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快乐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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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说，我们两个很快就会死。”
“那就一起死。”
对方的回答让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快乐剂的针尖浅浅地扎进我的肉里，我没有去推注射器的芯杆，血倒流。
对方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握住我的手把针筒里的液体打进去：“怎么，被人说几句连针都不想打了？”
我抿紧嘴，有些说不出口的是，我不想死了。一起死的这个约定，我不打算遵守了。
自从十二岁时被确诊为重度抑郁，我就一直在准备我的葬礼，我每天都在更新的，不是日记，而是遗嘱——我得到了新的东西，总得把我死后它该属于谁写清楚不是吗？
打完针后身体舒适不少，我把衣袖放下，提上背包，没有跟他告别，就走出了这个杂物间。
在每个空间都被确保能达到最大利用效率的当下，存在一个无主的杂物间实属罕见。这里除了必要的过道，每个房间都串联着房间，而每栋楼房都是一个集约型居住综合体。比如，我的家在六楼，超市位于九十楼，我的公司是一百七十四楼那一整层，生存所需的一切，不用出楼就能完成。
从多久开始变成这样的呢？
大概在我出生之前，一切就已经形成了。爆炸般的人口增长下，资源就算不断循环再利用，似乎也不够了，只能不断发展集约型经济，属于每个人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自然界的某些物种如果遇上这种情况，会发生群体性的自杀行为，有专家提出，人类走到穷途末路时，最和缓的解决方式，也只能是这样。
那个年代好多人都在攻击那个所谓的专家，人人都认为他的说法可笑至极，思想落后得简直如同几百年前的电影。
后来，在一种诡异的沉默氛围里，人人都在左右为难的事情变成了谁该去死。
无论是选择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还是罪犯，抑或是能造成阶级对立的某类人，都似乎侵犯了人权。于是有人说：不如让不想活的人拥有死亡的权利。
于是，每个人的身上，都植入了一个能监测求生欲望的芯片，当一个人的痛苦达到一个阈值时，芯片将会认为宿主在发射主动求死的信号，迅速释放巴比妥酸盐与麻醉剂，实现“自主性”的安乐死。
主动与自主性这几个词被放大了无数倍，用来佐证这是一场生命自由的选择。
抑郁，就是我的绞刑架。而快乐剂昂贵到让我无法承担，如果不是为了满足我的家人朋友希望我继续活下去的愿望，我不会愿意买这个东西，让生命的倒计时钟表一次又一次被打乱。
这个东西我通过正常渠道买不起，一般只能通过李弘在黑市买。作为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形影不离的伙伴，他患有不明原因、间歇性发作的双向情感障碍，严重的时候不仅会打砸东西，还会把刀深深地切进自己的肉里。在学校里时，我们俩是众所周知的怪咖，以及已经写在死亡名单上的活死人。
他们嘲笑我们的时候，真的很快乐。所以，他们才能长命百岁。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真正在乎过自己是不是该活着，我只是觉得，如果要死，我们俩可能会一起踏进坟墓。但是现在，我不想死了。
我遇到了我人生的救赎，她是光明里最为柔和的一抹光，让久处黑暗里的我都被吸引而不担心被刺伤。上周五，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在喷泉池旁玩儿水，脚光着，头发半湿，笑靥如花。
我仿佛觉得，在好久之前，我就见过她。
当然，在更早之前，这就是人类搭讪时的俗烂说词，他们会说：“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我没有这样说，我甚至没有走向前去，和她有片刻交流。我怕我身上的阴郁对她是一种冒犯。
晚上，我梦到了她，在婚礼上，她回握住我的手，说她愿意。梦境实在是太不符合逻辑了，在梦里，我们并没有住进盒子般的公寓里，而是有了一座带花园的房子，她很爱种花，劳作时沉默、安静，却也极富生命力。
我在厨房做午餐，不时抬起头去看她一眼，确认她还在，确认她还属于我。
