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爱情故事》亲爱的过儿

4、第四章 1

　　16.

　　一朵出生一个月后，陶向晚没有办法在南京待下去了。

　　在这里，每一条街、每一棵梧桐树、每一家店都有着陈叙的影子。她走到南城书店楼下，会想起他说“鸭血粉丝汤我请”。她走过珠江路，会想起他们一起等公交的那个站台。她甚至不敢看苍蝇小馆的菜单，看一眼就会哭出来。

　　更重要的是，在南京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房租、奶粉、尿不湿，她一个人的工资根本撑不住。后来她妈妈说：“回黄桥吧，妈帮你带。家里有房子住，你省下房租钱，日子好过一些。”

　　黄桥是江苏北部的一个小县城，山清水秀，但没什么工作机会。陶向晚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点了头。

　　她把出租屋退了，把能扔的东西全扔了，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和那本笔记本。

　　临走那天，她去了南城书店。

　　老吴不在，店里是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她在留言板前站了很久，看着满墙的便利贴。她想起二零一六年秋天，她在这里写过“等你回来，我们结婚吧”，陈叙在旁边写了一个“好”。那张便利贴早就不知道被谁揭掉了，被新的留言盖住了。

　　她找前台的小姑娘借了一支马克笔，在一张粉色的便利贴上写了一段话。她写得很慢，手一直在抖，字歪歪扭扭的，但她还是写完了。

　　“陈叙，我走了。带着一朵回老家了。你在南京好好的。我会回来看你的。”

　　她把便利贴贴在留言板上，转身走出了书店。

　　17.

　　黄桥是个小地方，从城东走到城西也不过半小时。陶向晚的妈妈家在镇子边缘，三层自建房，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三楼住人。陶向晚住回了自己以前的房间，窗户对面有一大片田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远处青山的轮廓。

　　她妈妈在县城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小广告公司做设计，月薪两千二。钱比南京少了一截，但不用交房租，吃饭也在家里，日子勉强能过。

　　一朵三个月大的时候，陶向晚就开始上班了。她把一朵托给妈妈带，自己每天早出晚归。

　　一朵八个月大的时候，第一次发高烧，烧到四十度。陶向晚半夜抱着她跑县医院急诊，在走廊坐了一整夜。一朵在她怀里哼哼唧唧地哭，她也哭，但不敢哭出声，怕吓到孩子。

　　医生问，孩子爸爸呢？

　　陶向晚说，不在了。

　　医生顿了一下，看了她一眼，没再问什么。

　　一朵一岁半的时候，陶向晚的妈妈查出了高血压和糖尿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带不动一朵了。

　　陶向晚没办法，只能把一朵送到托儿所。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喂奶、换尿布，骑电动车把一朵送到托儿所，再赶去上班。下午五点半去接，回家做饭、喂饭、哄睡，等一朵睡着了，她再打开电脑接着加班。每天都在透支，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打过。

　　她学会了很多以前不会的东西。换灯泡，通马桶，修电瓶车。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铁人，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帮她。

　　她妈妈有时候会心疼地说：“晚晚，要不你再找一个吧。你还年轻。”

　　陶向晚每次都摇头。

　　不是她没有想过。是她的心已经住不下别人了。那个位置永远留给了陈叙，谁来了都没用。

　　18.

　　一朵两岁多的时候，陶向晚开始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一朵比同龄的孩子难带得多。她坐不住，永远在动，像屁股上装了弹簧。她的注意力集中不了几秒钟，你跟她说她像没听见，但窗户外面有只鸟飞过她都能看见。她的情绪来得很快，说哭就哭，哭起来撕心裂肺，怎么哄都哄不好。

　　托儿所的老师开始委婉地提醒她：“一朵妈妈，一朵有时候会打别的小朋友。我们说她，她好像控制不住自己。”

　　陶向晚以为是孩子太小，长大就好了。

　　但一朵三岁上幼儿园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老师三天两头打电话来，说一朵上课坐不住，满教室跑，不服从指令，跟小朋友抢玩具的时候会推人咬人。

