染成了各种颜色的、落在地板上就会碎掉的光。他没有出声，他没有哭出声，他只是流泪，无声地、安静地、像一条不会发出任何声响的小溪一样地流着，从他的眼睛，流到江屿念的胸口，流到他的皮肤上，流到他的心脏里。那些眼泪在江屿念的心脏里汇成了一条小小的河，那条河在他的心里流着，流过他的心房的每一个角落，流过他的心室的每一条缝隙，流过他的瓣膜的每一片叶瓣。那条河在说——不要走。不要离开我。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他们没有说话。谁都没有说话。房间里只有呼吸声，心跳声，身体碰撞的声音，床垫发出的吱呀声，窗外的风吹过银杏树叶的沙沙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曲子，没有旋律，没有节奏，但很好听，好听到他想把这一刻永远留住，像留住一颗被泡在福尔马林里的眼球一样，不让它腐烂，不让它变化，不让它变成什么都不是的东西。

　　做了很久。久到他的腿麻了，久到他的腰酸了，久到他的后背开始疼了，久到那些蓝色的玫瑰花在他的背上被汗水浸湿了、颜色变得更深了、像一朵一朵正在慢慢绽放的、在雨夜里显得格外妖冶的花。

　　清洗完之后，江屿念睡着了。他的呼吸很轻，很浅，很均匀，像一个婴儿，像一个没有做过任何噩梦的、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离别、什么是再也不会回来的、还在妈妈肚子里、被羊水包裹着、被心跳声催眠着、睡得又香又甜的婴儿。

　　沈堰秋坐在床边，看着他，点了一根烟。烟是苦的，涩的，辣的，像一种他从来没有尝过的、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让人想吐的味道。他吸了一口，含在嘴里，含了很久，然后慢慢地吐出来。烟雾从他的嘴唇间涌出来，灰白色的，像一团小小的、正在慢慢散开的云。他看着那团云，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变淡，一点一点地扩散，一点一点地消失在空气中，像一个人在慢慢地、不可逆转地、从这个世界里消失。

　　江屿念明天就要走了。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他的脑子里，扎得很深，深到他拔不出来，也不想拔。他让那根针在那里扎着，扎着，扎着，扎到他的脑子麻木了，扎到他的思维停止了，扎到他什么都想不了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什么都无所谓了。他整个人已经麻木了，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只剩下空壳的、不会痛不会痒不会哭不会笑的、像一台被拔掉了电源的、屏幕还亮着、风扇还转着、但操作系统已经没有了、你点什么都点不动、按什么都没反应、它只是一个空壳、一个看起来还在运转但实际上已经死掉了的空壳。

　　他站起身，走向衣柜。他想找一件明天穿的衣服。他想在送江屿念走的时候，穿一件好看的衣服，给他留一个好印象。让他记住他最好的样子，不是哭泣的样子，不是乞求的样子，不是疯狂的样子，不是变态的样子。是好看的，是体面的，是正常的，是像一个人一样的样子。他打开衣柜，看着里面的衣服。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的，像一队一队等着被检阅的士兵。他的目光从左边扫到右边，从右边扫到左边。他伸出手，一件一件地摸着，摸面料，摸领口，摸袖口，摸那些衣服上残留的、已经快要散尽的、属于江屿念的气味。

　　他找出来的，都是江屿念送他的衣服。

　　这件大衣，江屿念送的。去年冬天，在他家附近的商场里试了很久，江屿念说这件好看，他说这件太长了，江屿念说长的好，长的保暖，说你太瘦了，穿长一点的看起来没那么瘦。他不知道江屿念的逻辑是什么，但他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反驳没有用，江屿念在买衣服这件事上是不讲道理的，他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买了就一定要沈堰秋穿，沈堰秋穿了他就高兴，他高兴了就会笑，他笑了沈堰秋就觉得这件衣服其实也挺好看的。

