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昭山客

2、第 2 章

　　第二章 牛一样地出去

　　东峰的父亲朱世明和母亲章素月在半夜时分赶到公社卫生院。他们是从家里一路跑着过来的。当他们气喘吁吁地精疲力尽地站在卫生院的急诊室，看到的是一块白布盖住的父亲的身体。
　　朱世明为父亲的死，内疚，悲伤。他四十多岁的样子，中等偏高的个子，单单瘦瘦，面色忧戚。他哭着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为我操心，父亲不会死。我真是个不孝之子！”
　　他还悲叹说，人死的时候儿孙应该守候在旁，缺一人，就是月亮缺一角，父亲不会闭上眼睛，父亲死时，只有三个孙子在场，儿子媳妇和孙女儿不在，我没能为父亲送终，是造了什么有孽呢？
　　这是死神的狼毒之处。它制造死亡，却留下一摊子后事，如沉重的阴霾，压迫得后人喘不过气来。

　　朱世明耿耿于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父亲是心脏病人，心脏病人要保持好的情绪，不能激动，不能悲伤，不能受刺激。而父亲死的那天，因为他而情绪波动，受了很大的刺激。
　　那天天还未亮，朱世明就前往公社去开会。他是先一天接到通知的，说是开布置生产的会。中午的时候，妻子章素月去水塘边洗菜，碰到队里的会计王眼镜。王眼镜四十来岁，风都可以吹倒似的单薄。王眼镜主动打招呼，说：“书记去公社开会了吗？”
　　“一早就去了，饭都没来得及吃，拿了两个生红薯就动身了。”素月答道。
　　“他没带换洗衣服吧？恐怕个把月都回不来。”王眼镜压低声音，有些神秘地说。
　　章素月大惊，腿有些打战，满脸都是疑惑：“那为什么？我怎么不知道？”
　　“他是去办学习班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章素月说完这话，又觉得自己这话是多余的。

