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女人》楚湘云

4、少 宗 师 (50岁女

　　(50岁女人系列之三)

　　铺开文稿纸，她写上“检讨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在自己思想上的影响 ”。写完标题，她茫然的停下笔来，陷入沉思。她是完全小学的教导主任、毕业班的语文老师，从小就是公认的才女，诗词歌赋，没有她拿不起来的，但写这类检讨自己思想问题的“文章”，确实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真不知从何下笔。
　　家庭和经历，不能否认，在她身上留下了太多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影响。就连她最愿意接受的称谓——“少宗师”也反映了这种残余的顽固性。
　　她出生于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曾祖父和外曾祖父都是前清的官员，同科进士，又有八拜之交，于是结为秦晋。父亲及叔叔们已无科举之途，便转而经商、办厂，由于社会关系、经济实力及本人的精明，生长于鱼米之乡的兄弟三人的生意竟日益红火，出洞庭、走长江，上达重庆、下连宁沪，虽然辛苦却家资累增。在乡下老家盖起了三进四十八间的大屋，又在城里购建了大宅和园林。由于家教严谨，又共同打拼多年，兄弟情深，并不分家，三个妯娌也能谨遵妇道，互相宽容，家庭和睦。八十岁的爷爷到底是急流勇退的官场老手，洞察时势，力劝三个儿子见好就收。于是均年近半百的弟兄们收回了外地投资，只留下本城位于家宅临街的绸缎布匹商号交由二掌柜打点，自己坐收红利；在乡下加置田产，由管家按季节收租。弟兄们将聪明才智用在了家学之上，每日里只是聚友会文论诗、挥笔作画，孝敬老爷子、教导后辈。三兄弟共有五个男孩，却只有老三育有一女，又是最小的，爷爷给取名“自爱”，意思是家人之爱是极多的，自己之爱就要靠自重了。五个哥哥都先后外出求学，只有自爱，从奶奶到伯娘、到母亲，都不舍得让她离家，就在城里新立中学读书，整天在家耳濡目染，诗词歌赋自是不差，甚至几个哥哥都不及她，伯伯们更是疼爱有加，经常还会让她在友人们跟前表现一番，博得大家称赞。从此，自爱的才女之名在城里广为流传。
　　自爱十六岁那年寒假，在北京读大学的三哥带来一个同学，却是他家旧邻之子刘志良，自小与自爱兄妹友善，带她玩时，比亲哥哥还细心，两人也算青梅竹马。十年前，因其父谋得京差，便随父母进京，送行时自爱一直拉着良哥的手说“别走嘛，我不要你走。”。没想到不出三年其父病死，家道中落，虽是书香世家，但因亲友疏离，不便回乡；孤儿寡母，坐吃山空，现靠寡母为人帮工供他上学。他立志重振家风，光大门楣，因此读书极为刻苦。不想在校相遇老熟人且爱好一致，故与三哥相投。这次应三哥之邀来家度假，也想领略湖广祖地的文风。三哥虽是大伯的儿子，为自爱讲解诗文最多，她与三哥也最亲近。听到三哥回来了，自爱便赶快跑到前面三哥的书房，边跑边喊三哥，看到房中另有陌生人，急忙收住脚，原地站住。三哥笑着拖过她说：“别不好意思，这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老朋友良哥。”她怯怯地叫了一声“良哥”。三哥又问良哥：“还记得我六妹吗？她可是我们家的才女，与她比试，你可要当心。”又对自爱说：“良哥的文章，家学渊源，诗词更是脱俗，趁这次机会，好好跟人学习。”良哥轻咳一声，谦逊地摇头说：“别笑话我了，这次来，就是想向几位伯父大人求教的。”那一种温文尔雅的神态和浑厚好听的京腔，使自爱感到很舒服，一下便解除了拘谨，不自觉地回到了儿时与良哥相处时无拘无束的心态，亲近感油然而生。
