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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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离开自己熟悉的这一亩三分地，更别说出国了。除了到外地读大学的那四年，我连市区都没出过。旅行对我从来就没有多少吸引力，比起亲眼看看这大千世界，我更乐意买本地图来消磨时光。
可是那封信改变了这一切，而我说不清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可能比较坏吧，因为后来发生了那一连串可怕的事。但在当时，我只想离开禁锢自己的那个家，就像囚犯想要逃离监狱的铁窗一样。
我想，局外人是很难理解我的处境的：迟来的叛逆期，再加上学业受挫——考研失利可能是最温和的一种说法，我考出的分数比报考学院的复试线低了将近五十分。而且为了准备考研，我完完全全错过了秋季校园招聘。等到来年春招时，我又让自己埋头于毕业设计，一部分是出于羞愧，仿佛因为落榜而沦落到找工作的地步很可耻似的，另一部分则是胆怯，显然我的天性对于面试这类事情毫无帮助。
父母对我的处境也没有丝毫同情。毕业实习之后，父亲专程打来电话，叮嘱我不要把复习考研的资料丢掉，以防来年仍用得上。他嘴上说着“以防”，但心里多半已经认定我需要再考一年。
一直等到父亲准备挂电话时，我才鼓起勇气，说自己想找个工作。但母亲接着抢过电话，冷冷说了一句：“你可不知道找工作有多难。”
于是，事情似乎就这么定下来了。我也不再花大量时间读那些不知所云的论文，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借口来避免去那些校园宣讲会递简历了。在我就读的学校，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几乎不需要任何创造力，大部分学生都是在最后一个月才开始动笔，并且把大量精力都花在降低查重率上面。
姐姐的邮件就是那时发来的。也许你不相信，但在那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并不是独生女，也不知道父亲是再婚，更不知道他当年把双胞胎中的一个留给了另一半，而且还是个外国女人。
当然，这情节听上去和林赛·罗韩的《天生一对》如此相像，以至于我一开始坚信那是个骗局，但后来，当对方发来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之后，我便给父亲打了电话过去。
在电话里，父亲先是逼问出给我发邮件的人到底写了什么，然后才不情不愿地承认这件事。“我和你妈当初商量好了，把你抱回来。”他粗暴地说，“另一个留下。”
我没有再费口舌和家里人多谈这件事，而是把所有的惊讶、好奇都转向了电子邮件另一头的人。
我想知道她究竟是怎么知道我的Outlook邮箱的，但我更想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于是，在临近毕业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开始频繁地写信给彼此，谈论各自的生活，谈论这件事有多么不可思议。据姐姐说，她是在二十一岁生日时被母亲告知此事的，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她才下定决心联系我。
姐姐没学过中文，也来不及学。我们的交流全是建立在谷歌翻译和有道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候，科技的确能改变人的命运。
在那半年里，我和父母也渐行渐远。我不再主动给家里打电话，即使他们打给我，我也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只是昏昏欲睡地听他们讲些家里的故事。
与此同时，姐姐迅速填补了我亲密关系中腾出来的空缺，变成我生活中最为重要且真实的存在。
等到毕业答辩结束之后，姐姐便邀请我到她家做客。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视频过几次，我早已萌生和她见面的想法，但我们的家住的是老楼，地方很小，家具很旧，也很丑。即使我还年轻，不谙世事，也暗暗觉得自己的家并不适合招待客人，所以姐姐的提议让我既兴奋又忐忑。