她举起浇花的喷灌设备，摇了摇，似乎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擦了擦手，快步走了出去。水喷撒出来，如绵绵细雨，她后退撞上了走上前的我，我抬起她的脸落下一个吻，她眼睛里的光点灿烂如星海。
她的眼睛让我觉得如此熟悉，就好像……
我睁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怀中的人，那是李弘的脸。李弘笑意盈盈地问我：“午饭做好了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个美梦，李弘的出现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也幸福了，那他怎么办？他会为我而高兴吗，还是陷入孤身一人的痛苦之中，触发自杀的那个极限点？
大家都在说我们快死了，因为我们的生活毫无希望可言，且病情一直在加重，而他也无所谓，说，那就一起死啊。
我怎么能留他一个人在死亡边缘徘徊……
因为我不能自产快乐，快乐剂在我体内发挥作用的时间不会很长，而且不能保证一定有效。此刻，我就觉得它失效了，我手上的体外设备提醒我，我现在很危险。
我应该去找她，如果我凭那一瞥便认定她就是我的灵魂伴侣的话，那就只有她能救我。
但我离开杂物间，径直按下了公司所在楼层，选择去完成今天的工作。我一天的工资与七百分之一快乐剂等价，即便在黑市里，最多也就值五十分之一快乐剂。
李弘总是不愿意要我的钱，他似乎直接参与了黑市快乐剂的倒买倒卖，每次做完生意，总是要回家睡一天，然后醒来时，就会陷入情绪谷底。因为这个点，我曾怀疑他把自己的快乐抽取出来，拿去卖掉了。
他不耐烦地跟我解释过一次：“大哥，我有病，我哪里来的快乐？我的大脑根本就不生产这种东西。就算有也是不正常的快乐，谁会要？”
他总是皱眉、暴怒，偶尔开心起来情绪又格外高昂，仿佛磕了药。因为他看起来比我更疯狂，我的母亲曾禁止我和他往来。
我很担心他，我希望爱情也能同时降临到他的身上。
晚上，我拿着他家的钥匙，直接进了他的房间。他还没有醒来，趴在床上，大汗淋漓，一摸皮肤，却又很冷。我掀开被子，褪去他的衣服，拿毛巾帮他把汗擦掉，又把被子给他盖上，抬起他的手臂时，顺便看了看他的体外提醒设备，一条红线在上面非常显眼，提示着他现在和我同样危险。
我深呼吸，闭上眼睛，努力去回忆那个女孩儿的笑容，希望自己变得快乐一些，可我越努力，脑海中李弘的脸反而越发清晰。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友情和爱情在相互对抗，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独自跳出这个怪圈。
“你来了。”
听到李弘的声音，我睁开眼，看到他翻了个身，正躺在床上，半睁着眼睛，显得睡眼惺忪。
“你现在很危险，身上有快乐剂吗？赶紧打一针。”
“没有。”李弘的声音有些沙哑，“没关系，今晚熬得过去。”
我说：“好吧。你肯定没吃晚饭，我去给你做点儿什么。”
李弘的家其实很温馨，家里的整体色调很活泼，厨房瓷砖是浅绿色的，围裙上也有花、干净又清香，完美延续了他妈妈还在时的精致生活。
饭桌旁的立柜上有他们家以前的合照，每次过来，我都会瞧上一眼。因为，照片里的他看上去特别快乐，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嘴角上扬的弧度如同上面堆放了蜜糖。
“晚饭做好了吗？”李弘走进厨房，脸上难得地挂了丝笑意。
好像又回到了梦里。
我也必须正视自己梦境所揭示的问题。
“李弘，如果我找到自己的幸福了，你会有什么想法？”
“这个世界上还有幸福这种东西？”
“在这里，幸福是另一半的意思。”
他看上去有些吃惊，随即坐了下来，沉思了一会儿：“哇，你小子也太幸运了。关系确认了吗？”
“我是在问，你会怎么想？”
“你管我怎么想，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李弘抬起头去看我，“好啦，不用担心我，我最好的朋友喜事将近，虽然心里舍不得，但我也会勉为其难祝福你们，婚礼上的大红包也不会少了的。”
“真的吗？”
“啰嗦，就是因为你这么啰嗦，所以我到现在都没能吃上晚饭啦。”他把头偏向一旁，目光也投向了立柜上的全家福，然后小声地说，“那你以后要快乐喔。”
我把炒好的菜放在桌子上。
他的声音又大起来：“以后别来光顾我的生意了，卖你快乐剂真的很不赚钱，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白送的，很亏。”
