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岁月的痕迹》梦斜阳

3、家族简史

　　在我记事时就知道永安城划分为三个大队，我家在永安城的西侧，属天马街大队，有十二个生产队，人口四五千，是最大的一个大队。中间是中石街大队，也是永安城中心，农村人口不多，工商联和各单位吃商品粮的占一大部分。也是富人最多的一个大队。再东边就是三里街大队，那里算是在旧的集镇之外了，人口不多，土地也不多。不过姓氏却很多，有的姓氏我听都没有听说过。永安城沿着洪河从西到东差不多有五里，对我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很远的，我家又在西边，1975年之前没有去过东端的三里街大队。 在永安城的家族姓氏中，与百家姓上的结构基本上差不多，张、王、李、刘、陈、方是大姓，别的姓氏也很多，只是人口较少。方姓是本地的老姓氏，名气也最大，因为出了一个大人物——方老端。他是武术大家，会岳飞三击掌，在上海打过洋人，和霍元甲一样，都是真人真事。关于他的传闻我很小的时候耳朵就灌满了，什么单掌开碑，踏雪无痕，隔山打牛……神乎其神。要是哪一个人说自己厉害，别人就会半讽刺半挖苦地说：“你真行，你比方老端的大徒弟马老汉还厉害，马老汉也没有把方老端的功夫学完，你咋就全会了呢”要是这人再年轻一点，别人又会加上一句：“方老端59年就死了，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那你这一身功夫是怎么学的，是不是他在梦里教你的？”就会引起一阵哄笑。
　　我们这个大家族是张姓，人口在永安城也是数一数二的，乡下的亲戚来我们家做客时，常说一句话：银钱一缸，不如姓张。可见张姓在永安城还是很吃得开的。至于张姓的祖上是什么时候来到永安城的，这一点无法考证。后来听父亲说过，张家的祖坟在城西北的三里湾，已经很早很早了，没有几个人能记得。随着时间的流失，张家分成了老五门，在后来又分成了东五门。人口越来越多，我也听糊涂了。
　　我们这一支还是大致能记清的：我们这一门往上可以追溯到我的爷爷的爷爷那一代，那时应该还是清朝，我爷爷的爷爷生了三个儿子，老大是我爷爷的父亲，老二是四爷的父亲，老三可能有些残疾，被送到庙里做了和尚。我爷爷的父亲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就是我爷爷，二爷曾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下级军官，后来死在狱中。三爷也在旧政府里任过职，解放后也去坐过牢，出来后一直在教书，还戴着□□臭老九的帽子。我爷爷也曾在国民党的部队当过兵，可能也算是国民党残余分子，那一次去游街也跟这有很大关系。我四爷的父亲生了四个儿子，老大解放前被土匪打死了，老二是病死的，当时也只有十几岁，老三就是前院的三爷，这位堂三爷的身体也不好，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留下了三奶和两女一子。父亲说他们那边的生活一直不太好，四爷很小的时候就过继给了韩湾的韩家，因为离得太近，两家人一直都在走动，我们还是依然叫他四爷。这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大致情况。
　　从永安城西南角的水文站算起，向东北饶了半个圈，是第一生产队到第十二生产队，都是天马街大队的土地，人多地也多。一队到四队的土地靠近洪河，地势低洼，多是水田。我家属于五队，地势较高，有一半水田一半旱田，在水田的田头沟渠交错，水草繁茂。在我当时的记忆里只记得到处都是水，到处都是鱼。
　　依照当时的政策，水稻高产，可以多打粮食，不会饿肚子，在洪河两岸水稻也的确很高产。在那个大集体的年代，又是在□□期间，老百姓除了下田干活，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既不能打工又不能做生意。出去打工叫着扰乱社会主义生产秩序，无组织、无纪律。做生意叫着挖社会主义墙角，搞投机倒把，严重的要拉出去批斗。不过做生意的还是有，只能偷偷地做，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不能窝在家里等死。有时队里也会在农闲时节组织劳力出工，跑到外面去修防洪堤开挖河道，一切费用都是公家出，这可是个好差事，一般人都愿意去。去不了的只能闲在家里，或者帮左邻右舍盖盖房子，跑跑腿。那个时候普通人家盖不起砖瓦房，能用土坯盖上两间茅草屋已经很满意了。对于劳动力少的家庭，土坯房也很难盖起来，因为那脱土坯也是很费力气的活。首先要有地方取土，要有场地，要有强壮的体力，因为脱土坯要用粘土，要将麦秸和稻草和进去，要和烂和透，然后再一锹一锹地铲到长方形的模子里，用泥抹子抹平，用双手轻轻把模子抬起，然后紧挨着放到地上，再淋上一点水，再往里面铲泥，土坯就是这样一块一块地脱出来的。如果盖上两三间房子，光脱土坯就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不管怎样，房子还是要盖，不盖房子一家人就住不下，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1958年是个很特别的事情，实行大集体、大锅饭，说是要过共产主义。