我只犹豫了不到五分钟就给她回了邮件，表示同意。
当然了，离家的过程很坎坷。我的父母听说此事之后都极力反对，并且建议我请姐姐来看祖国的锦绣山河，也好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我告诉他们，下次我一定会邀请姐姐来，但这一次是姐姐先提出邀请，所以我觉得应邀比较礼貌。
父母则认为我不懂变通，并指责我接到邀请之后竟然不客气一番就直接答应，显得没见过世面，还很小家子气。
接着，他们又细数出国的坏处，又指出我马上要着手准备第二年的考试，实在不应该出远门，扰乱心境。
但我态度相当坚决，而且软硬兼施。于是父母也随即转变策略，声称我这是瞎胡闹，很可能会断送前程。我想，如果没有姐姐从旁帮助，单凭我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犟过他们。
让我敬佩的是，姐姐只靠一通电话就说服了我父母。而且由于语言不通，她还不得不叫她妈妈来充当翻译。即便如此，电话里的气氛仍旧充满了虚假的融洽，没有人大叫大嚷，我妈也罕见地放弃了坚持自己的看法，开始认真听姐姐说话。
这场和平争论最终以我利用暑假出国去姐姐家作为结束。我则识相地没向父母指出我已经是个没有暑假的人了，并且保证我会把高等数学的讲义带过去，时时翻看，提醒自己是个有债要还的人。
我当然没真的把最后一句话说出口，我又不是个傻子。
父母这边都没办法请那么长时间的假陪我出国，而且我觉得爸爸根本不想陪我去，大概是觉得尴尬吧。不过他们坚持送我到机场，并且再三确认姐姐会在那一头接我。这样一来，除非本拉登死而复生劫持飞机，我基本上算是从父母手中直接送到姐姐手中。
等到出发前一晚，尽管持续几个月的兴奋已经被拉锯战消磨得所剩无几，我还是紧张得整宿都没睡好。之前父母为了让我打消出国的念头，举了不少可怕的例子，等到夜深人静，那些例子也越来越清晰地重现于我的脑海之中。
但姐姐说会没事的。
我没有因为这个念头而迅速入睡，但起码不再恐慌。第二天，当飞机起飞的时候，我感到一阵甜蜜的喜悦涌遍全身。半年以来，我头一次感到如此轻松、激动、期待。
姐姐如约在肯尼迪机场接我。我们之前就惊叹过彼此的长相有多一样，但这远比不上真人见面带来的冲击。
“接你那天我要穿和你一样的衣服。”姐姐之前告诉我，“还要梳一样的头发。”而且她不是开玩笑，在知道我是短发之后，她立刻就去把自己的头发剪短了。
“嗨！Here！”姐姐大声叫我，我很快就在人群中找到了她：一模一样的T恤和牛仔裤，棒球帽，但她把帽子反戴着，我立刻就看到了她的脸。
“姐！嗨！”我欢呼着，拖着行李箱朝她跑去。姐姐紧紧地拥抱我，尽管我对这种肢体语言一点也不熟悉，但却完全没觉得不自在。
“Oh！You so pretty!”她又拥抱了我一次，然后在我脸上重重地亲了一下。
我也亲了亲她，但要害羞很多。“3Q。”我说。
她大笑起来。
姐姐住在一个叫做格林威治村的地方。不知为何，我一直在脑海里把那地方想成某个炊烟袅袅的村落，有绿树和小溪，奶牛在草原上慢悠悠地吃草，诸如此类。姐姐觉得这个想法既古怪又好笑，“纽约没有绿树和小溪，我们有丑陋的大厦和中央车站。”她说。
刚见面头一个小时里，我们都太兴奋了，不停地说话、大笑。这座忙碌的城市则完全无视了我们，我因此觉得格外轻松。之前我总觉得自己会招来异样且敌意的眼神。
当然，异样且敌意的眼神很可能还在未来等着我，这谁能说得准。但为什么要为未来担忧呢？
“妈妈还在巴黎。”走出地铁站的时候，姐姐说，“每年这个时候她都在巴黎。她要我多拍照片和视频发给她。你要待半年，她再过一个月就会回纽约。我这么告诉她，她还是想看照片和视频。她要我们合照，合很多照。”
我说不上来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感到失望。不同于迅速和姐姐建立起来的亲情，我对她的妈妈一直有种仍是陌生人的感觉。
当然，这些对话都是夹杂在交换信息中间的。尽管我们互相通信已经半年了，但见面之后我们又很快发现，我们最喜欢的颜色都是蓝色，最爱的季节都是秋天，而且我们都是斯蒂芬·金的头号书迷，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中我们都最爱第二部，我们都认为《老友记》是近三十年内最经典的情景喜剧。
“晚上我们可以去中餐馆，如果你吃不惯这里的饭。”她说，“等你休息过来，我们可以观光。纽约有很多观光客。我们可以去看帝国大厦、时代广场、中央公园，如果你喜欢。”
