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Valerian

10、Epi.10

　　10.
　　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米切尔·普利斯科特向海因斯复述了罗杰的葬礼。那时候他们坐在“金丝雀喷泉”餐厅最靠近花园的桌子旁，两个探员远远地坐在吧台那边，就是专案组调查期间负责看守海因斯的那两个，海因斯称呼他们□□和睡鼠，因为他至今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普利斯科特没有看菜单，告诉领班他要“当日特餐，不管它是什么”，谢绝了酒和甜点的提议，因此海因斯猜想这顿午餐是他自己付账的。花园比一张餐巾大不了多少，无花果树投下精心修剪过的阴影，但喷泉正好接住了阳光，颤动的光线触发了隐藏在眼球深处的疼痛，海因斯移开目光。

　　那是个星期五，普利斯科特说，没说明是多久之前的星期五，也没提地点。一场没有遗体的葬礼，侦察机还没有落地就被炸成碎片，想想看，康纳，它还带着两个副油箱。至少现在苏联人是不能在一堆破烂里琢磨出什么来的，这一切我们当然都没有告诉坎普尔太太。遗孀坚持选了一个超出中情局财政预算的棺木——胡桃木和雕花铆钉，谁会想到有雕花铆钉这种玩意呢——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拨款吗，康纳？在最坏情况发生的时候，为你们这样的好伙计买一个体面的木盒子？

　　“不，”他回答，拿起玻璃杯，水里漂浮着一片柠檬，切得那么薄，看上去是半透明的，□□和睡鼠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不知道。”

　　“你们以前是不错的朋友，不是吗？你和罗杰。”

　　海因斯回答他们只能算作比较常见面的同事，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不下二十次了。

　　普利斯科特并不满意，他是个刚刚偷了一根针的小男孩，不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刺出血来是不会罢休的。“还有罗杰的小男孩，查理，是吗？可怜的小东西，我都不敢向我老婆提起，我的莉莉安是个很敏感的人，她会花上一个星期为这孩子伤心。你该不会碰巧是这个男孩的教父吧，康纳？”

　　“不是。”

　　普利斯科特点点头，海因斯想象他拉开脑海里的六层文件柜，把这个信息放进去，上锁，“有孩子吗，康纳？有人在乡村小路尽头等你吗？”

　　“不像你那么幸运，先生。”

　　炖肉送上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暗红色糊状物，普利斯科特小声哼唱着《罗宾逊太太》，撕下一块面包。海因斯向□□和睡鼠的大致方向看了一眼，他们面前各自放着一杯冰水，没有食物。“鞭子”丢弃了葬礼的话题，转而谈论波恩。喷泉把晃动的光线投射到遮阳棚上，三四只麻雀焦躁地上下蹦跳，垂涎面包屑，但又惧怕桌边的巨型生物。

　　海因斯问他这是不是一场审讯。

　　“当然是，”普利斯科特皱起眉，仿佛在指责海因斯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提出这个完全正当的问题，“我在做我的工作，决定你要去哪里，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你的敌人。”

　　海因斯想指出自己正是被“不是敌人”软禁了七个月，但沙拉选在这个时候上桌了，他移开目光，看向花园，等侍应走开。“鞭子”专心致志地用面包刮下盘子边缘的肉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我这份工作，”普利斯科特拍掉手上的碎屑，“让我见识了很多可怜的灵魂，我老婆说这糟糕透顶，我跟她说，‘莉莉安，亲爱的，这些人在打一场看不见的仗，这可是需要勇气和一定程度的愚蠢的。看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征，我给你分类好了，第一种’”他竖起食指，“‘狂热者，继承父辈衣钵的麦卡锡主义者，像苍蝇一样被战争吸引，等不及要亲手干掉几个苏联佬；第二种，忧郁的爱国者。第三种是投机客，为想象中的牙医保险和退休金而来。第四种，理想主义者，每一个都假装自己早就把心换成了石头，要是你足够小心地接近他们，肯定会发现他们还有颗货真价实的心，敏感得像猫咪’。我问我老婆对这个分类法有什么见解，她说，‘米切尔，你怎么不去写诗呢？’”

　　他停下来，等海因斯问问题，但后者没有让他如愿。普利斯科特清了清嗓子。

　　“‘椋鸟’告诉你那天晚上在华沙大使馆门前开枪的是谁了吗？”

　　椋鸟是东欧联络站的负责人，“不。”海因斯回答。

　　普利斯科特观察着他，“一位本杰明·里克特先生，你们见过，不是吗？”

　　“在伯尔尼，就一次。”

　　普利斯科特揉皱餐巾，放到盘子旁边，侍应以为这是让他过来收拾的信号，但“鞭子”扬手让他走开。“在我下决定之前——”