　　这条围巾，江屿念送的。灰色的，羊绒的，很软，很暖，围在脖子上像被一只手轻轻地托着下巴。江屿念说灰色适合他，说灰色衬他的眼睛，说他的眼睛就是灰色的，说灰色是一种很安静的颜色，说他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人，说安静的人就应该穿安静的颜色。

　　他穿上那件大衣，围上那条围巾，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头发有些长了，垂下来，挡住了半边眼睛。他的脸很白，白得像纸，嘴唇发紫，眼睛下面有两道深深的、青黑色的阴影，像两道被画上去的、怎么擦都擦不掉的、越来越深的、越来越浓的、越来越像两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口的印记。

　　他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到床边，躺下来，从背后抱住了江屿念。他的手臂环着江屿念的腰，收得很紧，紧到他的指尖嵌进了江屿念的皮肤里，紧到他的指甲在江屿念的腰上留下了四个月牙形的、深深的、泛着白的印子。他把脸埋在江屿念的后背上，贴着他的脊椎，贴着他脊柱两侧的肌肉，贴着他那些被衣服盖住的、他从来没有见过但能感觉到它们的形状的骨头。他的鼻子抵着他的脊骨，一節一節的，像一座一座小小的、圆圆的、光滑的、被岁月和风雨打磨了很久的山丘。

　　他在心里祈祷。不是对上帝，不是对佛祖，不是对任何神。是对时间。他对时间说——求你了，慢一点。走慢一点，再慢一点。不要那么快天亮。不要那么快让太阳升起来。不要那么快让今天变成昨天，让昨天变成过去，让过去变成再也回不去的、只能在他的记忆里慢慢褪色、慢慢模糊、慢慢变成什么都不是的东西。他求时间。他求它可怜可怜他。他求它放过他。他求它再给他多一点时间。让他再抱江屿念一会儿。再闻一下他的气味。再感受一下他的温度。再听他一次心跳。再被他叫一次“阿堰”。

　　时间没有回答他。时间从来不回答任何人。时间只是走着，走着，走着，一秒一秒地，一分一分地，一时一时地，不停，不歇，不回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做什么，不管你是幸福还是痛苦，不管你是想让它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它都走着，一直走着，永远走着，走到你死了，它还在走着，走到人类灭绝了，它还在走着，走到地球爆炸了，太阳熄灭了，宇宙变成了一片黑暗、冰冷、什么都没有的虚空，它还在走着。永远走着。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来。

　　天亮了。窗外的天从黑变灰，从灰变白，从白变蓝。鸟开始叫了，风开始吹了，树叶开始沙沙地响了。新的一天开始了。江屿念要走了。

　　沈堰秋帮江屿念穿好衣服。他穿得很慢，很仔细，像在照顾一个病人，一个不能自己穿衣的病人。他把衬衫的扣子一颗一颗地扣好，把裤子的拉链拉好，把腰带系好，把袜子套好，把鞋子穿好。他把每一件衣服都整理得平平整整的，没有一丝褶皱，没有一个线头，没有一个扣子是歪的。他把江屿念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漂漂亮亮的，像一个要出嫁的新娘，像一个要上台表演的演员，像一个要远行的旅人。

　　他送江屿念到车站。车站很多人，来来往往的，熙熙攘攘的，像一群被惊扰了的、四处乱飞的、找不到方向的蚂蚁。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在拥抱，有人在告别。有人来了，有人走了，有人留下来了，有人永远地离开了。沈堰秋站在那里，站在人群中间，看着江屿念。江屿念看着他，眼睛里全是泪。他的嘴唇在动，在说话，在说很多很多的话。他说了什么？沈堰秋不知道。他听不见。他的耳鸣又开始了，不是很大，但像一层薄薄的纱，蒙在他的耳朵上，把所有声音都变得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雾。他只能看到江屿念的嘴唇在动，一张一合的，像一个在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嘴巴一张一合的、但发不出任何声音的鱼。

