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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 后来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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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常梦见那个三月。
梦里伏尔塔瓦河是暖的,街上没有坦克,雅库布站在查理大桥上回头看我,手里攥着一本《日瓦戈医生》。
阳光轻薄,像一层吹弹可破的琉璃,他笑了一下,在说:你怎么又来迟了。
我想喊他。
嗓子发不出声,只能看着他转身走远,皮鞋踏在十七世纪的石板上,笃、笃、笃,不紧不慢。
然后我就醒了。
窗外布拉格的天空永远灰蒙蒙的,分不清是晨是昏。“正常化”之后的天空大概是全世界最尽职的天空——它不再提供任何色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联想。
我躺在床上,等心跳慢慢降回正常频率。
梦里的三月和窗外的三月同名,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
我知道这不值得同情。
一个两次搞砸了所有事情的人,没有资格在多年后假装深情。第一次我出卖了他,第二次我抛弃了他。
告密或沉默,手段不同,本质一样。在需要我付出一丁点勇气的时候,我把自己藏得很好,毕竟,剧院里的灯光师永远站在暗处,以为只要自己不被看见,就没有人有权责怪他为什么不肯亮灯。
但人活着就是这样,你明知道自己不配,还是心如绞痛。
这具心脏大概也清楚自己服务的主人不值得效忠,每年三月准时疼,尤其路过查理大桥时。我甚至怀疑它是故意的,用这种规律性的痛苦来证明自己尚有良知。
而一个人如果还能感觉到痛,是不是就不算彻底无药可救?
这个问题,我花了多少年来想。
至今没有答案。
布拉格的冬天长得离谱,我甚至困惑1968年的春天是否真的存在过。
档案被清洗了,报纸被回收了,街上的弹孔被填平了。剧院照常演出,观众鼓掌,演员谢幕……
只有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记忆化成一枚没有引爆的哑弹,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失效,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在体内炸开来。
我有时候想,雅库布如果还活着,他大概还是那样,琥珀色的眼睛里有那种令人恼火的坚定——他知道世界不好,但他拒绝因此变坏。
他也许会成为一名学者,或者一个不合时宜的教书匠,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们:你们有权知道另一种可能,有权相信人可以活得更有尊严。
但他也许死了。
死在边境的铁丝网下,某个我不认识名字的劳改营里,泥泞的、没有墓碑的地下,和无数被历史吞没的人一样。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死活,这是最残忍的地方。
我永远无法完成哀悼,因为哀悼的前提是确认死亡,而雅库布给了我一份没有终点的等待
我到底是害死了他,还是仅仅抛弃了他?
这两者之间,隔着一整个无法饶恕的距离。
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我遇见他,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我失去他。中间隔着一个春天——历史上称之为布拉格之春,而我称之为人生的春天。
那短短几个月的温暖、光线和希望,足够我这样一个在黑暗中习惯了的人用余生来回溯。
溯春。
逆着河流的方向走向源头,在梦里一遍一遍走过查理大桥。每次走到桥头就会醒来,因为梦不允许我走到那座桥的尽头。
我内心知道,尽头没有雅库布。
以及我这样一个人,活着的余生,都变成了那个春天投下的漫长阴影。
是的,我知道这不值得同情。
但如果你也曾在深夜里梦见一个再也回不去的人,你应该会明白:我们这种人,活着本身,就是不敢死去的另一个原因。
一旦死了,就再也等不到那个答案了。
而我还想等他告诉我,他回首时,是不是也在等着我开口喊他——
“雅库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