　　“无意冒犯，先生，我并不关心你的决定，”海因斯站起来，□□和睡鼠跟着跳起，像两个被狠拽了一把的牵线木偶，“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看审讯记录，我敢肯定它已经足够详细。”

　　也许他的档案会被写上“暴躁、粗鲁而且不合作”，但海因斯离开餐厅的时候只觉得宽慰，仿佛有什么事悬而未决很久，此刻终于有了着落。“看见球滚到哪里去了”，用罗杰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大概是出于礼貌，□□和睡鼠始终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出于同样的礼貌，海因斯假装没有留意到他们。

　　——

　　就流放地点而言，伊斯坦布尔绝不是最糟糕的。使馆和与之有牵连的几个可疑的“办事处”暮气沉沉，仿佛这里的人和事都卡在永久的暂存状态里，等待着某个遥不可及的幸运日，被释放出来，领到水草更丰美的牧场去。

　　一个美国商团在他到任之后第二周到达伊斯坦布尔，这群贩卖轴承的加州人在喝醉酒之后给领事馆打了电话，口齿不清地询问应该去哪里找“夜间娱乐”，海因斯捂住话筒，把问题向值班秘书重复了一遍，然后听到了塔米娅的名字。“最好跟着他们去，盯紧一些，”秘书并没有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我是绝对不乐意因为这些蠢货和别的蠢货打架，就半夜到警察局去的。”

　　是她先接近海因斯的，一只苍白的麻雀，裹在印着棕红色涡旋纹样的长袍里。“和他们是一伙的吗？”她问，指了指喧闹不堪的人群。烟在他眼前蒙了一层绉纱，一盏接触不良的灯一直眨动，像只患病的眼睛。

　　“是的，”他想了想，“不是。”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走。”

　　“我的意思是，你在伊斯坦布尔干什么？”

　　“答案是一样的。”

　　她同情地拍了拍他的手背，问他想不想再要一杯酒，海因斯同意了。三个小时后，等他穿过凌晨的街道回到住处时，才意识到那位裹着彩色棉布的当地掮客应该早就知道了他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狗等在门边，尾巴兴奋地抽打着地板。我们叫她阿尼卡，把她烧了，因为挖不开冻土。酒精把他困在一种疲劳然而清醒的状态里，非但没有帮他入睡，反而带起许多沉渣。深夜的日内瓦机场，候机室大门紧锁，乌灯黑火。停机坪周围荒芜的草地结了冰，原本漆黑一片，午夜过后云层散去，月光把它映成通透的银白色。他们一个在等华盛顿来的审查官，一个在等莫斯科来的贸易代表，像两个机械钟零件一样沿着跑道来回走动，免得冻僵。海因斯忘了安东说了些什么，大概是一个关于情报官员和鼻涕虫的笑话，他们都笑了起来，百分之二十是因为鼻涕虫，百分之八十是因为这个笑话多么无聊。一个光点出现在山脉上方，海因斯碰了碰安东的手臂，来打个赌，大个子，你觉得那是一架麦道，还是图-114？

　　那是架安-24，他们都输给对方五马克，并且发誓永远不再假装自己是民用航空器专家。

　　他思忖着自己处于普利斯科特的哪个分类条目下。调度员把他踢出了中情局雇员名单，康纳·海因斯现在是个初级领馆雇员，有一份三年期合同和干净的档案，一头被漂白的黑羊。他闭上眼睛，巴特戈德堡的暴雨击打着倾斜的窗户，从花园里拿上来接雨水的镀锌铁桶已经满溢出来了。他只去过安东的阁楼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才冒雨离开，淋得透湿，在打字员惊异的目光下走进办公室。

　　他终于睡着了，狗守在沙发旁边，右眼上方的一撮浅色毛发就像小小的火焰。

　　两天之后，一张手写的卡片出现在蓝色信箱里，邀请他再次拜访烟馆。塔米娅崇拜互惠互利原则，海因斯并不反对，他或许有也或许没有参与了几次走私活动，而对方或许有也或许没有替他取得“登山工具”：伪造的护照，非法枪支，。

　　“还有一艘船，”他告诉莱昂，推开窗户，示意他爬出去，“注册在塞浦路斯，船主是希腊人，告诉他你认识麦卡伦先生，而且需要一个下层舱位。它会先停靠佩特雷港，然后再从那里去热那亚。把钥匙带上，在你手上比在我手上安全得多。”

　　莱昂抱紧了水管，枪柄顶着他的腰侧，“你呢？”

　　有人在砰砰地踢门，“我会追上来的。”海因斯说，关上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