　　江屿念往他手里塞了一封信。白色的信封，没有封口，没有写名字，只有一张薄薄的、叠得整整齐齐的、像一只折叠好的纸鹤一样的信纸。沈堰秋低下头，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他没有打开。他没有看。他只是握着那封信，握得很紧，紧到信纸被他的手指攥出了深深的褶皱，紧到信封被他的指甲戳出了几个小小的、圆圆的、像被虫子咬过的洞。

　　江屿念转身上了车。他的背影在车厢门口消失了一下，然后又出现了，他转过头，看着沈堰秋。他看着沈堰秋，江屿念在说话。他的嘴唇在动，声音从他的嘴里出来，穿过那些嘈杂的、刺耳的、像一锅煮沸了的粥一样的声音，传到沈堰秋的耳朵里。但沈堰秋听不清。他的耳鸣又开始了，不是很大，但像一层薄薄的纱，蒙在他的耳朵上，把所有声音都变得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雾。他听到了江屿念的声音，但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像被风吹散了的、拼不起来的音节。阿堰，对不起，不要怪我，我也是没办法，你会遇到更好的人，你会幸福的，你会忘记我的，时间会治愈一切的。

　　他低着头。他看着自己的鞋尖，看着那双江屿念送给他的白色的运动鞋，鞋面上有一小块被什么东西蹭到的、怎么擦都擦不掉的、灰黑色的印子。他想那是哪一天蹭到的，是在哪里蹭到的，是怎么蹭到的，想了很久，想不起来了。他只知道那是江屿念送给他的，是他陪他去商场挑的，是他蹲下来帮他系鞋带的，是他站起来笑着说“很好看”的。那是他的鞋。那是江屿念送给他的鞋。那是他穿着它走了很多路、去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人和事的鞋。那是他穿着它走到车站、站在这里、送江屿念走的鞋。

　　他想哭。他想蹲下来，抱住江屿念的腿，把脸埋在他的膝盖里，大声地哭，哭到嗓子哑掉，哭到眼睛肿掉，哭到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他想说“不要走”，想说“留下来”，想说“我求你了”，想说“你答应过我的”，想说“你说过你不会离开我的”，想说“你说谎”，想说“你骗我”，想说“你根本不爱我”，想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他想说很多很多话，想把这三年来所有没有说出口的话全部说出来，想把他的心掏出来，捧在手里，举到江屿念面前，对他说——你看，它在为你跳，每一跳都在叫你的名字，江屿念，江屿念，江屿念。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

　　他没有说。他一个字都没有说。他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像一棵被种在车站里的、不会动、不会说话、不会哭也不会笑的、已经死了但还立在那里的树。

　　江屿念的手伸过来，握住了他的手。那只手是温热的，干燥的，柔软的，像一块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刚刚从沙滩上捡起来的、还带着海水的咸味和阳光的温度的石头。它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紧到他的骨头有点疼，紧到他的手指有点麻，紧到他的手被握得变了形。他没有回握。他的手是松的，是软的，是没有力气的，像一个没有骨头的东西，像一个被人握在手里的、软绵绵的、没有生命力的布偶。江屿念握了一会儿，松开了。他把什么东西塞进了沈堰秋的手里——一个信封，白色的，方方正正的，边角有些皱，像是被人攥了很久，又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折上、折上又打开了很多次。沈堰秋握着那个信封，没有看。他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一封信。一封写给他的信。一封江屿念写了很久、改了又改、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装在信封里、塞进他手里的信。那封信里有江屿念想对他说但说不出口的话，有江屿念想解释但解释不清的事，有江屿念想道歉但道不完的歉，有江屿念想说“我爱你”但已经没有资格说的“我爱你”。