　　在腊月寒冬难得的丽日晴天，三哥陪伴良哥去领略洞庭波涛，她也随之。感受着八百里洞庭“衔远山，吞长江”的磅礴气势，她觉得涤荡了胸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油然而生。临风站立在阅军台上，仿佛还能听到水军操练时舟船交错、鼓号齐鸣的喧嚣。三哥与良哥感慨东吴水师虽然威振天下，但无奈与枭雄曹操及权谋刘备相比较，自孙权、周渝及以下的东吴主帅都胸怀有限，能落得三分之一的天下，也算差强人意了。登上君山，面对湘妃祠，手抚斑竹，喝着热气腾腾、醇香醒脑、沁人心脾的君山毛尖，三个年轻人热情激荡，冬夜的寒冷也不能阻止他们的户外徜徉。住宿君山农家，虽然粗茶淡饭、硬床旧被，却给自爱与良哥提供了情感交流和增进的温床。经过洞庭之行，自爱与良哥以谈诗论文为遮掩，日日相对，四目传情；三哥看在眼里，没有制止，似乎还有一点支持。
　　也许在君山着了凉，良哥的咳嗽加重，瘦削的双肩咳得一耸一耸的；年轻人对此都不当回事，三哥在母亲那儿要了两盒橘红丸和一瓶枇把露，让良哥吃了止咳。
　　除夕夜，良哥和自爱兄妹们一起给老太爷、老太太拜年，老太太分发红包时，拉着他的手爱抚着，并心疼地说，多好的孩子，真难为你妈妈了。
　　大年初二，从无来往的赵县长带着他那读了六年还不能初中毕业的纨绔儿子上门拜年，顺便为儿子求亲。自爱家虽然财大气粗，省城里也有官宦交往，但现官不如现管，对赵县长却是不能当面得罪的；老太爷及三位老爷均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坐在一旁的三哥灵机一动，起身拉着良哥向赵县长介绍道：“赵世叔想必还记得县学里的学长刘衡湘吧，这是刘老先生的公子刘志良，当年刘家与我家为邻时，两家已为志良与舍妹定了娃娃亲，这次志良从北京来湘，就是来认亲的。”志良也深鞠一躬说：“志良尚在求学，假期短暂，来湘匆忙，未去世叔家请安，还望海涵。”赵县长无法，只得又与志良及三哥闲扯几句，见老太爷有瞌睡状，便知趣地告辞了。
　　前堂本以为是敷衍之策，传到后堂，却被自爱认了真，立誓非良哥不嫁；她理直气壮地对老太太说，你们当着一县之长认的亲，再改口，我还有脸出门吗？考虑到刘家虽然贫穷，志良却是个出身书香、奋发图强的好青年，又有三哥在旁为朋友说好话，老太爷、老太太只好做主承认了这门亲事。志良还真有志气，他说自己虽喜欢六妹，但婚事需回家禀明母亲。并声明不要自爱家的接济，等他完成学业、有了职事可以养家后再谈迎娶。
　　从此，自爱与良哥两地飞鸿，但主要还是互勉，他们认为，来日方长，不争这一朝一夕的卿卿我我。老太爷认为，女子既已许婚，就不要再到外面招摇了，以免引来其他是非，因此高中毕业后，就不让自爱再上学，只在家读书写字，随母亲、伯娘学习女红。好在自爱本属文静性格，心中又装满了对良哥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并不觉得日子无聊。
　　为减轻母亲的负担，自立地完成学业，早日迎取自爱，刘志良除努力读书外，还抓紧课余时间为报刊杂志写稿，他坚持不要三哥的资助，三哥只能隔三叉五地请他吃顿饭，略作弥补。睡眠不足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咳嗽日益加重。他没当回事，随便买点止咳药对付。熬到毕业，拿到大学文凭。通过导师的介绍，他终于谋到了一份杂志审稿的职位。因为自爱最崇拜李清照，他以第一个月的薪水，为自爱买了一部清人沈曾植的《菌阁琐谈》，托三哥带给自爱。自爱如获珍宝，爱不释手，对书中评价李清照诗词的文字，更是反复咀嚼，觉得与自己的体会竟如此一致，多次给良哥写信抒发感想。自爱很想上京看望两年不见的良哥，面诉衷肠，但家中老人决意不放她远行，奈何。
