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相爱，为民除害》德的普

92、番外一 切割

　　我是在17岁生日那天，下定决心跟易建业切割的。

　　之所以用“切割”这个词，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始终坚信，他是我生命中永远无法割舍的部分。
　　基于此，我不惜一次次违背自己的意愿活成他盼望和期许的模样，只为从他那里得到同样的回馈。

　　可到头来却发现，一切都是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感觉第一次出现在好几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初三学生，由于跳级的缘故，年纪比班上大多数人都要小两到三岁。
　　但年龄的差距并没有给我的学习生涯造成影响，这让我理所当然地觉得，富裕的家庭也不会使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有所不同。

　　直到易建业告诉我，他要送我出国。

　　那年我刚满十四，正处于适应单亲家庭后对父母一方极度依赖的阶段，独自出国在我眼里不是一种加持学业的方式，而是被父亲驱逐和流放的预兆。
　　尽管从没想过要忤逆，但在面对“安静地等待离别降临”和“逃避或许能让对方回心转意”的思想博弈时，慌乱无措的少年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便有了我人生第一次离家出走。

　　出走地是紫金山，那地方树林丛生，很适合隐藏行踪，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夜幕降临后无边的黑暗让它不像是一个人类该待的地方。
　　在孤独造就的巨大恐惧面前，羽翼未丰的雏鸟再也体会不到自由的珍贵之处，他开始怀念温暖的巢穴，哪怕那巢穴是个难以逃脱的牢笼。

　　当天晚些时候，我打电话喊来了于冬林。

　　彼时于冬林二十有三，是个初出茅庐的职场新人，虽不是易建业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但却是我心中值得信赖的大哥哥。
　　他把我送回家，配合我撒谎，大胆地表达自己对过早把孩子送出国这种行为的看法，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

　　或许是因为他的仗义执言，或许是因为顺利考上了南外实验班，总之最后，我得以继续留在易建业身边。

　　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不代表没有伤亡和流血，作为叛逆的代价，高中开学后我被剥夺了走读的权利，住进了学校的集体宿舍。
　　高一的课程没有想象中紧张，晚自习结束后还有大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而每个男生宿舍在那段时间里都有属于自己的团体活动。

　　我所在的宿舍亦是如此，哪个女生长得好看、某某某喜欢某某某等话题流传在每一个临睡前的夜晚。
　　但那时候的我除了偶尔瞄一眼舍友们热衷的成人向杂志之外，只对各种户外类的体育活动感兴趣。

　　一个下过雨的晚上，我跟几个舍友翻墙去隔壁职校打球，因为篮球场湿滑未干，我传球时砸中了一个在场外观战的路人。
　　那个人应声而倒，我匆忙跑过去才发现是个长相清秀的男生，白净的脸上挂着道道泪痕，在我的搀扶下方才摇摇晃晃站起身。

　　回去之后同宿舍的哥们告诉我，那个职校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小混混，让我以后出门多加小心，免得被他们盯上。
　　他这么说自然是出于好心，但我却没有承接这份好意，因为篮球场外短短几秒钟的肢体接触，让我的身体酥麻得如同被电流击中了一般。

　　后来那个男生私底下找过我很多次，并和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处着。
　　奇怪之处在于，我们从不一起打球或者吃饭，但会经常闲逛以及聊天。

　　有次他带我去学校附近的超市，在摆放内衣的货架前停留，我以为他要挑选商品，谁知他却突然问我，更喜欢看内衣盒子上的男人还是女人。
　　那一刻，我的目光正不偏不倚地落在一个只穿着内裤的男模特身上，出于惊吓，我仓皇地给出了相反的回答，他听完后笑着说我撒谎。

　　那段时间，我已经隐隐约约知道了什么是同性恋，但却抗拒将自己归于其中，因为那不符合易建业对我的期望。
　　是的，当时的我依然把易建业的喜好作为一切行为的准则，可以忍受他对我施以惩罚，但无法忍受他对我感到失望。

　　打那以后，我开启了漫长的“矫正”之路。

　　具体做法很简单，毕竟身边可参考的例子很多，比如参与夜晚的话题讨论，比如学着用室友们的口吻评价各种各样的女人。
　　与此同时，我断绝了跟那个男生的来往，与身边的同性相处时也不忘时刻保持警惕，久而久之，高傲冷漠便成了我的代名词。

　　这种谨小慎微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我自觉收效甚微，偏偏这时，易建业又向我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他再次下达了出国的通牒，并一意孤行地选好了国家和学校，把正在性取向这条道路上苦苦挣扎的我打了个措手不及。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兴业集团做大做强的一年，那年，每周一次的见面成了奢望，我跟家里的桌椅沙发一样，成了他遗忘在角落里的物品。