　　江屿念转身上了车。他的背影很高，很直，很稳，像一棵不会被风吹倒的树。他走得不快不慢，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沈堰秋在心里数着他的脚步，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他数到第十步的时候，江屿念走到了车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他站在车门口，站了一秒钟，或者两秒钟，或者三秒钟。沈堰秋不知道是几秒钟，因为他的时间已经停了，他的钟已经不走了，他的世界已经不动了。然后江屿念迈上了车，走进了车厢，消失在了沈堰秋的视线里。

　　如果你回头了。如果你回头看我一眼。你看见的，一定是我微笑着的脸。

　　沈堰秋在笑。他不知道自己在笑。他只知道他的嘴角在上扬，他的眼睛在弯，他的脸在做一个叫做“笑”的表情。那个笑容很僵硬，僵得像是用胶水粘在脸上的面具。他的嘴角在抖，不是因为哭，是因为那个弧度太累了，太久了，太重了，他的肌肉撑不住了，他的皮肤撑不住了，他的脸撑不住了。但他没有让那个笑容掉下来。他撑着，撑着，撑着，撑到他的脸开始发酸，撑到他的脸开始发麻，撑到他的脸开始失去知觉，撑到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脸了，撑到他觉得那个笑容已经不再是一个笑容，而是一个被胶水粘在脸上的、用皮和肉做成的、跟他的脸长在一起了的、永远都摘不下来的面具。

　　他一直在笑。他保持着那个弧度，目送着江屿念走进车厢，目送着车门关上，目送着火车慢慢启动。火车动了，很慢，很慢，像一个不愿意起床的人，磨磨蹭蹭的，拖拖拉拉的，一步三回头的。但它在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快到他看不清车窗里的人脸，快到他分不清哪一扇窗户是江屿念坐的，快到他只能看到一列火车，一列长长的、灰色的、像一条蛇一样的火车，在铁轨上爬行着，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铁轨在阳光下闪着冷光。那光很刺眼，刺得他的眼睛发酸，刺得他的视线模糊，刺得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没有眨眼，没有让那些眼泪落下来。他让它们待在眼眶里，让它们打着转，让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涌上来又退回去，涌上来又退回去，像潮汐，像呼吸，像心跳，像一台永远停不下来的、永远在重复同一个动作的、永远不会疲倦的、让人发疯的机器。

　　火车的轮廓在视线的尽头缩成了一个小点。然后那个小点也不见了。铁轨上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风，只有阳光，只有铁轨上那些被火车碾过无数次的、光滑的、泛着冷光的铁轨。只有他。只有他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站在那些嘈杂的、刺耳的、像一锅煮沸了的粥一样的声音中间，一动不动。

　　他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手还握着那个信封，握得很紧，紧到信封的边角在他的掌心里压出了一道深深的、红红的印子。他没有看那个信封，没有打开它，没有读里面的字。他只是握着它，握着，握着，握着，好像那是江屿念的手，好像他握着它，江屿念就不会走，好像他握着它，江屿念就会回来，好像他握着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像他握着它，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好像玫瑰花还会照常开放，好像他会一直这样握着它，一直，永远，直到时间的尽头。

　　但他知道不会的。他知道不会一直这样。他知道不会永远。他知道太阳还会照常升起，但江屿念不一定会在他身边。他知道玫瑰花还会照常开，但江屿念不一定会陪他看。他知道时间有尽头，而他和江屿念的尽头，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个站台上，就在这列火车消失的方向。

　　他一个人站在那里。风从他的左边吹过来，吹过他的脸，吹过他的头发，吹过他的衣服，吹过他手里那个被攥得皱巴巴的信封。风是凉的，凉得像德莱最后那几天的手心，还有一点点温度，但已经不多了。他站在那里，让风吹着他，让阳光照着他，让那些嘈杂的、刺耳的、像一锅煮沸了的粥一样的声音淹没他。他不动，不说话，不哭，不笑。他只是一具空壳，一个被掏空了的、什么都不剩的、像一件被挂在衣架上晾干的衣服。

