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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 9 章 不明不白 ...

  •   周处长出事那天,任少白正在新街口的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

      他这阵子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总要溜出来找个地方坐坐。后勤处的事情越来越琐碎,军需物资的调拨单堆得比人还高,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些单子,心里就发烦。
      咖啡馆是新开的,在中山路拐角的一栋小楼上,地方不大,桌椅却都是西洋式的,咖啡煮得也还过得去。他通常坐在靠窗的位置,要一杯黑咖啡,加两块方糖,慢慢地喝,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什么也不想。

      那天他刚把杯子端起来,忽然看见窗外街上跑过一队穿黑衣的人。为首的那个他认得,是保密局二处的一个行动组长,姓方,脸上有道疤。那群人跑得很快,皮鞋敲在水泥路面上,嗒嗒嗒的,惊得路边的黄包车夫纷纷往两边躲。任少白端着杯子,看着他们消失在街角,心里并没有多想。南京城里天天都有抓人的事,他见得多了,早就不当回事。

      喝完咖啡,他慢悠悠地走回国防部。刚进走廊,就觉着气氛不对。往常这个时候,走廊里总有几个科员靠在墙边抽烟聊天,文书们抱着文件夹来来往往,打字机的声音从半掩的门缝里传出来。可今天走廊里静得出奇,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往前走了一段,经过机要处的门口,门关得严严的,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再往前走,经过四厅的办公室,门虚掩着,他从门缝里瞥了一眼,看见几个人挤在一起低声说着什么,脸上都是惊惶的神色。那几个人看见他,立刻住了口,把目光避开了。

      任少白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推门进去。吴科员正坐在他的位子上,见他进来,猛地站起来,脸色白得像一张纸。

      “怎么了?”任少白问。

      吴科员张了张嘴,嘴唇哆嗦了两下,才挤出一句话来:“处、处长……周处长让人带走了。”

      任少白站在门口,手还扶在门框上。他盯着吴科员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门关上,走到桌前坐下来。“谁带走的?”

      “保密局的人。”吴科员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今天下午来的,三辆汽车,十几个人。周处长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他们就冲进来了,什么也没说,把周处长架起来就走。文件撒了一地,谁也不敢捡。”

      任少白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起方才在咖啡馆窗外看见的那队黑衣人,心里咯噔了一下。

      “什么罪名?”他问。

      吴科员摇了摇头:“不知道。什么也没说,就是架着人走了。周处长一路喊冤,说自己是冤枉的,可那些人理都不理,直接就把他塞进汽车里了。我们谁也不敢拦。”

      任少白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细细的裂纹还在,从灯座那里一直延伸到墙角。他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来,问:“周处长的家属呢?”

      “还不知道呢。”吴科员搓了搓手,“这种事,谁敢去通知家属?万一沾上关系……”

      任少白没有再说什么。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底下停着一辆黑色的汽车,是保密局的车,还没有开走。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对吴科员说:“你先回去吧,今天没什么事了。”

      吴科员巴不得这一声,抓起桌上的帽子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欲言又止地看了任少白一眼,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拉开门走了。

      任少白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走廊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整栋楼都安静下来。他坐在黑暗里,没有开灯,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周处长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的样子,一会儿是那队黑衣人在街上跑过的情景,一会儿又是周处长平时说话的声音——“少白,你年纪轻轻的,别这么混,往后有的是机会。”

      他想起前阵子周处长还把他叫到办公室里,笑呵呵地给他做媒,说二厅机要处的顾晓菲看上了他。他当时一口回绝了,说自己非上官云珠不娶。周处长拿他没办法,摆摆手让他走了。那似乎是昨天的事,又似乎已经隔了很久。

      任少白站起来,摸黑走到门口,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黑沉沉的,只有尽头处透进来一点路灯光。他一步一步地走过那条长长的走廊,皮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空旷的回响。

      第二天上午,消息便传开了。周处长涉嫌通共,被保密局逮捕,正在审讯中。具体是什么罪证,没人说得清,只知道是有人告发,说周处长在重庆时期曾与几个□□分子来往密切,其中有一个后来去了延安。这些事在重庆的时候不算什么,那时候国共合作,谁没跟几个□□的人吃过饭、喝过茶?可如今形势不同了,旧账翻出来,每一笔都是要命的。