　　园长找她谈话，说：“一朵妈妈，我们建议您带孩子去大医院看看。”

　　陶向晚问看什么。

　　园长犹豫了一下，说：“看看是不是多动症。”

　　陶向晚那时候觉得很好笑。三岁的小孩不都这样吗？她觉得是幼儿园老师没耐心，小题大做。

　　但一朵四岁的时候，情况更糟了。幼儿园的老师甚至开始孤立她，让别的小朋友不要跟她玩。一朵回来哭着跟她说：“妈妈，没人跟我玩。”

　　陶向晚抱着她，心里像被人捅了一刀。

　　她开始查资料，查ADHD。查得越多越害怕，因为她发现一朵的症状跟ADHD的临床表现几乎完全吻合。

　　但她还是不敢面对。她拖了一年，拖到一朵五岁半，终于在园长的再次建议下，决定带一朵去南京。

　　19.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心理科。

　　医生说需要做一系列评估，智力测试、注意力测试、行为量表、感统测评，还要做脑电图和血常规。全套检查做下来，要好几天时间。

　　陶向晚请了一周假，带着一朵从黄桥坐高铁回南京。高铁只要两个多小时，比以前坐火车快多了。但列车驶入南京站的时候，她的手还是开始发抖。

　　这是她离开南京四年后第一次回来。

　　她牵着一朵的手刚走出车站，就看见了熟悉的灰蓝色天空。紫峰大厦还站在那里，什么都没变。

　　她忽然想起二零一七年一月，她在这里接陈叙回来。他瘦了黑了，但笑得很灿烂，说“晚晚，我回来了”。

　　那是她最后一次和他的重逢。

　　她们住进了新街口附近一家便宜的旅馆，六十块钱一晚，房间小到放了一张床就只剩一条过道。一朵在陌生的环境里特别兴奋，在床上蹦来蹦去，陶向晚累得靠在墙上看着她蹦，心想，如果陈叙在就好了。

　　如果他在，他会把一朵举得很高很高，一朵会咯咯咯地笑，笑声能把屋顶掀翻。

　　如果他在，她就可以让他一个人带一朵去医院做检查，她想睡一整天。

　　如果他在，她就不用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

　　但他不在。

　　检查做了三天。第一天智力测试和注意力测试，一朵坐不住二十分钟就闹着要走，测试员试了三次都没做完。第二天行为量表和感统测评，陶向晚填了厚厚一沓问卷，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有些问题她看着看着就哭了。因为她发现，所有那些她以为“长大就好了”的问题，全部都是ADHD的症状。

　　第三天是脑电图和血常规，一朵抽血的时候哭得撕心裂肺，三个护士才按住她。陶向晚抱着她从抽血室出来，两个人都在哭，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像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

　　确诊那天，南京下着小雨。

　　医生把陶向晚叫进诊室。顾医生，四十多岁的女医生，说话很温和。她指着报告上的数据解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混合型，中重度。她说这个病目前病因不明确，但通过行为治疗和药物治疗，很多孩子可以正常上学、正常生活。

　　陶向晚问：“能治好吗？”

　　顾医生看了她一眼：“不能完全治愈，但可以控制。很多孩子长大后症状会减轻。”

　　陶向晚又问：“是因为我吗？是因为我没有照顾好她吗？”

　　顾医生把笔放下，认真地看着她。

　　“陶女士，这不是你的错。”

　　陶向晚哭了出来。

　　她哭的时候不敢出声，怕外面的一朵听见。她用手捂着嘴，眼泪从指缝间流出来，肩膀一抖一抖的。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哭过了。上一次哭，没记错的话，还是刚生产完，在病房，抱着他的笔记本哭了一整夜。

　　顾医生给她递了纸巾，等她哭完，说了一句话。

　　“你是单亲妈妈吧？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但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才能照顾好孩子。”

　　20.