　　谁都知道，王眼镜是队上的消息灵通人士。王眼镜的连襟是大队治保主任陈二苟。陈二苟与大队书记朱世明关系不睦，经常有争吵。陈二苟的后台是公社副书记程为宝。他的老婆在程为宝家当过两年保姆，照顾程家的孩子。有了这层关系，活泛的陈二苟就经常去程家走动。程为宝本是县政府办的干事，靠写县里几个老革命的大字报而被认为觉悟高，站稳了队，提拔当了云阳公社的副书记。程为宝三十五六岁，性格偏激，嗅觉灵敏。他留一个三七开的分头，走路背脊挺得笔直。他在每个大队都有一双“眼睛”，陈二苟就是他在南塘大队的“眼睛”，这些“眼睛”是他的信息员，提供革命情报的人。
　　陈二苟也学程为宝的样，梳了个三七开的分头。他革命激情高昂，隔三差五地带着几个背梭标的民兵，去地主分子刘炳忠家，抓了刘炳忠，押着他在大队游斗。他们从这屋场走到那屋场，从山前走到山后，从这个生产队走到那个生产队，乐此不疲。他们的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有的孩子还流着鼻涕，也从这个屋场追到那个屋场，像追着一支电影放映队。
　　只见刘炳忠胸前挂一个“地主分子”的纸牌子，敲一下铜锣，喊一声“我是地主分子刘炳忠”，然后清清嗓子，唱一首《地主分子之歌》：“地主分子不死心，反攻倒算想变天。大队民兵手握枪，谁敢捣蛋叫谁亡。敲锣打鼓满村走，老实改造奔光明,奔光明！”
　　这首歌是南塘小学的语文老师熊奇林写的。熊奇林原在省报当记者，写过小资的文艺作品，被斥为放毒，划为□□，下放云阳公社劳动。他本是要下放到生产队的，从省城到公社报到的那天，正碰上南塘小学去找公社要老师，他就这样到了南塘小学来了。熊老师虽是□□，却不忘贫下中农之本，不忘阶级仇民族恨，不忘靠拢大队干部和学校领导，不忘脱胎换骨的改造决心，他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编词、谱曲了这首刘炳忠清唱的《地主分子之歌》。
　　在人多的屋场，刘炳忠就要多敲几下铜锣，唱三遍《地主分子之歌》，直到嗓子沙哑，直到大人小孩全出来围观。围观的人越多，陈二苟越兴奋，他是从游斗地主分子的活动中，体会自己的价值，获得成就感，获得快乐感。
　　大队书记朱世明只要听到铜锣声，就会从大队部赶过来制止。他当着众人的面，对陈二苟说：“刘炳忠的父亲才是地主，他是地主的儿子，解放前才十多岁，又没做什么剥削的事。不要游斗他了！”
　　陈二苟的一双眼珠四处转悠，嘴唇嗫嚅着，但终究不敢顶嘴。他只能服从，让民兵接过刘炳忠手里的铜锣，取下他胸前的纸牌子，勒令他回家。
　　刘炳忠唇干口燥，表情木讷，仿佛他远离人间似的，听了朱世明的话之后，似乎又重回人间，感激的神色从他眼中流露出来。临走时，他会回过头，朝朱世明点点头。而这时候，陈二苟一脸悻悻，老大不乐意，心里恨得痒痒的，却无可奈何。
　　虽有朱世明的阻拦，陈二苟仍能找到他的用武之地，仍能设法履行他的光荣职责。不折腾一些事情出来他不会罢休的。他发现大队的社员在十边地里种黄豆，种玉米，种茄子，种辣椒。所谓“十边地”，就是路边、河边、巷边、屋边、塘边、沟边、墙边等，那些大地块以外的零碎小地块，不算集体的土地，属于荒地。社员们不忍心这些荒地废弃，不忍心辜负季节，把种子种到每一块可以生长的土里，而种子也不会辜负种植者的期待。当黄豆和黑豆长成一簇簇、玉米长成一排排、茄子长成一行行的时候，陈二苟带着民兵来拔资本主义尾巴了，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资本主义的尾巴，谁敢不让拨？再说拔“尾巴”的队伍是背梭标的民兵，大家都只能忍气吞声。
　　“种在田埂上影响禾苗的，都可以拔。十边地里的不能拔，不准拔！”朱世明说。他召集大队的民兵开会，明确了原则。民兵也是大队的社员，家里也有或多或少的“资本主义尾巴”，也担心拔到自己家里去，他们听了朱世明讲的原则，一齐鼓掌。
　　朱世明最后严肃地说：“我是大队支部书记，大队的事，我说了算。”
　　这句话，明显是针对陈二苟的。陈二苟一脸尴尬。游斗地主分子刘炳忠，拔资本主义尾巴，这些事，他都没有事先请示朱世明。他想，他是治保主任，自己就凭什么不能作主呢？“我该有这份革命职责和政治觉悟呀！”他说。
　　他扬着眉，好像把剑从剑鞘里拨了出来。他决定向上面反映朱世明的立场问题。

　　陈二苟趁着妻子去出工，捉了一只生蛋的鸡去了程为宝家。说了几句恭维话之后，就说他是反映情况来的。他说大队书记朱世明阻挠批斗地主分子刘炳忠，私下跟刘炳忠眉来眼去，还说朱世明不准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因为家里有很多“尾巴”。他指使老婆和几个儿子在房前屋后，在塘边坝边种了很多黄豆和黑豆，还有辣椒、茄子。
　　程为宝听了汇报后，眨了眨眼睛，狠狠地说：“这真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看来，这朱世明是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程为宝表扬了陈二苟，说他觉悟高，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程为宝说：“看来呀，你是革命军中马前卒。只要把朱世明撤职，你就当大队书记！”
　　妻子对陈二苟把生蛋的鸡送了人，很不高兴，不给他做饭吃，跟他大吵大闹，他怒怼妻子：“一只鸡重要还是当大队书记重要？”妻子再不作声了。
　　陈二苟开始做大队书记的梦。这个梦做了一年了，朱世明还在台上，还没有被拿下的迹象。他以送鸡蛋的名义去催了几次，程为宝说一直在找机会。最后一次去时，陈二苟又狠心捉了一只鸡。程为宝无奈地说：“我提了几次换朱世明，公社书记洪伯军不松口。朱世明是他的人，他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我只能等他不在的时候下手。快了，听说他要去学习了。”
　　陈二苟按捺不住兴奋，回家后先去了山坳背后的王寡妇家，把好消息告诉他喜欢的王寡妇。王寡妇比他小十多岁，一对媚眼勾去了他的魂。王寡妇从这天开始，不再对他半推半就，而是任他颠鸾倒凤。接着，他又把连襟王眼镜叫到家里，把程为宝跟他的许诺都告诉了他。他兴奋地对王眼镜说：“我当了大队书记，就让你进支委班子，当治保主任。”
　　“我不想当，我懒得瞎操心，我当生产队会计蛮好，有工分加，还有时间打理自己家的菜土。”王眼镜冷冷地说。他对当大队干部没兴趣。
　　王眼镜从心底看不起连襟陈二苟。他觉得陈二苟整天游手好闲，尽想歪点子，尽做“挖洞寻蛇打”的事。如果不是亲戚，他都懒得理他。他反倒觉得朱世明是厚道人，从没做过害人的事，也没做过自私的事，倒为集体做了很多好事。他的家与朱世明的家抬头就见，相隔不远。朱世明的妻子章素月同他们一同出工，一同收工，热情豪爽，从不看重自己的力气，从不以大队书记妻子的身份自居。他觉得这一家人好。就在那一天的上午，陈二苟跑来神秘地告诉他，说朱世明被叫去公社开会，实际上是进学习班了。王眼镜大惊，他想一个大队书记怎进学习班呢？谁都知道进学习班不是好事。王眼镜心里犹豫要不要把消息告诉朱家的人。中午，他正好碰见去水塘边洗菜的章素月，就忍不住告诉她。