　　别哭了啊。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的声音是平静的，是冷淡的，是那种跟一个陌生人说话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公事公办的语气。别哭了啊。又不是第一次啊。明明已经习惯了吧。你不是早就明白吗？像你这样的人，注定不会被人牵挂。就像你被人丢下，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就像你被人收养，却还是只剩你一个人在家。就像你被人喜欢，却还是留不住他。

　　别丢下我啊。你不是爱我吗？别那么残忍。下一次不许了。

　　他在心里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哭。他的眼睛是干的，脸是干的，眼眶没有发热，鼻子没有发酸，喉咙没有发紧。他的身体像一台被关掉了所有功能的机器，安静地、沉默地、毫无生气地运转着，维持着最基本的生命体征，呼吸，心跳，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仅此而已。其他的一切——悲伤、痛苦、思念、遗憾、愤怒、不甘——统统没有了，像是被什么人从他身体里抽走了，抽得干干净净，一点渣都不剩。他站在那里，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东西的、空荡荡的、只剩下一个壳的、风一吹就会倒的、但还没有倒的东西。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回家。

　　那条路他走过无数遍。从车站到德莱的房子，经过那条窄窄的、铺着碎石子的小路，经过那片小树林，经过那道矮墙，经过那些他闭着眼睛都能走完的弯弯绕绕。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没有力气，没有着落，没有安全感。他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摔倒，随时都可能倒下，随时都可能像一块被推倒的墙一样，轰然倒塌，碎成一地的砖块和灰尘。但他没有摔倒，没有倒下，没有碎。他一步一步地走着，像一台快要散架的机器一样，艰难地、缓慢地、固执地往前移动着，移动着，移动着。

　　他推开了那扇铁门。铁门发出吱呀一声，跟往常一样，像一个人在叹气。他走过碎石小路，石子硌着他的脚底，硌得他的脚底生疼，但他没有感觉，他的脚底已经没有知觉了，他的整个身体都没有知觉了，像一具被麻醉了的、躺在手术台上的、被医生用手术刀划开了皮肤、切开了肌肉、锯开了骨头、但什么都感觉不到的、只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的、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被开膛破肚的身体。

　　他推开了房子的门。门没有锁。德莱从来不锁门，他说这个地方很安全，没有人会来。他说得不对，有人会来，沈堰秋来了，带着一身的疲惫和一脸的麻木和一身的伤痕和一心的空洞，走进了这栋再也没有人等他回来的房子。

　　他坐在沙发上，把信封放在茶几上，看着它，看了很久。信封是白色的，方方正正的，边角有些皱，像是被人攥了很久，又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折上、折上又打开了很多次。信封上写着三个字——阿堰收。是江屿念的字迹，他认得。那三个字写得很慢，很认真，一笔一划的，像在刻碑文。他看了那三个字很久，久到那些字在他的视线里变得模糊了，变成了一团一团的、黑色的、像墨水一样的东西，在白色的信封上慢慢地洇开，像一朵一朵正在慢慢绽放的、黑色的、没有花瓣的、只有墨水和悲伤的花。

　　他拿起信封，撕开了它。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种从骨头最深处往外扩散的、全身性的、不可遏制的、像癫痫发作一样的抖。他把信纸从信封里抽出来，展开，铺平，放在膝盖上，低下头，开始看。

　　阿堰。

　　你总是让我等你。让我等你长大，等你懂事。

　　我很期待，也很抱歉。

　　原谅我不能等你。就像你说的，你还小，你往后的路还很长。你不应该这么早去长大。你比同龄人成熟太多了，你没有享受过同龄人应享受的童年。我不希望你连青春都是不被人祝福的。

　　我不想让你这么早去长大。即便是我非常希望能和你在一起。

　　阿堰。原谅我将会在你往后的人生中缺席。虽然我们仅仅只在一起了两个月。

　　阿堰。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明明时间不凑巧，我却没能做到理智地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想，如果我们晚遇见几年，那时你刚好长大，我也刚好不再畏惧别人的眼光，或许结果就会不一样了呢。