　　从医院出来后，陶向晚没有直接回旅馆。

　　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南京郊区那个公墓。

　　四年没来了。公墓大门重新刷了漆，门口的松树长高了一截。她牵着一朵的手沿着石阶往上走，一朵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踩台阶上的落叶，踩得咔嚓咔嚓响。

　　她找到了陈叙的墓碑。

　　灰色的花岗岩，朝南，阳光刚好照在上面。墓碑前的台座上落了一层灰和枯叶，看来很久没人来过。

　　陶向晚蹲下来，用手把枯叶拨开，又把台座上的灰擦了擦。

　　一朵站在旁边，歪着头看墓碑上的照片。陈叙的照片还是那一张，大学时候的一寸证件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黑色卫衣，头发有点长，挡住了半只耳朵。他那时候还没有被生活压垮，眼睛里还有光。

　　“妈妈，这是谁？”一朵问。

　　陶向晚蹲下来，把一朵拉近了一些。

　　“这是爸爸。”

　　一朵愣了愣，又看了看那张照片，说：“爸爸好年轻。”

　　陶向晚笑了一下，眼泪同时掉了下来。

　　“嗯，”她说，“爸爸很年轻。”

　　“他在哪里？”

　　陶向晚指了指墓碑下面的泥土：“他在这里面。”

　　一朵往后退了一步，有点害怕：“在里面？不闷吗？”

　　陶向晚把她拉回来，抱在怀里。

　　“不闷，”她说，“这里能看到太阳。爸爸喜欢晒太阳。”

　　一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那是旅馆前台阿姨昨天给她的，她一直没舍得吃。她把糖放在墓碑的台座上，很认真地放在那里。

　　“爸爸，吃糖。”

　　陶向晚从包里拿出那包烟，拆开，抽出一根，放在台座上。又点了一根，自己抽了一口，还是呛，但她没咳。

　　她把那根燃着的烟也放在台座上，两根烟并排竖着，烟灰落在花岗岩上，被风吹散了。

　　她蹲在那里，看着墓碑上陈叙的照片，忽然想起一件事。

　　“陈叙，”她说，“你还记得吗？你说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风吹过来，把烟灰吹走了。

　　“你说得对，”她说，“好日子还在后头。”

　　“只是你不在。”

　　她在墓碑前又坐了一会儿。一朵在旁边捡落叶，捡了一大把，跑过来放在墓碑上，说要给爸爸盖被子。

　　陶向晚看着那堆乱七八糟的落叶，忽然笑了。

　　她站起来，牵起一朵的手。

　　“走吧，一朵。”

　　“去哪里？”

　　“回家。”

　　她们沿着石阶往下走。走到一半的时候，一朵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墓碑。

　　“妈妈，”她说，“爸爸一个人在这里，会不会孤单？”

　　陶向晚也停下来，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那座灰色的墓碑安安静静地立在山坡上，阳光照在碑面上，把“陈叙”两个字照得发亮。碑前的台座上，两根烟已经燃尽了，烟灰散落一地，旁边有一颗糖。

　　陶向晚看了很久。

　　“他会孤单的，”她说，“但是没有办法。”

　　一朵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另一颗糖。她居然还有一颗。转身跑回去，放在墓碑上，又跑回来，喘着气说：“好了，两颗了。爸爸有两颗糖，就不孤单了。”

　　陶向晚蹲下来，把一朵抱进怀里，抱得很紧很紧。

　　“嗯，”她说，“不孤单了。”

　　她站起来，牵着一朵的手，继续往下走。走到公墓大门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

　　山坡上的墓碑越来越小，变成灰色背景上一个模糊的白点。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把整面山坡照得发亮。那些墓碑一排一排地排列着，安安静静的，像这个城市沉默的居民。

　　陶向晚转过身，没有再回头。

　　她知道她会再来的。也许会带着一朵，也许一个人。也许春天，也许冬天。但她总会来的。

　　因为陈叙在这里。

　　因为南京埋葬了她全部的春天。

　　但她还活着。他们的女儿还活着。只要她们还活着，春天就会再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