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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言不由衷 ...

  •   “我国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人。”

      马上就是新年,我和几个关系好的同事赶在放假前搓了一顿饭,我的公寓因为位置便利设施完善,毫不意外地充作聚会场地。我摆出了许久不用的被炉,供大家一边享用温暖的烘烤,一边上桌喝酒打牌。玩游戏总讲究个彩头,起初大家提议输家生吞一块柠檬,几局过后,柠檬告罄,不得不使出最后手段,真心话大冒险。没新意,也没创意,但架不住好使,一问一个准。轮到我挨罚的时候,朋友不怀好意地蹦出几个字:“简述情史。”搞得像是公务员考试的问答题。我本没打算认真对待,想着随口说上一点什么,满足众人的八卦好奇心。结果也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刚刚下肚的几口啤酒暗中作祟,回过神来的时候,嘴巴已经自觉地吐出了一堆往事,从童年偷偷喜欢某个帅气的亲戚叔叔,说到了那段最不堪回首的国中时期。

      “我国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人。”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一桌人都用揶揄调侃的眼神看着我。然而我不为所动,稍一停顿,又补充道:“我很认真地喜欢过他。——非常认真。”

      准确来说,这并非完全是国中时期的故事,我和降谷零的同窗生涯自幼稚园开始。我三岁随父母搬家到东京,就住在降谷家的隔壁。刚到的时候,我陪着爸妈去拜访邻居,然而隔壁家的大人不在,当时四岁的降谷零听见门铃声后跑过来,隔着门对我们道歉,说他一个人在家,不能给陌生人开门。
      我们只好打道回府,本打算用作见面礼的一盒点心也原封不动地捧了回来。我不太高兴,因为那盒点心正是我最喜欢的口味,妈妈明知道这点,却不肯给我吃,说什么要留给邻居——谁知道邻居家的大人什么时候会在家。我在房间里生闷气,忽然从窗户望出去,看见隔壁院子里坐着一个金发的男孩,低着脑袋不知道在摆弄什么。我占据高处,盯着他的头顶看了好久,确认那就是了抢了我点心的坏人,心里顿时更不是滋味。“啪”一声,我用力地关紧窗户,不忘落锁。眼不见为净。

      降谷家的大人似乎是真的很忙,过了四五天,我们才终于敲开了隔壁的家门。几个大人在客厅里喝茶寒暄,把我们两个小孩赶去院子里自己玩,说什么难得遇到年龄相仿的孩子,正好交个朋友。谁想和他交朋友。我板着脸,坐在门廊下晃腿,时不时往降谷零手边的点心盒上瞥一眼,只觉得刺眼得很。
      可能是我的小动作太过明显,又或者降谷零这家伙从小便自有一手察言观色的本领,他在某一刻突然扭头,把我的偷看抓了个正着。我有点尴尬,他却一点也不含糊,直截了当地问我:
      “你想吃?”
      “那是送给你的。”我撇了撇嘴。
      “一起吃吧。我一个人又吃不完这么多。”
      我抬了抬眼皮,见他面色平常,不像有什么坏心眼,便将信将疑地伸手,任他给我塞了一块和果子。

      真好吃啊。我那时嚼着嘴里甜甜的点心,心想,要做个朋友,倒也不是不行,反正我初来乍到谁也不认识,降谷零呢,他在这儿多住了三四年,可看起来也不像有什么朋友。搭伙过日子,不失为一种选择。

