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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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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欠了冰儿一笔债。我知道,今生今世我都无法偿还了。
自打冰儿从那张都市报的照片上认出我后,每每去打饭,我都会受到她的额外“照顾”。其实我和她差不多,同一个局里打工,只不过我在杂志社,她在食堂而已;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都是除了上帝之外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
她每周只休息一天,有时周末晚上揣一包熟花生米到我的租处,我炒上一两个菜,再从商店拧来两瓶啤酒,两人便悠哉游哉地细嚼慢咽起来。菜一点点地减少,酒一杯杯地入喉,一周来的所有快和不快也随之消化掉了。然后我会很姐们地把她胳膊一拽:“走,录相厅去!”在那一场场惊险刺激的打斗中,体味着一种放纵与超越的快感;或者慢慢地踱到东湖,什么都不想,让身心与月色溶为一体。
五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她又来我的斗室相聚。酒至半酣,她突然停住了,眼眶像描了一道红圈:“枫姐,我不想在那儿干下去了!”
“怎么回事?”我给她夹了一筷子豆角,“来,吃菜,慢慢讲不迟。”
“她们欺我最小,合起来整我一个!她们的工资都是三百四十块,就我二百五。这还不算,派给我最重的活,又经常扣我的工资。”她呷了一口酒,“我决定六•一离开食堂,到深圳打工去。”
我默默地听着,没有阻拦,因为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更别说帮她一把了。
“喝酒!喝酒!”我一仰脖子猛灌一大口,随即又全呛了出来。
我们一杯又一杯,六瓶啤酒喝了个底儿朝天。
不久我也成了个彻底自由者,终日忙忙碌碌地奔走于一家又一家单位之间,而她也没有再来找我。一次应聘途中,呼机骤响,才得知她已买好了下午两点的车票。很遗憾,我不能送她,伴她而去的只有一张报纸,上面载有我在酒后次日专为她写的一篇散文《想飞的女孩》。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原杂志社某编辑电话通知我去取信,说是柳州寄来的。
“柳州?我好像没有那儿的朋友吧?”太阳烤得出人的油来,单位离住地又远,还得花二块四毛钱的车费,我权衡了一下,随口说:“先放着吧,什么时候方便,我再来拿。”
这一拖就是两个多月。直到一天我路过原杂志社时车恰巧抛了锚,才陡然记起一封信还没拿。那位编辑也几乎忘了,将它混在一卷不太常用的文稿里,翻了好半天才找到。我拆开一看,原来是冰儿的来信——
枫姐:
你好吗?我到深圳后没隔十天就跟随几个新结识的打工妹来到柳州,进了一家手表厂。我们的工作是包装手表,每天早晨八点起床,晚上十一点还不能收班,死死地干了一个月,两百块钱都没拿到!我身体不好,昨天上午晕倒在车间里被领班发现,老板晚上就炒了我,还扣掉我的全部工资……
我暂时住在厂里,三天之内必须搬出。我很后悔来到这活地狱,特别想回武汉,但车费还差一点……你能借给我一百元,尽快汇来吗?
期盼着你的回音!
冰儿
×年×月×日晨
我慌了,忙按照信上所附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传来的是一个生硬得跟干柴相似的男中音:“赵冰儿?没听说过……什么?几个月前?好像是吧……反正现在没有。”随即一声“咔嚓”,断了线。
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拼命地爬着格子,被突然而至的敲门声吓了一大跳。打开一看,不禁大叫一声:“冰儿!”
“不,我是她表姐,路过这里,就根据报上的地址找来了。”我这才发觉那女孩明显比冰儿高出大半个头。她从包里拿出一张起了毛又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那正是我留给冰儿的唯一纪念。
“她怎么啦?”我的眼里闪过一丝不祥。
“冰儿死了!”女孩悲痛地说,两个月前冰儿冒险扒车逃票,半途摔下来了。
我的头猛地磕在桌子的一角,一滴殷红的血溅在报纸上。那时我兜里还有一百八十元的生活费,如果我不是那么懒,如果我不打那两块四毛钱的小算盘,如果我多有一点积蓄,如果……
我划根火柴点着了报纸连同那滴血,小小的房间立即舞起一群灰色的小精灵,似要带着冰儿的魂魄飞到她想去的地方。从女孩迷茫的眼神中我知道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收藏着。只有我一个人了。
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