　　公社书记洪伯军去县委党校学习一个月，由副书记程为宝主持公社工作。这是1974年5月的事，这是程为宝跟陈二苟说的机会。洪伯军刚走几天，程为宝就在公社办了一个学习班。这学习班有五十来人，他们中有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人；有从镇上买老鼠药转卖给大队社员的投机倒把分子；有没改造好的梦想变天的地主分子，他们游斗时只敲锣不喊口号；有立场不坚定的与阶级敌人勾勾搭搭的人。总之进学习班的都不是“好人”。
　　学习班办在公社林场。林场场部在公社附近荷花大队的一座大山腰上。学习班由公社武装部长派带枪的基干民兵看管。程为宝特意交代武装部长，南塘大队书记朱世明也是立场不坚定的与阶级敌人勾勾搭搭的人，要进这个班学习。朱世明就这样以到公社开会的名义，被骗进了学习班。
　　在洪伯军去学习之前，程为宝向他请示，办一个学习班，配合批林批孔运动，办班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给他们敲敲警钟，念念紧箍咒。洪伯军表示同意。“你同意了办班，至于安排谁到学习班来学习，就是我这个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的事了。”程为宝心里暗笑。
　　进了学习班，是当不成大队书记的。“等到洪伯军回来，生米煮成熟饭了。到时就让陈二苟当书记，他是自己人。”程为宝这样想着，有些兴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划根火柴点着。他的一口烟，吐到了天上。一个淡蓝色的烟圈在空中晃晃悠悠，好一阵才渐渐消散。

　　朱世明妻子章素月听王眼镜说丈夫进了学习班，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就匆匆洗完菜，回家给公公婆婆和放学回来的孩子做完饭，自己扒了几口，说声去公社了，就出了门。
　　章素月四十出头的样子，中等个子，腰肢粗壮，稠密的黑发，已有些灰蓬蓬的。淡淡的眉毛下，有一双大而黑的眼睛，陪衬在方圆的大脸盘上。可以想见，年轻时的章素月是个漂亮的姑娘，而现在，眼角已爬上细密的皱纹，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已失去光泽，只剩下善良微弱的有些迟钝的柔光，里面藏着忧伤和苦涩。章素月是去公社找洪伯军书记的，她认识洪书记，跟丈夫去过镇上洪书记家两次。“洪书记和善、正直，他那么好的人，他怎么会让世明进学习班呢？世明又没犯什么事。”
　　章素月几乎是一路小跑到镇上的，一身大汗。几十里山路，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气力有些不支。她扶着公社院子的围墙。围墙上刷着大幅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进院就有一个传达室，传达室一个手臂戴红袖章的眼镜老人告诉章素月：“洪书记去县委党校学习了，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回来。”
　　“你找程副书记吗？现在公社是程副书记管事。”传达室的眼镜老头又说。他见章素月有急事的样子，就好心提醒。
　　“不找。”章素月转身就走。她听丈夫朱世明说过，这程副书记不待见他，几次在会上批评他，说他还没有治保主任觉悟高。
　　她要去县城找洪书记。她要救丈夫。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让这顶梁柱倒了。面子没什么，不当大队书记天不会塌，可人必须回来，家里的两个老人，四个孩子，都指望他。
　　章素月在公路边拦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拖拉机是公社红砖厂的，章素月说尽了好话，还说自己是南塘大队书记的老婆，那司机才答应带她去临水县城。