      我姑且算是和降谷零熟络起来,至少勉强解决了幼稚园分组做游戏时不知道该找谁的尴尬局面。到了晚上或是周末,偶尔会相约去附近的小公园玩滑梯,再大一点之后,又多了一起骑车兜风的选项。本来还能有更多可做的事情,可惜他对我柜子里的洋娃娃和毛绒布偶不感兴趣,我也对他书架上的高达模型嗤之以鼻。有一年暑假,老师交代我们写一个每日计划表,从小养成好习惯。我认认真真地写好了每天起床、看书、吃饭的时间,最后往中间填了一个小时,写:找降谷零玩。
      如此践行了一个假期,降谷零家的座机电话我都能倒背如流。有天他来我家一起做绘画作业,无意中看见了放在桌上的计划表,于是拿笔盖戳我,问我是不是真的每天都要找他一起玩。
      我张口,想说是,但不知为何突然哑了声,说不出话。一时间,我只感觉有点羞耻,像是被撞破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小秘密。可哪儿有什么秘密。我左思右想,觉得一切都光明正大,往表格里写上他是应了老师让妥善安排放松娱乐的要求,坚持每天给他打电话也是为了保持良好的习惯,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点点头,理直气壮地承认。说完,这回反倒是降谷零显得不自在起来。他扭回脑袋,拿蜡笔往纸上戳了戳,冷不丁问:“那你干嘛总是找我?你就没有别的朋友吗?”
      “啊?有你一个还不够?”我不解,“难道你就有别的朋友了?”
      “我是说……唉,算了,随你便吧。”

      我更加困惑。降谷零不再说话了,任我死缠烂打地问他到底想说什么,他也根本不理我。我自讨没趣地哼了一声,也转回去专注自己的作业。小孩子就是这样,搞不懂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也不明白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话。我不懂,降谷零也不懂——他肯定也不懂,比我大一岁的小屁孩罢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降谷零互相充当对方唯一的朋友。我是因为幼稚园插班,难以融入本就自成团体的同学,刚升小学的时候,班上也大多是熟悉的面孔和熟悉的小团体,干脆懒得发展社交关系。倒是降谷零,经我观察,他的情况和我大不一样。对这些事,他自己不乐意讲,可纸包不住火,我们一起在外面玩的时候,好几次遇见附近的孩子和他吵架,甚至能演变成大打出手。降谷零这家伙,半大点年纪就死要面子,每次都把我支开买饮料,一开始,我还傻愣愣地信了,结果拿着两罐汽水回来的时候,就见他变得灰头土脸浑身是伤。后来我学聪明了,假装去找自动贩卖机,实际上偷偷躲在一边,把双方的争吵听得一清二楚,在事态变得更严重之前及时现身,好歹把自己的朋友拉出了战场。
      陪他去诊所的路上,我脚下踢着石子,嘴噘得老高。某刻扭头一瞥,降谷零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闷声说:“你干嘛突然冒出来。他们对我胡说八道,都该挨打。”
      “他们说什么,你就应什么啊?”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懂我们在吵些什么。”
      “我管你们在吵什么?我只知道把自己搞成这样的就是笨蛋。”
      “……切。烦。”

      你烦我还烦呢。我对他吐舌头,做了个鬼脸,眼看马上就到诊所,便干脆不说话了。降谷笨蛋,就知道和我呛声,到了诊所自有人治你,一肚子歪理,去和宫野医生说吧。

      小学二年级(还是一年级、三年级,我忘了),差不多那时候,降谷零总算交到了除我之外的第二个朋友。也是刚刚搬到东京的转学生,叫诸伏景光,白白净净的男孩子,不太爱说话,和降谷零简直是两个极端。他们具体是怎么熟悉起来的,我也不知道。那一年不知怎么的,转来了不少插班生,几乎把整个班级小团体生态进行了一波打乱重组。我和某一任同桌的女生因为性格爱好多处合拍,关系迅速亲近起来。到了那年暑假,我又写了新的每日计划表,曾经的“找降谷零玩”一项稍加改变,换成了“找降谷零或者美纪玩”。
      假期依旧很开心,我柜子里的洋娃娃和布偶终于有了可以分享的对象,熟记的电话号码也多了一个。有时我给降谷零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空,他却说约了诸伏去骑车。我稍微有点失落,但转瞬即逝,挂断之后就打给了美纪。两个人里总有一个有空。我乐呵呵地想着,反正一个人看久了说不定就会腻,每天换换再好不过。有一次,我将这种心态讲给了我妈,她听后皱起眉,不赞同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叫我不许再乱说,对待朋友怎么能这么轻浮。我捂着头不明所以——又回到了那句话,小孩子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更不知道有些话说出口会带来什么结果。

      然而……他们又总是有种奇特的直觉。好比在降谷零某次有意无意地问我,是不是因为和美纪关系好了,所以最近都没有找他玩。
      我说也不全是,主要是因为你不陪我玩洋娃娃。
      降谷零噎了一下,没等他再开口,我继续说:
      “不过洋娃娃也不用天天玩。这个周末想去公园了,叫上诸伏呗?”

