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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告别室的灯，家属走了再关
腊月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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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八那天，「下面」来了一位老太太。
不是来办手续的。办手续的人都得先去住院部、医务处，绕上大半天。她是直接来的——一个人，拎着一个布袋子，进了门，先朝我微微弯了弯腰，问：「同志，麻烦问一下，七床的老宋头，是在这儿吗？」
七床的老宋头。七十四岁，肺癌晚期，住院一年零四个月，前天夜里走的。家属栏写的是「老伴」，办出院的时候签过字，人也来过一趟，看了一眼，没进告别室，就走了。
我说：「在的。您……想看看他？」
「看看。」她说，「他没戴眼镜。他那副眼镜，落在病房的枕头底下了，我给他带来了。」
她把布袋子放在告别室的桌上，打开，一样一样往外拿。一副老花镜，一根手杖，一个保温杯，还有半袋桂花糕——塑料袋口的皮筋，是拿毛线扎的。她把桂花糕摆在他的手边，把眼镜盒打开，镜腿掰开，想了想，又合上，放回袋子里。
「戴上他也看不见了。」她像在跟自己商量，「就是怕他那边缺一副，出殡的时候，不像个教书先生。」
我愣了一下：「您是老师？」
「他是。」她说，「小学教语文的，教了四十一年。我教数学。我们俩一个学校退休的。」
按规矩，告别室晚上六点锁门，钥匙在值班室。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自己先站起来：「那我走了，不耽误你们锁门。」
我送她到门口。走到门口，她忽然回过头，很轻地问我：「同志，我能问一句吗——他一个人在这儿，晚上，冷不冷？」
我说：「有冷柜，不冷。」
「哦。」她点点头，像是放了心，又像是没放。她朝里又望了一眼，那一眼里没有眼泪，就是望了望，像每天晚上从厨房门口望一眼睡着的孙子。然后她把手袋抱在怀里，慢慢下楼去了。
第二天早上她八点来，带了一保温杯的粥。第三天也是。第四天，她跟值班的老马商量，能不能让她下午晚点走。第五天，她直接问我：「同志，我能不能……在这儿坐一会儿？天黑再走。」
按制度，这不行。告别室不留宿，这是写在本子上的。
我去请示老周。老周正在工作间给冷柜除霜，听完，把除霜的铲子放下，想了想，说：「让她坐。」
「师傅，制度上，」
「制度上写的，是家属走了再关灯。」老周说，「她什么时候走？」
「她说，天黑透了就走。」
「那就是天黑透了才关灯。」老周把铲子放回原处，「你去把告别室那盏灯，给她换一个瓦数大点的。冬天屋里冷，光太薄，压不住。」
那天晚上我去换灯，才发现告别室那盏灯是多少瓦、哪种光。老周的规矩我背得出：「告别室的灯，家属走了再关。」我一直以为这是说给我们听的——提醒我们别熄灯熄早了，让屋里的人觉得被撵。那天晚上我才明白，这条规矩是说给家属听的。
灯不关，就是说：你还没走，他就还没「走」。
老太太每天下午四点来，坐到六点半。她不哭。她跟他说话，声音不大，我站在门外，有时候能听见几个字。
「老宋头，今天粮站那个送米的小伙子来过了，米是新碾的。你不在，米缸我来管，你放心。」
「老宋头，你那件中山装，我昨天拿去干了，晾在你床头。明天腊八，给你留一碗。」
「老宋头，你别嫌我烦。我要是不来，家里太静了。」
第七天，她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副毛线针和一团藏青色的毛线。她坐在那儿织毛线，织一会儿，抬头看看玻璃后面，再织一会儿。我问她织的什么。
「他冬天爱穿一件毛背心。」她说，「前年我给他织过一件，他嫌袖子那儿的针脚歪，说亏我还是教数学的，横竖不平。我给他重新织。这回织完了，他挑不出理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笑。我站在门边，没敢出声。
腊月十六那天夜里，出了事。
老太太没走。晚上十点，老周查柜，路过告别室，看见灯还亮着，人坐在里面，头一点一点的，睡着了，毛线针还捏在手里，一圈毛线挂在指头上。
老周没叫醒她。他把大衣脱下来，轻轻搭在她肩上，然后出来，把我叫过去，说：「今晚上，告别室的灯，别关。」
「师傅，要是院里查，」
「我担着。」老周说，「你上半夜，我下半夜。别让她一个人醒过来。」
我守到两点，进去添了一次热水。老太太醒着，靠着椅背，看见我进来，先坐直了，有点不好意思：「同志，实在对不住，我坐过头了。」
「没事。」我说，「我妈也这样，看电视能坐着睡着。」
「你家老太太有福气，」她说，「有你陪着。」
她把毛线收起来，忽然跟我说了实情。她说，她不是舍不得走。她说老宋头走之前半个月，跟她说了一件事，说人死了以后，头七天，魂儿在原地转，第七天走，要过一道桥。桥那头黑，他眼神不好，让她在这儿给他留一盏灯。
「我知道这是老迷信。」她把保温杯的盖子拧好，「我一个教数学的，怎么会不知道。可是同志，他等了我五十三年——就让我，信这一回。」
我说：「阿姨，那不是迷信。」
她抬起头来。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我说，「告别室的灯，家属走了再关。您没走，这灯就不能关。这是写在我们本子上的。」
她看了我很久，眼睛慢慢红了，最后只是点点头，说：「谢谢。谢谢你们这个本子。」
第八天早上，她来的时候，把毛背心带来了。织完了，藏青色，针脚横平竖直，一寸不歪。她进告别室待了一个多钟头，出来的时候，那件毛背心没在她手里。
她把老花镜的手提袋、手杖，一样一样收好，然后对我说：「同志，麻烦你，跟你们师傅说一声，说我回家给他包腊八粥去了。米我都泡上了。」她朝我弯了弯腰，「这个屋里，往后不来了。」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把毛背心留下了——给老宋头穿着上路。灯，她关了。
我送她到楼梯口。下楼梯之前，她站住，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同志，我教了一辈子数学。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服一个字，服『数』。人这一辈子，来就是来，走就是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她顿了顿，「可是这一回我算了算——他七十四，我七十一，加起来一百四十五，没凑够一双。他先走了，零头落在我身上。」
「你替我谢你们师傅。」她说，「他懂。」
她走了以后，我把告别室的灯关了。关灯的那一瞬，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那天下午，我在登记簿上给七床老宋头的流水收尾，写到「家属」那一栏，笔停了很久。按六项，家属应该写「无」——儿女都没了，兄弟姐妹散在外省，后事是社区托人办的。可我这几天，眼看着一个家属，从早到晚，来了八天。
我在「家属」后面，添了一行：「其妻某氏，每日探视，已办妥后事。」
老周路过，看见了，没说重写，也没说好。他只是站了一会儿，忽然说：「小陈，去把蓝皮簿子拿来。」
我把蓝皮簿子拿给他。他没接，只是看着那本簿子，看了很久，忽然说：「快了。」
「什么快了？」
老周没回答。他走到走廊尽头，站在那扇窗前。窗外的天是铅灰色的，像是要落今冬第一场雪。他看着窗外，背对着我，很轻地说了一句：
「这场雪一落，就该有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