我顺势身体前伸，拉过他的手腕，去看监测仪，发现那根预示着情绪危险的红线消失了，这说明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情绪崩溃，说不定还算是个好消息。
我有些感动：“谢谢你，我也一直希望你能快乐。”
“烦人，哪壶不开提哪壶。”李弘把我的手拨下去，去拿筷子夹菜。
我心中大石落地，罕见地体会到了当一个人微笑时，脸上肌肉是如何变化的。
离开他家后，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真的仔仔细细地在想，我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她。从小到大，我身边快乐的人很多，同学、同事，擦肩而过的路人，有无数人曾经发自内心地笑过，我认真地观察过，甚至模仿过。
我唯一一张带笑的照片，就源于模仿。
由于缺觉，我第二天起来时发现监测仪上的红线更深了一点。没有过多地思考，我就决定去找李弘。通讯设备有可能被监听，买快乐剂的事情，我一般都跟他当面聊。
他也一副刚起床的样子，皱眉，神情不悦地问我：“你谈恋爱了怎么还需要这个东西？”
“我没有一个好的状态，怎么跟她见面啊？”
“行，你下午再来找我拿东西。”
我下午再去找他的时候，他却不在家，电话也打不通。我心里一紧，莫非是被抓住了。是啊，这件事儿是见不得光的，每次做都有风险。
我在警局外徘徊许久，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没关系的，我在心里反复强调，他被抓了之后只能联系我，警察会打电话给我的，我只需要把取保候审的钱准备好了就行。
我去银行取钱的时候，又不死心地打了一次电话。无人接听的忙音在我耳边响起，我甚至在想，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我们两个一直以来都在死亡边缘徘徊不是吗？死在哪一刻都不稀奇。快乐剂都救不了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应该果断地选择去死。
在被忧虑折磨得心脏都开始抽痛的时候，我的手哆哆嗦嗦地点亮手机，拨出了报警电话。
我说，他失踪了。
警察调取各方信息，告诉我，他没有失踪，他就在自己家里。
我再度打开他家的门，急促地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躺在床底下的他。
我趴着，去拉他的手。
他的手湿漉漉的，冰冷，只一瞬间，他就缩了回去。
床底下，还散落了一堆针管，以及暗红色的和灰尘混在一起的血液。
“是你吗？”我也躺进了床底，更加靠近他，看着他那张布满眼泪和汗液的脸，“我获得的所谓黑市的快乐剂，是从你身上抽取出来制作的吗？”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去卖掉自己的快乐，这是会死人的。能自产快乐的那一群人生活一定很幸福，又怎么会沦落到要贩卖快乐的地步？就算存在黑市，价钱真的会那么低吗？
我怎么会那么蠢。
“我让你下午再来，可是我也没有了。你真是个怪人，有了爱人还是不快乐，可你有了爱人，我也再也快乐不起来了啊。”他转了个身，背对着我，“你等会儿再过来行吗？我不想死在你的面前。”
十二岁时，我被确诊为重度抑郁，且有轻生行为。李弘来医院看我时，还为我带了一把花，他那时候还好小，小到可能连死亡意味着什么都不知道，竟然甜甜地笑着，把头睡下来，放在我的手侧，跟我说，让我快点好，他想跟我一起玩。
我答应了他。
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明明都是一个能自产快乐的人。
他是多久开始患病的呢？十四岁还是十五岁？反正从那一年开始，他再也没那么笑过了。他开始不再要求我快点好起来，他说，要死的话就一起死。
是不是因为，从那年开始，我的病就更严重了，严重到他怎么求我，我都无动于衷。我不会再和他一起玩儿了，可能所有人都告诉了他，导致他也真正地明白了，什么叫做死亡。
那个女孩儿在水池旁肆无忌惮的笑容，真的好像他小时候。
我把他的手攥紧，从背后把他抱住，我说：“你不准死，你快点好起来，跟我一起玩。”
“你疯了吗，说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我说，我不想死了，我想和你一起活下去。”
我也只想和你一起活下去。
你会问我，午饭做好了吗？
而我们养的花，都会开的。
作者有话说第28章 快乐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