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奈何桥》冰的光芒

17、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今年的除夕过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市里禁放鞭炮，街道里冷冷清清，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葛彤已经走了两个月了，岳志菁也走了有半年多，她们两个谁都没有给我来过一封信，心里说不出的失落。
　　三月份，母亲跑了一年的施晓蕾的工作终于落实下来。听晓芸说母亲光是钱就花了三千，不过倒是一个事业单位。母亲给施晓蕾置办了两身新衣服，又买了一辆新自行车，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不是钢圈，类似于塑料材质，骑上也并不怎么好骑，价钱却贵得离谱。这已经是施晓蕾在参加工作前的第三辆自行车了。在等待工作单位通知晓蕾上班的那几天，母亲的老家突然来信说外婆病危。母亲说晓蕾工作以后就没有出去玩的机会了，想趁着这机会带她回趟老家。回程的途中路过北京，又在北京给晓蕾买了不少好东西。当然她也没有忘记她的另外两个闺女，给施晓妍带了一身毛料西服，给施晓芸买了长袖的体恤衫，给她的宝贝外孙买了银质长命锁和一身小衣服，唯独没给我带哪怕一毛钱的东西。这还不够，回来后黄敏芝借口施晓蕾马上要工作了，领着晓蕾去市区最大的商场给她挑了一双奶白色的高跟皮鞋，用来配她那身新做的衣服。晓芸对那双鞋也爱不释手试了又试，问母亲多少钱，她也想买一双。母亲瞟了一眼站在一旁的我，说也不贵只花了十七块钱。凑巧晚上有一个邻居来家串门，也看上了那双白色的皮鞋，问母亲多少钱一双？母亲脱口而出“三十七块五”。说完又觉得失嘴，尴尬地看了我一眼。我回以鄙夷不屑的眼神，转身回小卖部去了。说我不生气那是假的，我怎么可能不能不生气！从我参加工作，除了出去的那半年，每一个月的工资、奖金、福利、年终奖我都一分不少交给她，她凭什么这样对待我！打我八岁从老家回来，作为母亲的她就没有平等地对待过我，除了过年能穿上新衣服，平常只能捡施晓妍穿过的旧衣服。日常的零嘴更与我无缘，都是给施晓蕾一个人的准备的。碰上施晓蕾高兴，她会把父母亲买回来的好吃的会分给施晓芸一点，我就连施晓蕾施舍出来的那一份都没有。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在家里仅有一张写字台前写作业，施晓蕾过来捣乱，说写字台是她的，把我的作业本划拉到地上。我上去推了施晓蕾一把，她没站稳一脚踩进刚刷完房，剩下的半盆灰浆里。施晓蕾哇第一声大哭起来。黄敏芝听到了，冲进我写作业的房间，不容辩解，上去就狠狠扇了我一个耳光。我捂住被打得火辣辣的脸对黄敏芝大叫：“我又不是你生的，你凭什么打我！”黄敏芝上来又照着我另一边脸反抽过来。这一掌比刚才那掌更狠更用力，我脚下没站稳一个趔趄脸撞在了写字台的角上。我的鼻子窜出血来止也止不住，我颧骨磕在写字台面上的玻璃上，非常痛。当时我捂住脸，并不知道我的脸被划伤了，还以为鼻血。我发疯似的大叫着黄敏芝的名字，说你不是我妈，你又没养过我，凭什么打我！黄敏芝居然无视我满脸的血污，还要对我有什么动作。是爸爸的一声断喝阻止了她。“黄敏芝，你再打她，我跟你玩儿命！”黄敏芝 ，我就是你抱来的，你也不能这么对待我！我颧骨上的伤口缝了四针，如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疤痕，可是这伤痕却刻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因为这之后小学的生活，我被同学以“疤瘌”脸，叫了我三年。我当初被黄敏芝打得流了那么多血的鼻子，从此再没有流过一滴血，如同我永远在她面前不会掉一滴眼泪！我讨厌黄敏芝，我讨厌施晓蕾，我讨厌看小卖部，我讨厌这个家，我讨厌家里的一切！
　　好在我不用天天面对黄敏芝，到了四月份几乎大半年我都在外地施工。从乌拉山电厂到海勃湾电厂，从神木的工地又跑到霍林河，我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工地奔赴另一个工地。其实每一个工号的测量工作一完，我就可以休几天的假。但是我不愿回家。队里一有出外地的测量任务，我总是首当其冲第一个报名，不论寒暑，也不管那里人迹罕至、寸草不生。