      这种普通又平淡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国中。我、降谷、诸伏、美纪、还有许多比较熟络的同学,大家的家都住得不远,周末放假时常结伴出游。
      小学毕业那年,班里组织了一次修学旅行,去奈良城接受历史文化熏陶。不巧的是,美纪在出发一天前感冒发烧,卧床不起。好友的缺席让我在当天有些闷闷不乐。同学们排着队登上大巴车,我个子矮,站在队伍前面几个,上车的时候还没什么人,随意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将书包抱在身前。其他人陆陆续续上车,成群结伴地商量着要和谁坐在一起,过了好半天,我的身旁还是空无一人。称不上失落,只是有点尴尬,在氛围热闹的大巴车上孤身一人,显得非常丢脸。我把脑袋靠上窗户,试图以此隐藏脸上的表情,然而突然,一阵窸窣声响起,我诧异地扭过头,与同样看过来的降谷零撞上视线。

      “后面没位子了,我坐这儿。”他像我一样把书包放在膝盖上,活动肩膀,调整了一个舒适的姿势,问我,“你不介意吧?”
      我探出脑袋往外看了一眼,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看见了诸伏,他正和另一个男生坐在一起闲聊。
      “……好吧。我不介意。”
      “什么啊,那副嫌弃敷衍的样子……喂、干嘛不理我?”
      降谷零伸手过来戳我胳膊,我回敬他一个鬼脸,然后闭上眼假寐,摆出拒绝交流的信号。
      没人知道,那时候立起来的外套领子里,我偷偷红了耳朵尖。

      或许是从那时开始,又或许更早之前就隐约显出了一些征兆。我好像喜欢降谷零——起初,这还只是个推测,但随着时间推移,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这就是事实。那次修学旅行之后,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在意起与他有关的很多事,曾经平常的举动也变得耐人寻味。十来岁的年纪,正是荷尔蒙第一次集中爆发的青春期,和小学生相比,进入国中的孩子明显在这方面懂得更多,稚嫩生涩的感情被少年少女写进日记,写进自习课上偷偷摸摸递送的纸条。每次班上有异性的同学之间表现得亲近一些,就会引来不少调侃。我和降谷零关系好,平常在课间打闹,自然就成了重点起哄对象。每当这时,降谷零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拍打领头的男生,笑骂他胡说八道。我连连附和,恨不得当场把降谷零的一百个缺点都一个不差地数落出来,以自证清白。
      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因为我确确实实能对降谷零的一百个缺点如数家珍,讲起来滔滔不绝,反倒若是有人问我喜欢他什么,我恐怕还真的难以回答。但我的确喜欢他,我确信这一点,正如我确信降谷零不会对这份感情有所回应,因为他喜欢的人是当年那个开诊所的宫野医生。

      第一次听他说起来这件事是在某天中午。我、降谷零还有诸伏,三个人在学校天台上吃便当。降谷零爱吃芹菜,便当盒里永远是绿油油的。我和不少人抱怨过他这个匪夷所思的口味,结果让我妈听了,教训我小小年纪爱挑食,从此我自己的便当盒里竟也因此而点缀上了绿色。我对家长敢怒不敢言,最后视降谷零为罪魁祸首,每次一起吃饭,都把自己饭盒里的芹菜一股脑扫到他那里去。而降谷零就那么瞪着我,苦口婆心地唠叨起芹菜的价值,仿佛我不爱吃芹菜是一件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仿佛我今天不咽下这一口,明天就会因为营养不良而猝死在课桌前。
      “你不是爱吃吗,给你吃还不乐意。”
      “我爱吃芹菜,又不爱吃你的剩菜。”
      “什么剩菜——?!你胡说,我分明一口都没动过!……是吧诸伏?”
      诸伏唉声叹气地过来打圆场。他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连这种小事都会吵架。我也很奇怪,但只感觉不该用“吵架”这个词来定义我们的对话,因为我从不觉得生气,甚至还有点开心,毕竟事情到了最后,往往以降谷零的妥协告终——他撇撇嘴,念叨一句“就这一次”,不情不愿地夹起我放进去的蔬菜,送进嘴里,吃了。