      任少白坐在办公室里,听着外面的议论声。那些议论声压得很低,断断续续的,从走廊里飘进来。他听不清具体在说什么,只听见“通共”、“枪毙”、“审讯”几个词反复出现。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攥着一支钢笔,笔帽拧开又盖上,盖上又拧开。

      到了下午,他忽然站起来,穿上大衣,走出了办公室。他先去了二厅,找到李鹤林。李鹤林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批文件,见他来了,抬起头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你是为周处长的事来的?”李鹤林问。

      任少白点了点头。

      李鹤林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少白,这个事你不要管。周处长这个案子,是上面直接督办的,我打听过了,证据确凿,翻不过来的。”

      “什么证据?”

      李鹤林摇了摇头:“具体的不清楚。但是据说他从前在重庆的时候,跟一个姓陈的来往很多,那个姓陈的后来去了延安,现在在那边做了不小的官。就凭这一条,周处长就很难说得清了。”

      任少白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他现在人在哪里?”

      “保密局的看守所。”李鹤林看了他一眼,“少白,我劝你不要去。这个案子,谁沾上谁倒霉。”

      任少白没有再说什么。他站起来,向李鹤林道了谢,便走了出去。他走到走廊尽头,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还有一片残叶在风里轻轻地晃,像是有人用手在拨弄它。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身下楼,走出了国防部的大门。

      他去了城南周处长的家。那是一条僻静的巷子,两边都是老式的平房。周处长的家在巷子深处,一扇黑漆的木门,门上贴着一副褪了色的春联。任少白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抬手敲了敲门。里面过了一会儿才有人来开门。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妇人的脸,是周处长的太太。她的眼睛红肿着,脸上的泪痕还没有干。

      “任副处长……”她认出了他,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

      任少白说:“嫂子,我来看看。”

      周太太把门开大了些,让他进去。院子里很乱,地上散落着几件衣裳和一只打翻的瓷盆,大概是保密局的人来搜查时弄的。堂屋里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是周处长的女儿,正趴在桌上哭。周太太把任少白让到堂屋里坐下,自己站在那里,两只手绞在一起,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嫂子,”任少白说,“周处长的事,我打听过了。他现在人在保密局,暂时还不会有大事。您先别急。”

      周太太听了这话,眼泪又涌了出来:“任副处长,你说他一个本本分分的人,怎么会通共呢?他从重庆到南京,一直在后勤处做事,连共产党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啊……”

      任少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坐在那里,看着周太太哭泣,听着那女孩子断断续续的抽噎声。他想说些安慰的话,可又觉得那些话太轻了,说不出口。他坐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放在桌上。

      “嫂子,这点钱您先拿着。家里有什么需要,您让人去国防部找我。”

      周太太推辞了几下,最终还是收下了。任少白站起来告辞,走到院子里,又回头看了一眼。周太太站在堂屋门口,瘦瘦的身子倚在门框上,脸上全是泪。

      第三天,消息传来了。周处长在审讯中死了。

      据说保密局的人用了刑,上了电,周处长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没扛住,当天夜里就断了气。也有人说,是周处长自己撞了墙,不想受那个罪。说法不一,但人是没了,这是确定的。

      任少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坐在办公室里签一份军需拨付单。他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洇出一小团墨渍。他抬起头来,看着坐在对面的吴科员。吴科员的脸比前几天更白了,嘴唇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什么时候的事?”任少白问。

      “昨天夜里。”吴科员的声音在发抖,“今天早上听说的。人已经拉到太平间去了,家属还不知道。”

      任少白放下笔,站起来,穿上大衣。他走到门口,又回头对吴科员说:“你把这份单子先放着,我出去一趟。”

      他先去了太平间。那地方在城西,是一排灰扑扑的平房,门口挂着一块斑驳的木牌子。管事的看见他穿着军装,没敢拦他,把他领到一间屋子里,掀开了一张白布单。周处长躺在那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嘴角有一道干涸的血痕,身上的衣服是破的,袖子卷到肘弯,小臂上有一片焦黑的痕迹。任少白看了一会儿,把白布单重新盖上了。

      他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说。管事的人站在旁边,也不敢说话。屋子里有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混着另一种说不清的气味,让人嗓子发紧。

      任少白从太平间出来,去了周家。周太太和那个女孩子正在家里等着消息,看见他来了,周太太一下子站起来,嘴唇哆嗦着,问:“任副处长,他……他怎么样了?”