　　在县委党校学习的云阳公社党委书记洪伯军一听到南塘大队支部书记朱世明进了公社学习班的消息，顿时就脸色严峻，来火了：“几天不在就翻天了？简直是胡闹！”
　　洪伯军三十七八岁的样子，中等个子，不胖不瘦。他穿一身褪了色的四个口袋的军装，头发向后梳，脸上轮廓分明，鼻梁挺直，眼睛有神而温和。不是什么惹急了的事，他是不容易动气的。此刻，他站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巨幅牌匾下，用尽量平缓的语气宽慰章素月：“你马上去公社林场接朱世明。我给程为宝打电话，让他放人！”
　　章素月抬手擦擦额头上的汗，说“谢谢洪书记”，就转身往回走。洪伯军叫住她，大声说：“告诉世明，大水把禾苗都冲光了，看有没有办法补种。要他多用心点！我指望他呢。”

　　章素月从县城匆匆赶到公社林场。她接到丈夫朱世明的时候，已是晚上八点。他们从林场摸黑回家。这时躲在乌云里的月亮，半白半黑的，像京剧里狰狞的脸谱；深青色的天幕上，有几颗稀疏的星星眨着神秘的眼睛。他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在他们脚下，草茎被踩折了，发出唰唰的声响，偶尔，他们会听到远远近近的几声狗叫。
　　“这个时候，东峰该做饭给爷爷奶奶和弟弟妹妹吃过了。”素月说。话虽这么说，但她仍放心不下家里的人。
　　“老大懂事，他不用我们交代。”世明安慰妻子说。
　　他们还没走进家里的院子，就听到家里的大黄狗不停地“汪汪”叫着，像是哭泣一样。他们心头掠过一丝不安。当听到父亲因昏迷已送公社卫生院的消息，素月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上。她扶把椅子站稳，水也顾不上喝，就跟着丈夫往镇上赶。可他们没想到见到的是父亲冰冷的尸体！

　　世明认为父亲受刺激，是因为听说了他被关进了学习班的事，是因他而起。
　　王眼镜去朱家是那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王眼镜从自家地里割了几蔸莴笋，经过朱家门口，正碰上朱西峰放学回家。十来岁的西峰顺口叫了声“王叔叔”，王眼镜就答应一声，把莴笋放在院子门口，进了屋，跟在堂屋里闲坐的朱家奶奶打招呼。他喊朱家奶奶为“婶婶”。
　　平常，王眼镜也会来朱家坐坐，爷爷奶奶把王眼镜当子侄辈，说些家长里短的事。奶奶见王眼镜进了屋，就客气地说：“泡杯茶给你喝？”
　　“不了，我就来看看。”王眼镜说，“今天你们恐怕要自己做饭了哟，素月嫂子去公社了吧？”
　　“素月说她晚上同世明一块回来。我们不急呢。”奶奶说。
　　“那可不一定，朱书记进了公社学习班了，还能同素月嫂子一同回来？”王眼镜说。
　　正在隔壁房里睡觉的爷爷听到了这句话。他是在午饭后喝了杯茶就上床睡觉的，一直没有起来。他感觉胸口有些闷。他和老伴都像鸟儿般孱弱，只能守守屋。老伴还能勉强拿个扫帚打扫房前屋后，而他只能拄个拐杖走动走动，或者坐下来戴个老花镜看看古书。到了下午，他要睡一觉。他一般睡一两个小时，这天下午他睡得久了点。他一直醒着，没有起床。他身上的零部件都陈旧了，耳朵却尖。王眼镜的话，他听到了。他的全身像发瘟病似地打颤。王眼镜的声音如箭一样，刺穿了他的心。
　　“儿子进了学习班，不会是什么好事。只听说地富反坏右分子进学习班的。他是犯路线错误了，还是其他什么事？他出事了，这一大家子怎么办？”
　　王眼镜走后，爷爷颤颤巍巍地走出屋子。奶奶说：“老头子，今天我来给你们做饭吃。要不，晚些吃，等素月回来。”
　　爷爷一手拄拐杖，一手护着胸口，嗫嚅道：“别瞒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了。素月去公社，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爷爷几声剧烈的咳嗽之后，说声“痛”，就重重地倒在地上。他是心脏病犯了！奶奶慌了神，拼命地叫他，正在屋里做作业的西峰也过来帮忙，南峰也背个书包从外面进屋了。他们几个人将爷爷抬到堂屋的竹铺上。然后，南峰就去找哥哥回来送爷爷去公社卫生院。