      不记得究竟是怎么搞的,我们的话题从芹菜来到了宫野医生身上。我对开诊所的那家人印象不深,只是偶尔和降谷零一起打过几次照面,后来听说他们搬走,也没在意过这个消息。但降谷零显然和宫野家更为熟稔,在他们刚走的那几天里一直情绪不高,甚至曾自作主张地去附近打听过那一家人的去向,当然没有什么结果。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我本以为他已经忘了这回事,却没想到竟一直记到了现在,而且斩钉截铁地宣布,为了找到当年搬走的宫野一家,将来想要当个警察。
      我一愣,随后用一种微妙的眼神瞥向他,像是面对自己中二期的便宜儿子,斟酌着如何在不伤害他幼小心灵的同时讲出事实。
      “不是我打击你,降谷……但你确定不是因为电视剧看多了,才萌生这种念头吗?”
      降谷还没回答,倒是诸伏接了话:“当然,主要还是想当警察。”
      “怎么,难道诸伏你也要当警察?”
      “嗯……我也有一些原因。”
      “……”

      我张了张嘴,几次想开口,最终却什么也没说。那一刻的心情很难形容,听着他们平静地谈论起我不曾设想过的未来,就蓦地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落差,令我异常清晰地意识到,尽管我们此刻肩并肩地坐在一块,但它总有一天会成为回忆,成为过去的碎片。我们不会永远身在一处。我们会消失在彼此的未来里。

      诸伏后来问我对将来又有什么打算,我说没有,走一步是一步。降谷零听了,嘲笑我胸无大志,我反唇相讥,说他为了找女人而当警察又算什么大志。我们又吵起来了,吵上了头,降谷零就爱拿胳膊肘或是手边随便什么东西戳我胳膊,我总是比他反应慢一步,躲不开,最后只得恶狠狠地回敬一个鬼脸。
      诸伏又开始唉声叹气了,可能我们三个人之间,他才是那个成天为便宜儿女操碎了心的老母亲。

      我少女时代的转折点是国中二年级的末尾,连带着这一场没有结果的暗恋,也一并停留在了那个天干物燥的晚春。父亲的工作变动,我们一家马上要搬去大阪,等学期结束就走。没人征求小孩子的意见,当然,他们的意见也无法左右已成定局的结果。我很不高兴,得知消息的时候与父母大闹了一场,哭着说我不想走。我讨厌面对新环境,讨厌陌生的事物,至少在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的我眼里,身边的一切——交心的朋友、可靠的老师、甚至是街心公园的位置和房间里的家具摆设,都是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舒适圈,如今要我毫不留情地抛弃它们,我做不到。
      连续好几天,我闷闷不乐。父亲训斥我不懂事,母亲则好言安抚,他们软硬兼施的手段有了效果,当然,或许也是我最终意识到自己的逃避都是无用功,便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结果,并在某天放学的路上,假装若无其事地对降谷零提起来。

      “你要搬走?”他听了有些惊讶,但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复杂的情绪,看起来和我一样若无其事,“什么时候啊?”
      “放假了就走。”
      “噢……那下个月的电影,你还一起去看吗?”
      “不知道。看我爸的安排吧,估计是赶不上了。”
      “真是的……明明连票都买好了。你不去的话,不就浪费了。”
      “给诸伏嘛,让诸伏陪你去。”
      “……你是笨蛋吗。如果我想让他去的话,我直接就……啧,算了。笨蛋。”
      “?你是不是骂我?你刚刚是不是骂我笨蛋?降谷零你给我……喂、别跑!”