　　繁重的工作、忙里偷闲还要投稿挣钱，加上对自爱家庭攀比的自卑感和想为自爱创造一份舒适生活的心理压力，使得二十五岁的刘志良不堪重负，终于倒下，结核菌淘空了他的肺、吸干了他的血，他圆睁双眼，带着对自爱的深情、对未来的梦想、对母亲的遗憾，无奈地任由灵魂脱离躯体，飞向太空，在另一个世界，他会向自爱文静的微笑和睿智的双眸给予永久的注视和深切的关爱。
　　噩耗引起了自爱家的地震，她坚持披麻带孝，关闭在房中不吃不喝，母亲和伯娘们的央求、祖母的眼泪、嫂嫂们的解劝，三天后，自爱说出了一句话：“良哥是为我累死的，或者让我出家，或者追随良哥而去。”祖父对伯伯们和父亲说：答应她，但只允许带发修行。给她建一个家庙，请一个德高望重的师傅，一应供给均由家里保证。让她缓过这阵气，以后再慢慢劝。
　　于是，母亲在离家不远的桐梓巷买下一个小院，将正厅改为佛堂、侧厅布置成观音堂、后厅是讲经堂、厢房是卧室，派了两个侍女、两个老妈子照顾生活起居，从城外海惠庵请来了经堂主讲静云法师给自爱当师傅。一切就绪，就在农历七月初七——自爱二十岁生日那天，由海惠庵主持静贞法师为她摩顶受戒，赐法名少宗，成为海惠庵的第十代弟子；作为海惠庵的分支，“桐梓庵”正式挂上匾牌。自爱将乌黑过腰的长辫子剪成齐耳短发，一脸肃穆，一下子成熟了。从此，没有人能劝动她走出庵门。作为脱出红尘之人，甚至连祖父祖母相继过世，她都没有去上祭和出殡，只在自己经堂各念了三天经以超度两位疼爱她的老人。
　　由于子侄们渐多，也不似父辈们同心，这个大家庭面临分家各过。为少宗的日后考虑，父辈们决定在近海惠庵处为她买下了三百亩水田，但少宗全部捐给海慧庵作为庙产，她和师傅的日常开销自此由庙里拨付。良哥的死和自爱的出家，使三哥深感内疚，不久就去了英国；四哥、五哥都偷偷地参加了革命。父母相继过世后，少宗与俗家的联系也就渐渐淡薄，既至不通消息。对于世俗之事，她是越来越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了。每日青灯黄卷、寡欲清心，无挂无碍，真正的超脱了凡尘。
　　海惠庵送钱米的师叔慌慌张张的来到小庵，主持让她送来一百银圆，告诉少宗，这恐怕是最后的花销了，乡下土改，工作队说海惠庵的田产有五百多亩，主持师太应算大地主，农会已将主持师太扣在班房里，让她减租退押，还要将田产收去分给种田的；为了全庙一百多口人的生活，主持师太只能保持沉默，以后还不知道会怎麽样。少宗和师傅一样，对这个消息既没慌，也没急，平平静静，对看一眼，各自在心中发出一声叹息。过了两天，师叔又来告知说，主持师太回庙了，是工作组的一位尹老师竭力为出家人开脱，说她们大多是苦命人，不得已才到庙里来的，庙产大多数是施主们自愿捐赠的，很多出家人年纪大了，没有劳动力了，也没有其他生活来源；主持静贞师太都七十多了，不要太难为她，所以减租退押就免了，但田产是不会发回来的。新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要自食其力，生产自救。不久，在紧缩用房后，海惠庵的众弟子办起了纺织作坊，取名“红旗纺织厂”。尹老师帮忙联系了银行信贷，主持师太也拿出了庙里的积存，添置了纺车、织机，购买了棉花，请来了纺织师傅。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师傅们不必参加劳动，由弟子们集体供养。