　　嚷嚷了两年的裁员计划最终开始实施了，吊装一队和吊装二队合并成了一个吊装队。这次大幅度精简人员时，我正在建设内蒙古的薛家湾电厂。听说这次精简下来的人员被全部打发到老头队。所谓的老头队，就是制作楼板、电线杆、下水管以及水泥柱和吊车梁等水泥制品的预制厂。那里的活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去那个破地方。被发配到那里的大都是老弱病残以及被各班组或队里择出去的闲散人员，还有一部分是虽有些技术才干却不听派遣被领导弃用的刺儿头。许多认为自己有可能被减下去的工人使出浑身解术以期能够留在合并后的吊装队。毕竟减去百分之四十的比率还是很高的，相当于减掉一个吊装队的工人。在工地得到内部消息的工人纷纷找各种借口跑回去疏通关节去了。没被批假的只能守在工地无望地估摸自己留下来的可能。我从来不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留下来。我接父亲的班，刚进吊装一队测量小组时组里有十二个人，女性就占了八位，队里有了测量任务，一般都是我和一个曾经当过我几天师傅的副组长在干。尤其是去外地施工，几乎每次都跑不了我和副组长。就是在市区里的活儿，那几个女同事也是能躲就躲，冬天怕冷，夏天又怕晒，怕在行车梁上掉下来，怕出危险，怕负责任。所有的这些活儿，我都当仁不让。尽管我当时在组里最小，却早早地独挡一面了。组里的有几个女同事直到离开测量组，都没弄清“行车梁放线”是怎么一回事。因此队里几次搞优化组合，又几次裁员都没把我裁下去。虽然现在组里还有九个测量工，但是我毫不怀疑我能留在吊装队。
　　可是我过于自信了。我刚从薛家湾电厂的施工工地回来，就被打发到后勤搞房屋普查去了。我们队测量组里有两个女同事被分到了食堂，小于子虽然是中专毕业，但是新来乍到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靠山，第一个确认被下放到了预制场去绑钢筋去了。有一个平常在工作上就吊儿郎当，很少去外地施工的男同事自知不保，提前找关系调离了单位，听说在那个新单位当保管员，倒也不失一个好的去处。现在吊装一队测量组里正副组长加上三个组员还剩五个。吊装二队那边原本有四个测量工，精简后还剩两个，等于是裁掉了一半。听说合并后的吊装队只留六个测量工。最后一位被裁掉的肯定是我们吊装一队测量组的成员，他（她）会是谁呢？从工地一回来，我就被正组长莫名其妙被安排搞房屋普查。我之所以说莫名其妙，是因为我还在工地时，组里就闲着四五个人。闲着的人不派去，偏偏编排我这个在外边到处打游击的人回来搞房屋普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能不多想。等房屋普查结束，裁员的事已经尘埃落定，可想而知我会被打发到哪里去。到那时我就是长着三头六臂，也更改不了既成的事实。我知道我被人排挤被人算计了。队里精简人员，领导大多都考虑各个班组长的意见。当时我和组里的副组长都在工地干活，队里领导自然听的是正组长的意见。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都让那个从来不出外地的正组长捞走了。平时我就对那个五十多岁的正组长很反感，从内心里瞧不起她。她拿着八级工的工资，技术上却只具备相当于三四级测量工的水平，最让人唾弃的是，其在测量组里每天无所事事家长里短，背地里尽搞这种见不得人的小动作。此时此刻我不能简单地用气愤或者其他的字眼来描述我当时的心境。凭什么他们要这么做？这世道还有说理的地方吗！不行，我必须挽回这个局面，我才不想在那个被人称为回收下脚料的“老头队”里呆一辈子，进了“老头队”，以后想要出来堪比登天。那天我忙完手头上的工作，上了小楼。小楼这个地方，除了每回往生产科交测量资料，平时我很少上来。当时楼里的会议室正在开科级的会议，不知道是不是最后定夺人事的安排问题。我不管不顾地推开会议室的门，把例行会议的劳资科长给叫了出来。在走廊上我开门见山地问劳资科长，“吊装队合并后，测量组到底留几个人？”我声音很大，静悄悄的楼道里回荡着我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在得到了肯定的“六个人”的答复后。我问：“那我，是不是在六个人当中？”我的话明显带着挑衅，用眼睛死死盯着他。我知道我一个小小的测量工的去留问题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说不定我这样的举动会适得其反，我这是在做垂死的挣扎。我也知道这是徒劳，可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哪一个肯善罢甘休，大不了挣个鱼死网破！楼道里各个科室里探出几个脑袋来，朝我这边张望着。劳资科长是一个老于世故的近六十岁的男人，也许经历了太多这样的场面。他看着我居然笑得如菊花般灿烂，然后说：“你看，我们正在开会，你的问题我们会研究。”“研究？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如果你们不去考量谁在外面冲锋陷阵作为用人的标准，可最基本的公平应该做到——你们可以把测量工组织起来考试，优胜略汰嘛！”我的建议引起站在走廊上的科员们的窃笑。我回头不屑的眼光扫视着他们，心说你们当中又有几个是正当渠道坐在小楼上的？不都是靠拉关系走后门坐进办公室的？早晚有一天我会凭自己的努力，名正言顺地坐到科室里面！没想到劳资科长居然答应了我的请求。