　　五天后，世明将父亲葬屋后青山之阳。这是朱家的第一个墓地。葬父亲时，世明在坟头肃立，流着泪说：“爸，儿子不孝，您在生时没让您过上好日子，您去阴间了，我给您准备了很多纸钱，您不用省着，每年的七月半和春节，我都会给您烧。您也不用担心母亲，我和素月，还有您的四个孙子孙女都会陪着她，孝顺她。”
　　世明把四个孩子叫到跟前，说：“爷爷不在了，奶奶很伤心，你们都要和我一起好好孝顺奶奶。你们都长大了，都要懂事。”
　　东峰郑重地点头，其他三个孩子也跟着点头。经历了爷爷的死亡，开始面对人生的无常，几个孩子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
　　东峰后来知道，爷爷奶奶的婚姻是包办的，爷爷是上门女婿，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建立了浓厚的感情，用奶奶的话说，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大吵大闹过，爷爷在时，她若有些不舒服，还能向爷爷撒个娇，有病的爷爷拄个拐杖，给她泡杯芝麻豆子茶。可是现在，她怎么可以向小辈撒娇？她跟谁说体己的话？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底。
　　在孩子们看来，爷爷死后，奶奶的神情开始是混混沌沌，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她有些后悔地说：“喜鹊叫，贵客到；乌鸦叫，丧事到。什么好事坏事，都是有预兆的。你们爷爷要走，其实有先兆，只怪我太大意。”
　　一家人就猛然想起爷爷去世前几天的早晨，院子里的大香樟树上，有乌鸦乱叫。一声一声，发出急促的颤音。东峰出门看见香樟树的枝头，有两只乌鸦驻足，它们翘着乌黑的尾巴，像舞台上的小丑。它们抖动尾巴，歪翘着头，乌哇乌哇，叫得让人心里发慌。东峰往树上抛了一颗小石子，打到树叶上，哗啦一声，乌鸦就挣扎似地飞走了，往很远的山上飞。
　　那一天，奶奶问自己，也问家里人：“它怎么要跑到我们家的门前叫呢？这该死的欠揍的乌鸦！”
　　“人死如灯灭。就当他是享清福去了。”奶奶对一家人平和地说，“你们爷爷会在天上看着我们过日子呢。我们要把日子过下去。活下来不容易啊！”
　　喜欢谈论痛苦的往往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而饱尝人间苦难的老人却看破了生死，看淡了一切。奶奶的感慨，是对四个孙子孙女说的，更是宽慰自责中的儿子媳妇。
　　儿子世明一直在自责之中。生死是上天注定的，这怎么能怪儿子呢？她心疼儿子。儿子当大队书记，要当大队的家，不能把自己弄垮了。她竭力调整自己的情绪，把悲伤埋葬。老头子走了，她还在，家还在。只要家在，日子就能过下去！

　　在早晨安静的太阳里，在自家的院子里，少年东峰蹲在奶奶身边，任奶奶用颤巍巍的手抚摸他的有泪水的拘谨的脸。
　　“奶奶七八十岁的人，她有多坚强。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呢！她疼爱着我们。以后我要多为家里做些事，多孝敬奶奶。”东峰在心里说。
　　少年东峰站起身，擦干眼泪，进屋给奶奶泡了一杯芝麻豆子茶。他把茶端给奶奶，说：“奶奶，我还有两个月就初中毕业。我上学去了！”
　　东峰出了院子，走上小路，奶奶朝着他的背影，拼着力气喊：“牛一样地出去，马一样地回来！”
　　“我晓得了！”东峰没有回头。他回应的声音传向很远，仿佛群山也在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