我告诉她我很喜欢。
姐姐住的地方——她妈妈住的地方，姐姐坚持这么说——是一栋红褐色公寓楼中的某一间。公寓楼外面的街道的确种着一排排绿树。我指给姐姐看，她又大笑起来。
“我在一个私人图书馆里上班，”终于简单安顿下来之后，姐姐告诉我说，“但我请了几天假，好带你熟悉这里。”
我们并肩挤在沙发上。这里的客厅布置得很有生活气息，凌乱但不局促，墙壁刷成浅紫色，还有绿色。靠近窗户的地方摆着一株盆栽。
“你一定很累了，飞机，还有地铁。”姐姐过了一会儿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一旁的半开放式厨房，“我可以点个披萨？提前警告，我做饭超级难吃。”
“披萨很好。”我说。虽然大脑皮层仍旧兴奋，但身体已经要向疲惫缴械投降了。然后我想起来还没跟父母报平安，于是在姐姐打电话订外卖的时候，我给父母拨过去越洋电话，向他们汇报本拉登没有死而复生的消息。
父母显然松了一口气，不过又迅速从惊喜中恢复过来，开始新一轮的杞人忧天。我吃什么、喝什么，水土不服应该怎么应对，接着又嘱咐我不要晚上一个人出门，不要轻易相信当地人。
我忍受着他们的折磨，直到挂断电话，耳朵仍在嗡嗡作响。姐姐带我看了未来两个月里我的房间，又说她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其实自己租了一间公寓，但那里离纽约市区太远。她再三权衡，还是先回到了母亲家，然后再慢慢找房子。
“我们可以一起，”我热情地说，“我可以帮你一起找房子。”
“我们要先观光旅游。”姐姐很坚决地说，“也许等你厌烦了那些花哨的景点之后，我们可以找点更有趣的事情来做。”
而我们也确实是按这个计划来做的，先是观光旅游，充斥着惊叹、欢呼，还有无处不在的快门声。
“那甚至不是真正的快门声。”姐姐有一次说，“只是手机的模拟音效。”她真诚地对人们过分依赖手机的现状感到担忧，认为那也许会带来某种人们意料不到的坏处，只是我们现在还目光短浅，无法预见。
“上帝会因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惩罚我们。”她说。
我们也讨论过宗教问题，那场对话是在我的英语水平终于能满足正常交流，不必依赖有道翻译之后，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时进行的。
我告诉姐姐我是无神论者，也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在家乡，大部分和我一样长大的人最后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也许会在晚上避免看向镜子，在半夜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大名坚决不会答应，但要是有人问他们这世上是否有妖魔鬼怪，他们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并且毫不犹豫。
“我也不相信妖魔鬼怪。”姐姐说，“这世上有许多人类未知之事，妖魔鬼怪只是人们在模模糊糊感知到那些未知之事，而又无法理解时，编造出的替代品。”
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反驳，并且觉得她说得不无道理。但当她以谈论科学的语气说起心灵致动、心灵遥感、未卜先知时，我就忍不住打断了她。
“你难道真的相信那些东西吗？”我既惊讶又好奇，“光凭念头就能移动物体，把勺子掰弯，或者用眼神开门？那一听就是骗人的。”
“告诉我，”姐姐说，“你喜欢的那些武侠小说里，对中国功夫的描写难道没有类似的例子吗？”
“当然没有！”我想也不想就回答，但接着又犹豫了一下，“除非你说的是内功，但那只是夸张的描写，现实生活中，没人能一袖子挥出去把人打得吐血。”
“气，你们用这个词来描述通过修炼人的内部力量，来达到外部力量做不到的事情。这听上去像是心灵遥感的东方版本。”姐姐说。接着她又讲起美国这几十年来对类似事件的研究。
我仍旧无法理解，他们的世界观应该是以科学为基础建立起来，为什么会相信如此离奇的事情。
“我只是保持开放思想，”姐姐说，“不拒绝相信任何一种可能性。”
“是因为宗教吗？”我问，紧接着又担心这种问题会不会太唐突。姐姐并没有生气，她说自己信的教不是很好解释，也并非基督教或者天主教那样的主流宗教。教义告诉他们，世界是无限的，并且存在无限可能。我们现在所知的，随时会因为我们的眼界进一步开阔而改变。