少宗因不在主庙，也还有一点生活费用，没有去厂里劳动。带来的老妈子年长的一个已故，另一个也六十出头，少宗给她二十块银圆，让她回家与家人团聚。跟她的丫鬟因为从小受她调教，读书识字、算学、算盘都行，受少宗影响，她们俩也不肯结婚，多年来，除照料少宗师徒，就是吃斋念佛。尹老师也动员她们进了纺织厂，一个当会计管帐，一个管仓库记录原材料和成品的收发，都成了厂里的主力、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下班后她们仍回到桐梓庵，照顾少宗师徒。
　　端午刚过，天还不算热，尹老师来桐梓庵拜访。因其为出家人说了好话，解救了主持师太，少宗接待了她。尹老师说自己也是新立中学的学生，只是比少宗晚了四年，但从老师处得知少宗学业优秀，甚为敬佩，只是无缘相识；又向少宗请教了不少佛学故事；尹老师一口一个“少宗师”，态度恭敬，少宗只是平静地与之对答，之后，尹老师便起身告辞，临行只说过几日再来讨教。如此隔三岔五的来访，少宗觉得尹老师的确算得有学识、会尊重人的政府干部，也渐渐愿意与她毫无目的地谈论佛学以外的如文学、诗词、音乐等内容了。这一天，尹老师终于涉及了正题：县教育局委派她借用海惠庵的几间经堂办一个小学，以解决附近农家子弟的读书需要，为了对孩子们负责，她想聘请象少宗师这样真正有水平的老师任教，希望少宗师支持。经与师傅商量，既觉得不能对抗社会潮流，也觉得尹老师是个可以共事的人，几天之后，她接受了尹老师的建议。尹老师很快拿来了教师登记表，只是轻轻的提醒她，姓名一栏还是不宜填“少宗”之号。她略加思索，填上了“黄自艾”这个名字，尹老师看了也没多说。从此，教育系统增加了一位端庄、秀丽、朴实、大方、视学生如子侄的、受家长们尊敬的黄老师；贫家学子的学费、衣物、中午饭，样样都在她的眼中和心里。在所有人眼里，她就是“黄自艾”，“黄自艾”就是她，但在她自己心中，她只有一个法号“少宗”。她将二十多年来相濡以沫的师傅带在身边，一起住在学校分配的海惠庵的一间僧房里，如母亲般侍奉。白天工作，临睡前，仍坚持与师傅一起做晚课，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心境的平静。
　　繁忙的教学和与淳朴的农家子弟的接触，使少宗渐渐开朗。作为土改工作组的秘书兼校长，尹老师事务性工作很多，但仍常抽空与她交谈，向她介绍新社会的各项政策、新形势下对教育的要求，虽然在公开场面上尹老师都称她“黄老师”，私下里仍尊她为“少宗师”。一年同事下来，两人竟成莫逆。市教育局要调尹老师进城承担对一所旧制完全小学的改造，在尹老师的坚持下，“黄自艾”随之调动，与尹老师搭档，担任教导主任。于是少宗又回到了城里。城里的学校没有宿舍，老师们晚上集体备课后，都回家休息，少宗和师傅又住回了桐梓庵。私房改造刮进了桐梓庵，少宗撤消了佛堂、经堂，她和师傅只保留了观音堂和与之相连的三间卧室及后边的厨房、洗漱间，吃饭就摆在卧室外的抱厦内，其余房间由居委会介绍，租给了别人。两个丫鬟经常轮流回来照顾师傅，让少宗能安心教书。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几年。这天，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一母同胞的五哥。他告诉少宗，四哥在朝鲜牺牲了；自己到延安后，由于学的是机械制造，被派到兵工厂，一直埋头搞技术，现在又被派去筹建拖拉机厂，趁调动之间隙，回老家看看，知道她当了老师且多年被评为先进，特别为她高兴，赶紧到学校来看她。少宗请了半天假，兄妹俩一起回到桐梓庵，少宗亲自为五哥做了几个素菜，边吃边聊，她才知道大哥土改时在班房里病倒，放回家没几天就故去；二哥在□□时想不通自杀了；在英国的三哥一家早已失去联系，子侄们在各行自己谋生；五哥自己唏嘘一番，少宗仍是平静无波，反而劝五哥说，各人的命运由天注定，谁也强争不得。
