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姐离婚后归我了》角

8、孟老师求相亲3 话递出去了

　　话递出去了，回音却迟迟没有来。
　　2036年整整一年，易钧泠那边都没有松口。孟老师在电话里跟张清澜学：泠泠说，谢谢舅妈，她现在这个状态，不想耽误人家。又说，课题组刚上正轨，忙。再说，对方还小她七岁呢，小孩子一时兴起罢了，过阵子就忘了。
　　张清澜听完，只说了一句：“没关系，我不急。”
　　她真的不急。这一年里，她夏天出站回国，正式入职罗生；青年科学基金开了题，辅助生育方向课题的前期数据开始爬坡，罗生把一整层实验平台划给了她。她把自己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只是在每个月固定的某天晚上，会点开那个没有回音的对话框，看一眼，再关掉——
　　那个对话框还是2026年端午的，旧号码，早就不用了。学姐换了号，她知道，孟老师提过。她没去要。规矩是她自己立的：不打扰。如今人还没点头，她连打扰的资格都没有。
　　中秋节她回了一趟湘城，照例去看孟老师。两人坐在阳台上吃月饼，孟老师主动汇报进展：“上礼拜跟你姨通了电话，又提了一嘴。泠泠没说不行，也没说行——比以前有进步，以前是直接挂电话的。”
　　“嗯。”张清澜把五仁月饼里最大的一块冰糖挑出来，放进孟老师碟子里，“您别催得太紧，她会烦。”
　　“你还反过来教我做媒？”孟老师又好气又好笑，“等的人是你，急的人也是我，你倒稳得住。”
　　“稳不住也得稳。”张清澜望着阳台外面的月亮，很淡地笑了一下，“孟老师，我等得起。就是——”她顿了顿，“她一个人在申城，中秋也没人陪。您多给她打打电话。”
　　孟老师看着身边这个年轻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晚她给远在燕城开会的女儿孟想打了个电话，说起这件事，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最后孟想只说了一句：
　　“妈，这亲事要是真成了，我管她叫小姐夫。嗑了这么多年的瓜，我得坐主桌。”
　　转眼到了2037年的腊月。
　　湘城又下雪了。张清澜今年回来得晚，公司年底事多，她腊月二十九才到家。大年初一的早上，她陪母亲贴完春联，手机响了。
　　来电人：孟老师。
　　她走到院子里接。雪后的太阳很好，照得满院子的红纸屑发亮。
　　“清澜，”孟老师的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笑意，“泠泠松口了。”
　　院子里有麻雀落在雪地上，蹦蹦跳跳。
　　“她爸妈今年轮番做工作，她自己也想通了些——原话是，‘那就见一面吧，躲是躲不了一辈子的’。定在正月初五，上午十点，老街转角那家咖啡厅，你还记得吧？”
　　“记得。”张清澜说。她发现自己的声音很稳，手却在抖。
　　“你的微信我已经推给她了，她把你也加上了。你们年轻人，先自己聊两句。”孟老师顿了顿，忽然压低了声音，像电话里也怕人听见似的，“清澜，正月初五，好好表现。”
　　“嗯。”
　　“还有，”孟老师笑了，“新年快乐。”
　　挂了电话，张清澜在满院子的阳光里站了很久。手机“叮”地响了一声——通讯录里多了一个新的好友。
　　头像是一片白茶叶子，名字就一个字：泠。
　　她通过了申请。对方的对话框弹出来，空空荡荡，只躺着一句系统提示：你们已成为好友，可以开始聊天了。
　　她盯着那个空白的对话框看了很久，打了字，删掉，又打，又删。最后发出去的，是再规矩不过的一句话：
　　“学姐好，我是张清澜。正月初五见。”
　　过了大约十分钟，那边回了两个字：
　　“初五见。”
　　张清澜把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进屋，坐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
　　光标在空白页面上闪。她敲下了文档的标题——
　　《相亲材料》。
　　第一行，她想了想，敲下四个字：个人简历。
　　第二行，又敲下四个字：体检报告。
　　简历好写。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科研成果、项目经历，她闭着眼都背得出来——删删改改，把行业黑话全换掉，把“高级科学家”翻译成“在制药公司做研究，工作稳定”，把论文列表压缩成一行“发表学术论文若干”，免得吓人。写到“家庭情况”一栏，她认认真真地填：父母身体健康，均为普通职工；外公健在；独生女，父母开明，已沟通，完全支持。
　　体检报告麻烦一点。申城的报告她手里有年底的，但既然回了湘城，她决定重新做一份，热乎的。
　　大年初二一早，县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刚开门，就迎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全套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肝肾功能、心电图、B超、腺体功能、信息素水平、生育力评估——一样不落，主动加项，缴费的时候眼睛都不眨。
　　抽血的护士看着化验单直乐：“姑娘，相亲用啊？”
　　“嗯。”张清澜按着胳膊上的棉签，答得坦荡，“相亲用。”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实在的？”护士啧啧称奇，“我见了那么多来查婚检的，都是男方女方互相防着。你这样的，头一个——上赶着把自己查个底儿掉，还给人家看。”
　　“我没什么可藏的。”张清澜说，“查清楚了，她放心。”
　　大年初三，报告出来了。厚厚一沓，每一项指标后面都跟着漂亮的正常值。腺体功能那一页，医生特意多看了两眼：“A级alpha，信息素水平很健康，生育力评估——很好。你们年轻人现在查这个的少，查了好，心里有数。”
　　她把报告从头到尾核对了三遍，确认每一个数字都站得住脚，才把它和简历一起装进一个牛皮纸文件夹。装进去，又拿出来，抚平一个折角，再装进去。
　　大年初四晚上，她把文件夹放进了第二天要背的包里。外公溜达进她房间，看见那个包，随口问：“明天相亲，就带这个？不带点姑娘家喜欢的东西？”
　　“带了。”张清澜拉开另一个夹层，给外公看——里面是一盒茶叶，一盒点心，还有一条羊绒围巾，米白色的，“天气冷。”
　　外公探头看了看那只鼓囊囊的公文袋：“那这一兜子是什么？”
　　“材料。”
　　“相个亲，带什么材料？”
　　“证明我值得。”张清澜拉上拉链，说得一本正经。
　　外公听不懂，但外公大受震撼。老爷子背着手出了门，在堂屋里转了三圈，对着老伴儿的遗像念叨：“这孩子，随你，认死理。相个亲跟投标似的。”
　　夜里十一点，张清澜关了台灯，躺到床上，把手机里的备忘录翻出来，从头检查明天的清单：衣服，熨好了挂在门后；礼物，装好了；材料，装好了；路线，县城就那么大，闭着眼都走得到。
　　最后一条，只有一句话——
　　“明早十点，老街转角，咖啡厅。她。”
　　她盯着那个“她”字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扣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
　　距离正月初五，还有十一个小时。
　　这十一个小时，她等了十九年。
　　这一夜她睡得很好，没有做梦。入睡前最后一个念头浮上来，只有四个字：“像等放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