粮食的产量吹上了天，也许上面不了解情况，就按比例征收公粮，结果可怜的一点粮食全都交给了国库。59年就开始闹饥荒，生产队里没有一粒粮食，大锅饭开不成了，一下子饿死了很多人。1960年春，大锅饭解散，不准再虚报产量，粮食被分到各家各户，虽然吃不饱，至少不会饿死。能吃上几顿饱饭，便有精力养孩子了。说实在的，1959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还真不多，便是有也大多养不活，我大哥大我十二岁，1956年出生，1959年就差一点饿死。我二哥大我五岁，三哥大我三岁，大妹小我二岁，二妹小我五岁，1973年生。我妈生我最小的妹妹时，我还真有印象，也就是看我爷爷游街后不久，一家人挤在三间茅草屋里。半夜里，我睡着睡着就醒了，在一盏煤油台灯下，地上放着一个大木盆，父亲正在给妹妹洗澡，母亲坐在床上指导着父亲如何如何做，妹妹好像没有哭，小孩子太困了，只一会儿又睡着了。父母生了我们兄妹六个，个个活，很好。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是六七个孩子，生三四个算是少的，人口多了就要盖房子，不然就住不下。
　　盖房子就要花钱，没有钱就要再想别的办法，于是就有人打起了秋后收完稻谷的稻田的主意。这也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因为河南的人早就这么干了。洪河南岸属于河南省，那里的稻田更多，对稻田的利用也很娴熟，他们有两样象犁一样的工具，一个是平的，一个是竖的，平的为铲，竖的为刀，上面都有横把，都被泥土磨得蹭明瓦亮。
　　稻子高产，它的根系也很发达，秋收之后，裸露的稻田被稻茬结结实实地扣在一起。河南的稻子比我们收的早，这个时候，他们就会两两结对，扛着工具来我们这里讨生活。当时我父亲虽然在银行里上班，那生活一样很艰难，我们家要盖房子，一样要打稻田的主意。那两个人是母亲事先约好的，头一天晚上就扛着东西来到我家，这两个人三十多岁，都很瘦，不过很有精神。那两样工具就放在院子里，我对它们产生了好奇，围着它们看了好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便决定第二天跟着他们去地里看个究竟。
　　那一天吃完饭，母亲好像就在厨房的柴草堆里给他们打了个地铺，他们也不计较，房子少人多，真的住不下，不然也不会挖空心思去盖房子。第二天早早地吃完饭，他们便扛起那两样工具跟着母亲下地去了，我自然要紧紧地跟着。那一块稻田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有一亩多，说是够盖三间房子用的。那两个人放下工具，问母亲牛和石磙拉来了没有，母亲向场屋的方向看了一眼，说已经拉来了。远远地，爷爷赶着牛拉着石磙慢腾腾过来了，母亲显然是对爷爷有些不满，站在那里等着爷爷。爷爷过来后，将牛交给那两个人，什么话也没有说，又慢慢地回去了。爷爷在队里养牲口看场屋，这是农忙时节，可能场屋那里也很忙。那两个人赶着牛在稻田里一圈一圈地碾压，说是把稻田压实了切出来的坯才结实。接着就是他们显本领的时候了，他们像木工一样拿着个木棍在地头划来划去，然后将一根细绳直直地绷在地上，他们拿过那个竖刀，一人在前面将竖刀上的绳襻背在肩上，用力地拉，一人在后面扶着把手掌握着深浅，刀下深了前面的人拉不动，下浅了又切不下来土坯。刀在泥里沿着绳子划行，沙沙作响。他们划完了竖向的，又划横向的，这块稻田就像切豆腐一样被均匀地划开了。最后是用那个平铲将豆腐块一块一块地铲起来，这才显示出他们手把的精熟，配合的默契。前面的人倒退着拉绳襻，一次只拉一个土坯的距离，后面的人横握着把手，一只手往下压，一只手往上抬，那块土坯便侧立在一旁。天还没有黑，这块稻田就被切完了，土坯一行一行地侧立在稻田里，晒干之后就可以拉回家盖房子了。
　　这东西算不上土坯，我们叫它稻茬坯或渣坯，前后的邻居有几家是用这个房子的。房子盖好之后，墙里墙外用泥巴一抹，平平展展的，在当时也算是豪宅了。条件好的就在房顶上苫上淮草，条件差的就苫上一层稻草或麦秸。就是这样，一般人家还是盖不起，因为打地基还是要用一些砖头，不然的话一场大雨袭来，那房子就有可能趴窝。
　　我家原有三间朝南的茅草堂屋，这房子是1960年以后盖的，说起来也十几年了。我家的宅子不算大，东边是天马街，西边是寨沟，南北宽十来米，东西长二十来米，盖上房子院子就小了。这前后两家的宅子都比我家大。东侧靠巷子有两间草棚子是做厨房的，就这摇摇晃晃的家伙也坚持了很多年，直到1974年秋，它终于退休了，取代它的是用稻茬坯盖起来的两间草房，房内还用泥巴抹了一层，房顶上苫的是淮草。这种草好像属于芦苇科，不过只有稻谷高，茎秆很细很硬，秋后也长穗子，只是不结果实，这种草就是专门用来盖房子的，谁家要是用这种草盖上三间房子，在当时已经很气派了。我家新盖的这两间房子就比堂屋气派。而且还是我先住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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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要说：　　回忆农村真实的生活，对我而言很亲切，别人看了一定很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