“唯物主义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但不完全一样。”我绞尽脑汁回忆着曾经学过的东西，“我记得是关于绝对和相对的讨论。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但事物的本质不能一下子穷尽。所以我们的认识过程是受到人类科技发展水平和其他因素限制的，但我们能认识到的事物是不受限制的。”
“听起来很有趣。”姐姐说。
但我仍不相信她所说的心灵遥感。姐姐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于是转而开始询问中国功夫，在之前写给她的信里，我曾吹嘘过自己如何参加武术社，学习剑术和棍法。
“我们从初中就开始学类似的东西，五步拳，最简单的。”我告诉她，“高中学了形意拳、太极拳，还有初级剑术。”我的体育老师要是听我这样吹牛很可能会笑死，因为我们学的都是最简单的套路，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之所以叫简化太极拳不是没有道理的。“大学我参加了武术社，而且体育课也选修了武术。在社团里主修剑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我们少林棍和敦煌大舞。”
这一部分吹牛的成分可能要少一些，但也只是一些。我的确是在社团学的剑，但大部分时间都只是枯燥地练习动作，还有那些表演性质多过实用性质的套路学习。
直到最后，我才被允许参加实战。而那一部分留给我的回忆只剩下打手、不断地被打手，偶尔还被打到其他地方，不过主要是手。对面站着的不管是哪个师兄，他们的动作都永远比我快，我的反应总是令人沮丧地慢了半拍。
“所以你是剑客。”姐姐惊喜地说，“你有自己的佩剑吗？”
“呃，没有。”我笨拙地向她解释管制刀具条例，而且佩戴武器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的家乡很安全。
“也许哪天我能给你找来一把，这样你就能给我演示了。”姐姐充满渴望地说，“我很想见识一下中国功夫。”
而我只希望自己不会丢初中体育老师、高中体育老师、大学武术课老师，还有武术社里那些师兄师姐的人。但我并没有特别担心，因为我认为姐姐只是随便说说。
结果她不是。
“这是我从工作的地方借来的。”过了几天，姐姐将那把看起来好像古董的剑递给我时这样说，“别担心，不会弄坏的，它很结实。”
我把剑拿在手里掂量了一阵，才犹豫地抽出来。我已经将近一年多没碰过剑了，那些学过的东西被遗忘掉的速度现在想来令人震惊。如今，我握着剑柄，听到剑从鞘里抽出来的声音，竟然感到紧张。
“真好看。”我说了一句，被剑身上的花纹吸引了。挽剑花的时候，我奇迹般没削掉自己身上的零件，而姐姐已经鼓起掌来，于是我又多了几分自信。
“你想试试吗？”姐姐热切地问。
我看了看客厅，“除非你不介意这里变成修罗场，我会不小心把东西打坏的。”我说着笨拙地把剑插回去，胳膊已经因为不习惯剑的重量而开始酸痛。
姐姐有点失望地“哦”了一声。我想到她借来这把剑一定不容易，于是硬着头皮建议找一个空旷点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傍晚了，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然后报警。
最后我们去了公园，找了个空地。重新拿剑的感觉很好，我是后来才感觉到的。学过的套路虽然已被大脑抛弃，但肌肉还留有部分记忆，支撑我表演了将近五分钟。纽约夏季的空气十分闷热，我已经汗流浃背，剑在手中也越来越沉。
但姐姐似乎被迷住了。当我的剑招已黔驴技穷的时候，我就把剑交给她，然后打拳给她看。这当然未免有卖弄之嫌，但我真的很想惊艳她，让她对我刮目相看。
“你真了不起。”姐姐毫不吝啬地赞扬我，而我因此感到浑身暖洋洋的。
那晚，我倒头就睡，梦里有姐姐，还有那把剑，以及我看不懂的金色符号。但等到醒来，我只觉得精力充沛，很快就把梦里的东西忘了个干净，只记得梦到某种美好的事物。
我有预感自己会有美好的一天。
但我错了。
作者有话说第1章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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