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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尾声 陈念安讲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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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念安讲完这些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老茶馆里只剩我们这一桌,跑堂的靠在柜台边上打瞌睡,茶壶里的水早就凉了。窗外河面上有船过去,船头的马灯晃悠悠的,照在水里碎成一片一片。
他坐在对面,两只手搁在桌上,手里攥着那个铁皮盒子。盒子的漆皮磨得露出底下铁色,边角磕了好几个瘪。他讲完了,没再说话,就那么坐着。
我给他续了碗茶,他接了,喝了一口,搁下。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把她娘也迁过去了。”他说,“保长那边补了手续,花了三块钱。开棺那天我去了,棺材薄,埋了这些年,已经朽了半边。我找人拿了块新木板,把她娘那口棺材重新裹了殓,跟晚月埋在一处。娘儿俩挨着,也算有个伴。”
“你看见她了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看见了。棺材盖掀开的时候,我没敢看脸。就看了一只手。她的手搁在身侧,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指甲盖青紫的。我把她那只手搁回被子里,盖好了。”他停了停,“她活着的时候,手指头细长细长的,弹琴唱曲儿,好看得很。最后就剩那么一把骨头。”
他低下头,拿手抹了把脸。
“她那些东西,铁皮盒子里头那几封信,我抄了一份,搁在她坟前烧了。原件我留着,搁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翻两页,翻完了从头再翻。”
“你爹那头呢?”
“念慈的婚事八月十六照办了。李家那头来了人,没再提什么。我爹在婚礼上喝了不少酒,散了席回来,在堂屋里坐了一夜。第二天周妈进去收拾,看见茶几上搁着晚月那封没寄出的信,上头压着我爹的眼镜。”
“他看了?”
“看了。看完了没说什么。后来病了一场,不重,可人瘦了一圈。病好了以后,他把我叫回去吃了顿饭。父子俩谁也没提晚月,可吃到一半,我爹忽然说了一句:‘那个姑娘的坟,你立了碑没有?’我说立了。他嗯了一声,没再问。”
“你搬回去了吗?”
“没有。我在学校附近赁了间小屋,一个人住。白天上课,下了课去城西坟上坐一会儿。礼拜天去码头帮人写信,挣几毛是几毛。”他顿了一下,“我爹没拦我。他知道拦不住。”
“你往后打算怎么办?”
他笑了一下。那笑很淡,嘴角往上弯了弯,眼睛没笑。
“教书。教书挺好的。”他停了一会儿,又说,“她说过,等日子好了,跟我去省城看看。省城我没去过。等攒够了钱,我去一趟。替她看看。”
他把铁皮盒子盖上,拿手按了按盒盖,站起来。
“走吧。天不早了。”
我跟他出了茶馆。河埠头那盏路灯亮着,照得石板路白晃晃的。他往城西走,我往东街走。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来。
“你要写的话,别把她写得太苦。”他说,“她活着的时候,最烦人可怜她。你就写她是个唱曲儿的,唱得好,人也好。别的,你看着办。”
我点了头。
他走了。长衫下摆被河风吹得一掀一掀的,影子拖在石板路上,细细长长的。走到巷口拐进去,看不见了。
第二天我去了城西荒地。
坟在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底下,两座坟包挨着,一座大的,一座小的。大的前头立着青石碑,碑上刻着“林晚月之墓”,底下小字“陈念安立”。小的那座没碑,坟头上长满了草。
碑前搁着一颗红豆,干透了,乌亮乌亮的。旁边有一小把野花,黄的白的,拿草叶子捆着,还新鲜着。
我在坟前站了一会儿。河面上有风过来,柳条子扫在碑顶上,沙沙地响。
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城西巷口,那棵歪脖子枣树还在,树底下搁着一把旧竹椅,椅背上搭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一个小孩跑过来,把长衫收走了,说是陈先生搁这儿晒的,让他看着。
我回头看了一眼城西那片荒地。柳树底下,青石碑在日头底下泛着白。
后来我离开临溪镇之前,又去了一趟槐荫巷。陈敬棠在家,坐在堂屋里看报纸。我跟他提了提陈念安,他听了,把报纸放低了点,说:“他还在镇上。天天去坟上坐着。我说过他两回,他不听。后来我也不说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那个姑娘的事,是我办得不地道。可念慈的婚事,我不那么办,李家那头不答应。我这个人,一辈子讲规矩,到头来规矩把人害了。”
他说完了,把报纸举起来接着看。我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忽然在后头说了句:“你要是见着念安,跟他说,家里饭还给他留着。”
我应了一声,出了门。
故事讲完了。
可陈念安还坐在那块碑旁边,每天下了课去坐一会儿,坐到天黑透了才走。镇上的人说,那个教书先生魔怔了,天天往坟上跑。也有人说,他是在等人。等一个再也等不来的人。
只有我知道,他不是在等。他是在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