　　阿堰。我没有你想的这么伟大。我也会害怕。所以我决定离开。

　　我很庆幸，你的骄傲不允许你抓住我松开你的手，没有让我们彼此难堪。

　　在往后的人生中你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比我温柔，比我更喜欢你。最好的话，我希望他爱你，以至愿意为你付出生命、付出一切。

　　沈堰秋读完了最后一个字。他把信纸放在膝盖上，低下头，看着那些字，看了很久。那些字在他的视线里变得模糊了，不是因为他看不清，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他的眼睛里，一层一层的，像雾，像纱，像水，把他的视线遮住了，挡住了，模糊了。他眨了眨眼，那些东西从眼眶里涌了出来，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温热的，咸的，像眼泪。他把手伸到脸上，摸了摸那些水，手指是湿的，指尖是咸的，手心是湿的。他在哭。他不知道自己在哭。他只知道他的脸上有水，他的手指是湿的，他的掌心是咸的。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哭的，不知道哭了多久，不知道还要哭多久。他只知道他的眼泪止不住了，像决了堤的洪水，像打开了闸的水库，像被拧开了的水龙头，哗哗地流，不停地流，流到他的脸湿了，流到他的衣服湿了，流到他的膝盖上的信纸湿了，流到信纸上的那些字模糊了，洇开了，变成了一团一团的、黑色的、像墨水一样的东西，在白色的信纸上慢慢地洇开，像一朵一朵正在慢慢绽放的、黑色的、没有花瓣的、只有墨水和悲伤的花。

　　他的眼泪滴在信纸上，一滴，两滴，三滴。每一滴都砸在某个字上，把那个字砸得模糊了，洇开了，看不清了。他看不清那些字了。他看不清“等你”了，看不清“长大”了，看不清“期待”了，看不清“抱歉”了。他看不清“原谅”了，看不清“缺席”了，看不清“两个月”了。他看不清“错”了，看不清“时间”了，看不清“不凑巧”了。他看不清“晚遇见几年”了，看不清“结果就会不一样”了。他看不清“害怕”了，看不清“离开”了。他看不清“骄傲”了，看不清“不会抓住”了。他看不清“更好的人”了，看不清“更温柔”了，看不清“更喜欢”了。他看不清“付出生命”了，看不清“付出一切”了。

　　他什么都看不清了。他的世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灰色的、不断缩小的、越来越暗的、越来越安静的光。那团光缩成了一个小小的点，像一颗星星，像一盏远处的灯，像德莱眼睛里最后那一点蓝色的光，像江屿念在车站转身时那个没有回头的背影。那个点闪了闪，闪了闪，然后灭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久。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一年，他不知道。时间在他身上失去了意义，像一个坏掉的钟，指针卡在同一个位置，不停地颤动着，前进不了，也后退不了，就那么卡着，一直卡着，卡到发条断掉，卡到电池没电，卡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在乎它到底指向几点。

　　他的眼泪流干了。不是不流了，是流干了。他的眼睛里没有水了，眼眶是干的，脸颊是干的，信纸上的那些字已经干了，变硬了，卷起来了，像一片一片被烤干了的、脆弱的、一碰就碎的叶子。他没有去碰它们。他只是看着它们，看着那些被他的眼泪浸泡过、又被空气风干了的、扭曲的、变形的、看不清原来形状的字。那些字曾经是江屿念写的，是江屿念一个字一个字地、一笔一划地、认认真真地写下来的。那些字里有江屿念的声音，有江屿念的表情，有江屿念的心。那些字被他的眼泪毁掉了，模糊了，看不清了，像一段被水浸泡过的、褪了色的、看不清画面的录像带。他再也看不到江屿念写的那些字了，再也读不到江屿念说的那些话了，再也听不到江屿念叫他的名字了。

　　阿堰。

　　阿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