      很奇怪,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明明该是伤感的告别场面,却被弄得气氛全无。
      我们为什么又吵起来了。——都是降谷零的错。我恶狠狠地抬脚,踢走了脚边的一块小石子,听着它从坡道上滚落的声音,只感觉心里一团乱麻。降谷零原本跑在我前面,见我象征性地追了两步就放缓了速度,也停下脚步,插着兜站在原地,像我刚刚一样,用脚尖不停地踢着一颗无辜的石子。一路无言。

      妈妈对我说,暂时的分别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早晚要学会接受。她替我买了一本同学录,让我把学期的最后几天当作毕业前夕。我依言带去学校,分发给每一个同学,看他们写上花花绿绿的赠言。“友谊地久天长”、“友谊天长地久”,颠来倒去不过这两句话。我机械地一一回收,再机械地翻阅,到了降谷零的那一页,却是一串电话号码,他家的座机,我曾经可以倒背如流。
      降谷零在下面写道:怕你忘了,再写一遍。周末放假如果有空,还可以打电话约我出去玩。

      我捏着那张纸的边角,心脏砰砰直跳,脸上烧得通红。

      讲到这里,我已经有点说不清楚话了,不知道是因为醉酒,还是因为困意。我抬眼环视一圈,尚且坐姿端正的同事也一个不剩,唯一的一个还比较清醒的朋友见我突然沉默,便发问:“没了?”
      “没了。”我答,“国中之后,再次得到与他有关的消息,大概是十年之后吧。我爸路过以前住的地方,回来和我提了一嘴,问我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金发的男孩。”
      同事眯了眯眼:“我觉得这不算暗恋……不算单恋。听你讲了那么多,我想那个男孩也喜欢你呢。”
      “老实说,我也这么觉得。”
      “那你也没去告白?难道你当时以为……以为你们俩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事实恰恰相反。我在离开之前什么也没有说,正是因为我相信日后还会再见,相信我们不会真的就此消失在彼此的未来。少年时代的心思单纯,他写给我家里的电话,我就坚信自己能有拨打出去的机会,丝毫不曾意识到,在通信尚不发达的时代,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而言是多么遥不可及的天堑。
      我不是没想过给他打电话,但在拿起听筒前又犹豫不决。不妨再等等,我心想,再等等吧,等我们都有充足的时间,等父母同意让我独自坐车去东京,我就悄悄地过去,给他一个惊喜。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我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等到我在新的环境里建立了新的舒适圈,彻底失去了重回过去的勇气。

      我和降谷零,我和他曾经吃过同一盒点心,骑过同一辆单车,在学校、在公园、在前往奈良的那辆大巴车上都留下过并肩的影子,最后通通变成了旁人口中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当年隔壁的那个男孩”,我爸爸这么形容他,很可能他已经忘记了降谷的姓氏,这很正常,就连我自己,在想起“降谷零”这个名字时也不免感到些许陌生。很难相信,在国中时代,这几个汉字曾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日记本上——那是我的第一本日记,粉红色的封皮,上面还有一把锁,是当年很流行的款式,明明白白地诉说着少女心事。本子在搬家的时候被弄丢了,我后来只在自己的旧书包夹层里发现了小巧的钥匙,表面的金属已经生锈,想必即使找到了本子,也难以再打开那把锁了。

      甚至于——
      我心想,如果我现在睡着了,做个梦,梦见了降谷零,“当年隔壁的金发男孩”,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在梦中清晰地看见他的脸。我已然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金发,小麦色的皮肤,高挺的鼻梁,像是电视里的外国明星。人的记忆总是很无情,短短十来年,一个完整的人就变得支离破碎;可有时候,又显得没那么无情,毕竟我直到现在也还记得喜欢他的心情,是想在每个周末都找他去公园玩的那种,非常认真的喜欢。

      “我困了。”我趴倒在桌上,把脸埋进手肘,闭着眼,不知道向谁宣告,说,“我要做梦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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