　　电话接通的时候，易建业正赶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我颤抖着嘴唇问他，怎么做才可以不出国。

　　嘈杂的背景音中，他的语气极其不耐烦，他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乖乖听我的话。”

　　随后通话就被挂断，手机屏幕显示着零点时刻的到来，我收到于冬林发来的短信，祝我生日快乐。
　　那时，社交网站贴满妻女照片的他，已经不再是能帮我分忧解难的大哥哥，而是易建业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仆人。

　　与自我的种种对抗，最终换来的却是彻底的孤立无援。

　　更糟糕的是，易建业的那番说辞成功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他也对我妈说过类似的话。
　　那会儿他们的婚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几乎很少发生口角，但那次我妈却没有保持一贯的沉默，而是笑着说——

　　就算我现在按照你说的去做，将来也一样会有今天的下场。

　　这句话在这一刻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让我明白，无论我出不出国，是不是同性恋，最终都会让易建业失望。
　　没有人可以永远让他满意，也没有人可以成为他生命中永远无法割舍的部分。

　　我妈是这样，我亦是如此。

　　那么与其被动地做一个随时会被他舍弃的可怜虫，不如当下主动出局。

　　于是我扔掉了所有跟出国考试有关的书，然后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如果强行把我送出去，我只会干跟学习无关的事。
　　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我忤逆易建业不再是因为离不开他，而是单纯地想让他难受，出于一种报复性的补偿心理。

　　包括后来填高考志愿，我故意挑了个比自己的分数低很多的学校，同时选了法律这个专业，只因知道他最看重一个学校的名气，以及律师是鲜少几个让他有所忌惮的职业。

　　与易建业闹翻的同时，我也从内心接纳了真正的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往后的生活就会一帆风顺。
　　恰恰相反的是，大一开学后的例行军训还没结束，我就被室友们发现了性取向的异常。

　　准确地说，是在一次集体大扫除后，被他们发现从图书馆借了好几本跟同性恋有关的书。
　　在那之后，其中两个室友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搬出了宿舍，用的是“住在校外方便陪女朋友”这个理由。

　　剩下的那个据说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早逝母亲多病，欠债累累之余还有个正在上高中的弟弟，搬家想必有心也无力。
　　其实他搬或者不搬我都无所谓，有道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跟同性恋住在同一屋檐下，该提心吊胆的怎么也应该是他。

　　可他似乎并不害怕，非但不躲远点，反而还不知死活地跟我称兄道弟，堪称直男里的一朵奇葩。

　　有天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故意吓唬他：“你天天跟我这个同性恋呆在一块，不怕被传染？”

　　没想到他却笑呵呵地回答：“要是真能传染就好了，这样不用结婚，能省下一大笔钱！”

　　由此我确定了一件事，这个叫周小成的直男不但是个穷鬼，而且还是个脑子被门夹过的穷鬼。

　　周小成的憨傻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比如为了省钱不吃晚饭，同时拒绝我以任何理由请他吃饭。
　　可如果我把别人送我的食物带回宿舍，并请他帮忙一起解决，他则会欣然接受。

　　此举一度让我怀疑，世界上的直男都跟他一样，是群大脑皮层光滑得没有一丝褶皱的家伙。
　　所以，当他惊讶于我居然会欣然接受女生的投喂时，我便信誓旦旦地告诉他，假装直男是每个男同性恋的必修课。

　　而班上有女生频频向我示好这件事，也从另个方面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两个搬出去的室友并没有把我是同性恋的事公之于众。
　　他们三缄其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也没有兴趣知道，但在保持警惕的同时心存感激，因为这样一来，周小成就不用每天晚上都饿着肚子睡觉了。

　　我不是一个天生爱管别人闲事的热心肠，如此大费周章地借花献佛并非出于对朋友或伴侣的向往，事实上，我仍然将大多数同性视作豺狼虎豹般的存在。
　　对自我的认同并没有把我从不被世俗接纳的忧虑中拉扯出来，当别人都在憧憬着轰轰烈烈的大学恋爱时，17岁的我给自己做的，却是孤独一生的打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是一条鱼，一条纸做的鱼，既有渴望大海的动物天性，又逃脱不了容易受伤的脆弱本质，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很难将真实的自己交付出去。

　　但我忘了大海是盲目的莽撞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也是变幻莫测的、难以被预知和揣摩的。
　　当咸湿的海浪裹挟着阵阵狂风向我扑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只要筑起高高的围墙，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全身而退。

　　殊不知吞噬和沦陷往往就在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