      任少白看着她,过了一会儿才说:“嫂子,周处长不在了。”

      周太太愣了一瞬,然后身子一软,坐到了地上。那女孩子哀嚎了一声,扑到母亲身上,母女两个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任少白站在旁边,手垂在身体两侧,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他等她们哭了一会儿,才蹲下来,低声说:“嫂子,人已经走了,后事要办。您别哭了,还有孩子呢。”

      周太太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几天,任少白帮着周家办了丧事。周处长没有什么亲戚,来吊唁的都是原先后勤处的几个老同事,人人脸上都挂着惊惶的神色,来了也不敢多坐,鞠个躬就走了。倒是周处长生前在重庆时期的两个旧友,来了之后在灵前站了很久,走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

      丧事办完了,周太太带着女儿回了乡下的娘家。临走那天,任少白去车站送她们。周太太穿着一身素衣,头发上别着一朵白花,瘦得脱了形。她拉着任少白的手,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任少白只是摇头,说:“嫂子,别说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周太太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对任少白喊了一句:“任副处长,你也要小心啊!”

      任少白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铁轨的尽头。风从铁轨那边吹过来,带着煤烟的味道。他把大衣的领子翻起来,转身走出了车站。

      前后也就几天的事,周处长死了,四厅后勤处便空出了一个处长的位子。任少白是副处长,顺理成章地顶了上去。任命状是人事处送来的,一张薄薄的纸,上面盖着国防部的大印。人事处的张处长亲自把委任状送到任少白的办公桌上,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少白,好好干。”

      任少白看着那张委任状,没有伸手去接。他抬起头来,看着张处长。张处长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笑了一下,说:“怎么了?”

      “周处长,”任少白说,“他的事,就这样了?”

      张处长愣了一下,随即压低了声音:“少白,这个话不要说了。人都走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你这个位子,是上面定的,你好好干就是了。”

      任少白没有再说什么。他把委任状拿起来,折好了放进抽屉里。张处长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

      消息传开之后,没有人来向任少白道贺。往常处里有人升迁,总有几个同事凑在一起,到馆子里吃一顿,喝几杯酒,说几句恭喜的话。可这回,谁也不提这个事。走廊里碰见了,只是点点头,便匆匆走开了。有几个老同事,原先跟周处长关系不错的,见了任少白,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警惕,还有一点说不出口的惧怕。

      任少白坐在处长的办公室里,那张椅子是周处长坐过的,桌面上还留着周处长用过的痕迹——桌角有一块磨白了的地方,是周处长常年搁茶杯的位置;抽屉里还有几份没来得及收走的旧清册,扉页上写着周处长的名字。任少白把那些清册拿出来,摞在桌角,看了一会儿,又放了回去。

      他坐在那里,想起多年前在重庆,自己第一天到后勤处上班的情形,周处长坐在他对面,笑呵呵地说:“少白,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谦虚,不然凭你爸爸的关系,怎么也不会把你发配到后勤处。”后来周处长带着他去仓库盘货,累得满头大汗,两个人坐在货箱上吃馒头,突然防空警报响起来,周处长攥着半个馒头都不想躲,一边吃一边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任少白坐在那里,心里很静。这种静是空的,像是站在一片荒野上,四顾无人,只有风吹过来,带着尘土的味道。

      过了一会儿,吴科员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他走到任少白的办公桌前,把文件放在桌上,低声说:“处长,这份文件要签字。”

      任少白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吴科员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放这儿吧。”任少白说。

      吴科员放下文件,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转身往外走。

      任少白低下头,看着那份文件。是一份军需物资的调拨单,需要处长签字。他拿起笔,在签名栏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字迹很稳,一笔一划的,和平时一样。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想,日子还得过下去。不管是为了什么,总得过下去。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9章 第 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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