　　房屋普查结束了，我回队里，队里的劳资员却让我去小楼上报到。这说明我的劳资关系已经转到了小楼上的劳资科，下一步再往哪儿转，只能听天由命。我的心情糟透了，我已经预料到了我的归宿。我知道小楼上的劳资科长当初答应我的话完全是在敷衍我，我被扔进“老头队”既成事实。等待分配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和一帮没处打落的女工去小楼上的劳资科报到，由劳资科里记考勤。有时分派打扫打扫楼道的卫生，大多数时间都和这帮女工在楼上的大会议室里傻坐着，一待就是一天。
　　半个月后吊装队长突然跑到小楼上找到我，让我去工地干一个试夯的活儿。队里明明闲着两个内定的测量工，干嘛偏得让我去？明摆着是她们两个拿不起来，队里才会想到了我。用人朝前，不用朝后。虽然满腹委屈，我还是去了，但干活时明显带着情绪。一天下午，我在工地架水准仪观测重锤夯实的试坑，小楼生产科的白科长突然来工地检查夯实的数据。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测量员提供的重锤夯实的观测数据特别重要，它是以后此项工程是否能大面积开挖，适合夯实几遍的依据。勘探设计院和甲方还有我们施工方都非常重视，每个单位都有派员来观测沉降数据。白科长在查看了我的测量纪录后，对站在仪器旁边的我大发雷霆：“你怎么观测的？第十二遍反倒比第十遍还高出五毫米？！”他的声音很大，以至在现场的工长、两个起重工、以及勘探设计院的两位工程师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莫名其妙！他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本来我就心情不好，被他突如其来的质问气坏了，火一下子就窜上了上来。“如果认为我观测有问题，你来看好了！”我发出的声音绝对不比他小。他气急败坏地指着我说：“错就错了，你什么态度！”“你凭什么说是我错了？打第十二遍的时候，在夯不下去的基础上，埋在土里的钢筋被挤压，就会出现反弹现象！”我据理力争，梗着脖子与其对峙。被我这么一顿抢白，白科长的手举在半空，一时尴尬的不知该就这么举着还是落下来，气氛就这么僵在那儿。这时站在我对面不远的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走了过来，将自己手中的观测记录递给了白科长，白科长扬起来的手顺势接了过去。我们队的吊车在重锤夯实试坑点位的时候，他们设计院的工作人员也架着一台水平仪器在观测，也有一套原始记录。虽然仪器架的高度不一样，但观测后计算出来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白科长在比较了设计院和我提供的两组测量数据后，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走了。从工地回家的路上，工长教训我说不应该和小楼上的领导这样讲话，太让领导下不来台了。我说他好好跟我们工人讲话了吗？他在乎面子，难道我们工人不该有自尊吗？工长摇了摇头说我不改改脾气，以后会吃大亏的。我没想到他的预言，在五年后得到了印证。请记住这个叫白喜光的生产科的副科长，他的好恶、他的小肚鸡肠，使我的人生方向变得虚无缥缈。当然这都是后话。
　　我没有等到我期望中的考试，但是我还是被留在了测量组里。副组长从工地回来后发现正组长留下来的都是跟她走得比较近的两个人，心里大概也不太痛快。在一次施工中，配合他的那个测量工在工作中不断出错，还当众顶撞他。他当即将她退回队里，并指名道姓提出让我过去配合他工作。那个女测量工一回到队里马上就被打发到老头队去了。我原以为可以通过考试能够留在队里，为此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想到节外生枝，我会以这样的方式留了下来，似乎就名不正言不顺了。被打发到老头队的那个测量工到处散布谣言，说我使了某种手段才留在了测量组。我本来还对那个女同事报以一丝同情和愧疚，如果单位没有这次精简人员的举措，她本可以继续待在测量组里滥竽充数的，反正冲锋陷阵用不着她，即便天塌下来，有高个子在那儿顶着。现在想来，她根本就是去了她该去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总把我置于不堪的境地，有些事情总不如你愿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队里有许多人在背后对我被留下来的事议论纷纷。我也懒得解释，因为你愈描，它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