　　由于不操心家务、不曾生育、心态平和，少宗容颜一直保持姣好，看上去只有三十左右。市教育局新来了一位副局长，是抗美援朝后因伤转业的英雄，其妻已牺牲在朝鲜。到学校检查工作时见到了少宗，便要求尹校长为其做媒。为保护少宗，尹校长婉拒了此事，并悄悄提醒少宗，避免与他接触；这位副局长不死心，竟自己找上门来，被少宗抢白了一顿，悻悻而去。从此对少宗怀恨在心。
　　厄运随后而至，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在教育系统动员会后，大小场合，那位副局长(现在已经是党总支书记)都说，黄自艾这种人，出身反动，带着几百亩田去躲在尼姑庵中，逃避各项运动，至今对共产党人都没有笑脸，虽然平常话语不多，心中一定充满了对共产党的仇恨，不把她打成□□，还去斗谁？于是，少宗被隔离检查。尹校长虽在教育系统很有威信，也很有人缘，极受局长重视，她只是个民主党派人士，在这番运动中，恐怕也自身难保，但仍极力在教育系统反右领导小组的各位领导处为少宗解释；架不住书记的权威，只争取到让少宗写一份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查，经领导小组评议后，再予以定性。尹校长急忙赶回学校，不避嫌疑，来到少宗闭门反省的小屋，将领导小组的意见转达给她，并殷切地嘱咐，要抓住这个机会，先委屈自己一下，争取开学前过了这关，否则，真可能万劫不复了。尹校长还象以往她们俩商谈工作计划那样，为她沏了一杯香茗，嘱咐看管的老师搬个躺椅，坐到屋外去乘凉，不要打扰了少宗的思路。
　　她面对文稿纸，枯坐了半夜，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重现，她觉得自己的作为，对得起做人的良心，唯一对不起的人是良哥。她想不出自己有什麽需要深刻检讨。
　　香茗已经凉了，纸上还是只有那个别扭的标题。她越想越觉得要她触及灵魂的检讨，是对她一生决择的否定，是对她人格的亵渎，是对她尊严的羞辱；她坐不住了，撕碎了写着标题的稿纸，站起了身。抬头看到挂在窗户旁的日历，今天的一页上写着“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 农历七月初七”。她在心里念了一遍“农历七月初七”，盯住日历，移不开目光：这就是上天注定：五十年前的这个日子，她来到人世，三十年前的这个日子，她脱离了尘俗，今天该怎麽做？她突然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是的，良哥等她三十年了。
　　她从随身的布书包中找出了那本《菌阁琐谈》，塞进贴身的衬衣，竟羞愧自己三十年来没再给良哥写上只字片语，但她想，没关系，到了天堂，她可以与良哥当面切磋，良哥会原谅她的。
　　她当然也想到了，她的“畏罪自杀”会给多年来关照她的尹校长带来什麽样的影响。但路已走完，心已枯萎，她只有对不起了。她相信，尹校长会理解她，也会帮她照顾师傅。
　　于是她从容地将小屋里晾毛巾的细麻绳解下，踩着板凳，将绳子栓到屋梁上，坚毅地将头伸进了绳圈，踢倒了板凳，她仿佛看到良哥正在向她微笑着招手。看管的人在屋外睡着了。寂静而狰狞的夜，对她没有任何骚扰，她静静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