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娘说主妇》姜悠

77、庙号

　　弘道元年（683年），李治在贞观殿驾崩，享年五十六岁，葬于乾陵。庙号高宗，谥号天皇大帝。天宝八年（749年）增谥为天皇大圣皇帝，天宝十三年（754年），再增谥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前面说过，谥号是在一个人死后，对他生前功过的评价。而庙号则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也就是写在神主木牌上的名字。
　　史界，一般唐朝之前皇帝称谥号，唐朝之后皇帝称庙号——据说我就是这个变化的关键转折点。这事，要从上元元年说起。
　　在唐朝以前，谥号基本都是一两个字，上元元年（674年）时，李治不是要拔高我的形象吗？于是我俩改称“天皇”、“天后”——听说，李治也是史上第一个称“天皇”的人。
　　李治在改自己的称号时，也没忘记自家爹妈，于是把自己的父亲谥号从“文皇帝”，加谥为“文武圣皇帝”。这件体现孝心的事，李治非常贴心地挂在了我名下，细节李治都为我想好了，史载：“武则天向唐高宗建言，认为先帝的谥号‘文皇帝’不足以表达他的伟大，更无法体现唐高宗的孝心……”——这事在当时又替我刷了一波好感！
　　但是，“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李治的一片苦心，被后世史家完全漠视了，在他们眼中，这是我好大喜功、爱出风头的表现，什么孝心？没人看得到！
　　自此，我们开创了一个加谥号的传统，后世接位的皇帝，几乎都会给父祖上美谥，于是皇帝的谥号变得越来越长。如李治，刚开始的谥号只有四个字，后来六个字，再后来九个字。听说，越到后面的朝代，谥号就越浮夸，到了清朝，甚至出现了二十多个字的谥号，比如清太祖努尔哈赤，他的谥号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由于皇帝谥号的字数通货膨胀太严重了，所以再用谥号来称呼皇帝，相当不方便。原本按照正常的传统，李治他爹李世民应当被称为“唐文帝”，但加谥之后，再用谥号来称呼的话，史书上就得写为“唐文武圣帝”——这下多出了两个字；但后来，他又被加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于是，得称呼他为“唐文武大圣大广孝帝”——这对写史的人来说，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如果记述到努尔哈赤这部分，估计仅称呼都需要占用一页纸，这是完全不给写史的人留活路呀！
　　于是，继续用谥号来称呼皇帝就不方便了，但是“方法总比问题多”，史学家也不傻，他们另辟蹊径，改为用庙号来称呼皇帝，于是，李治他爹，就被称为“唐太宗”，李治，则被称为“唐高宗”。
　　李治的称号，跟他爷爷李渊的称号非常相似，他爷爷被称为“唐高祖”，这个祖和宗，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来说，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如李治爷爷，唐高祖李渊；太宗发扬光大，如李治他爸，唐太宗李世民；世祖、圣祖、成祖重新打了次天下，这个唐代没有，但明朝有，如明成祖朱棣；中宗、圣宗是中兴之主，如我儿子，唐中宗李显；仁宗、孝宗、睿宗乃仁爱孝顺的贤主，如我小儿子，唐睿宗李旦；玄宗、真宗、理宗、道宗为人好玄虚，如我孙子，唐玄宗李隆基；肃宗有中兴意愿却没有成功，有心无力，如我曾孙，唐肃宗李亨……
　　李治的高宗，是什么意思呢？意为“由盛转衰”！后世认为给李治上这个庙号，原因是：“高宗在位后期权力被武则天架空”。
　　其实，庙号和谥号一样，都是在皇帝死后议定的，而且是朝议决定的，如前面提到过的，许敬宗的谥号就是大臣商定，报皇帝批准。所以，这个高宗，也是李治死后，由大臣们商定。
　　由盛转衰，这明显是个贬义，我和儿子们当然都不愿意，我们觉得李治在位期间，将国土面积扩到那么大，说是有为之君都可以，用一个守成之君的庙号不过分吧？于是跟大臣们商量，希望将庙号改为：哲宗、兴宗、成宗、显宗。
　　但是，大臣们不同意，他们说，物价飞涨、国土缩水、官员机构膨胀、国库空虚……大臣们意见空前一致，我们孤儿寡母争不过他们，只能认下“高宗”这个庙号——如果我真的权力那么大，我怎么都不会让李治戴上“高宗”这顶帽子！
　　李治驾崩后，遗诏中命令：“太子李显在他灵柩前即帝位，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的，兼请天后处置。”——后世有不少人，看到“兼请”这两个字，说李治和我那时关系不好，李治这个“兼请”的意思，是对我的权力的限制！
　　想得真多！皇帝的遗诏，也是诏书，只要是诏书，就要走三省的流程，否则无效。所以，所谓的遗诏，根本就不是李治的意思，而是国家意志，但国家只是一个名字，它不会说话，不会发表意见，所以，实质上，这遗诏是三省长官，也即宰相团的意思！
　　而当时宰相团是哪些人呢？史载：“三省六首长，尚书省仅左仆射刘仁轨在位，仁轨年八十二，不能问政事；门下省仅刘景先守侍中（即见习侍中），景先原为裴炎下属，不敢与炎争权，炎任中书令，既主管政事堂公务，又同时兼管本省事务，为方便工作，遂迁政事堂至中书省。此迁实际上是三省制破坏的表现，中书令在与侍中的较量中占了优势，由此确立了中书省在三省中暂时的主导地位。”——这段记载说得很清楚了，三省姓“裴”名“炎”！
　　史书又载：“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初七（李治去世后的第三天），裴炎上奏说太子尚未即帝位，不宜由他直接发布诏令，有急需处理的重要事情，希望发布天后的命令由中书省、门下省施行。甲子（十一日），唐中宗即皇帝位，尊天后武则天为皇太后，政事全取决于她。太后因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等地位尊贵，威望很高，恐怕他们发动变乱，便都给他们加三公等官衔以安定他们的情绪。” ——三省相权，可以与皇帝相抗衡，我一个太后，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制得住他？我傻了才会同意！可是，他请示完了，根本不管我的意见，直接就颁布了，还对外宣称，是我的意思，我当时觉得，情况不妙！但是，更大的变故还在后头。
　　我接到密报，裴炎打算废掉我儿子李显，从太宗的儿子中选一个立为新君，最有可能的人选就是韩王李元嘉。
　　李显登基一个多月后，即二月初六，裴炎说有事奏报，请我到乾元殿相商，我到了之后才知道，他以我的名义召集了百官到乾元殿——他这是要动手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动手。
　　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领兵入宫，宣布太后命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他下殿——我全无准备，只能将计就计，认下废中宗一事为我的命令，并宣布，立李旦为新帝。
　　裴炎当场反对，我寸步不让，问他，是否打算行伊尹、霍光之事？——万幸，裴炎当时的势力，还不足以取李唐王朝而代之。而我这个太后，并不是长年幽居深宫的妇人，我处理朝政十余年所积下的威望，在这时，发挥了作用。裴炎只能把他心中的人选，给憋在肚子里。
　　当他说，缓一下再议时，我就知道，我已经赢了——我只是没有准备，不是没有人手，裴炎，这笔账，我记下了，以后，咱们慢慢算。
　　第二天，我儿李旦被立为皇帝。同年十月，我将裴炎斩杀于洛阳都亭驿，罪名应该都猜到了，还是那个万灵丹——谋反！其他的人，慢慢来……
　　哼哼！孤儿寡母，就一定好欺负吗？也不看看人家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