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与笙歌》春天的大海

27、第 27 章 第二十

　　第二十七章长兄
　　动身定在八月廿七。
　　前一夜，刘小峰上了山。
　　他是天擦黑时到的，一身米行的短打，肩上搭着褡裢，风尘仆仆。沈氏给他端了斋饭，他蹲在灶房门口，三口两口吃完，然后拉着刘小川，两个人走到后院的竹林边上。
　　月亮很好。竹影铺了一地，风一过，满地的影子就碎碎地动。
　　“给你带了样东西。”刘小峰把褡裢卸下来，解开，取出一个包袱。布是新布，包袱皮打的是米行伙计惯用的结，一抽就开。
　　包袱里，两样东西。
　　一样，是一件棉袄。崭新的，青布面，针脚粗大却密实，一看就是一针一针熬夜缝出来的。另一样，是一个钱袋，粗布的，掂在手里沉甸甸。
　　“省城冷，比安城冷，冬天江风刮脸。”刘小峰把棉袄抖开，往刘小川身上比了比，“我照你身量做的，做大了半寸，你还在长。”
　　“哥，这是哪来的？”
　　“夜里缝的。布是米行掌柜娘送的，她儿子跟你同岁。”刘小峰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针脚丑，你别嫌弃。暖和是真暖和，我试过，絮的是新棉花。”
　　刘小川捏着那件棉袄，说不出话。
　　然后他伸手去拿钱袋——刘小峰躲了一下，又停住，叹口气，塞进了他手里。
　　“打开看看。”
　　刘小川解开袋口，倒出来一点，月光下，银子。一锭一锭，大小不一，有两锭官铸的纹银，也有碎银，还有一小把铜钱。他倒了又数，数了又倒。
　　“二十两。”刘小峰说，“多一点，零头给你路上买吃的。”
　　“哥——”刘小川的手停在半空，“这是你攒的？”
　　“嗯。五年。”刘小峰说得轻描淡写，“米行里学徒管吃住，工钱一年三两多，逢年过节东家赏几个。我省着花，一个月留五十文，五年，就这么些。”
　　刘小川握着钱袋，喉咙里发堵。
　　二十两。他在心里过了一遍账：五年，六十个月，每个月从三两不到的工钱里抠出将近五分之一，他自己一年只添一件衣裳，一双鞋穿到露脚趾，去年冬天手上生了冻疮，都舍不得买一副绒手套——这些事，刘小川从前只知道一两件，此刻全对上了账。
　　“我不要。”他把钱袋往回推，“哥，你自己留着。你该攒钱娶亲的，该，”
　　“娶什么亲。”刘小峰把他的手按住，按得死死的。那双扛米扛出茧的手，掌心滚烫，“小川，听哥一句。哥是个粗人，没念过书，一辈子大概就在米行了。可哥不傻。哥看得出来，咱们这一门里，老太爷看走眼的没有，看准眼的也没有，就看准了一个你。”
　　“哥，”
　　“你拿着。”刘小峰的声音低下去，却沉下去，“哥在安城，住米行的阁楼，吃东家的饭，一个铜板掰成两半也用不完。你不一样。你出门在外，腰里有钱，心里不慌；急难的时候，二十两能救命。哥的钱放在哥身上是死钱，放在你身上，”
　　他顿了顿，找那个词。找了半天，找不到，就说了大白话：
　　“放在你身上，哥这辈子就值了。”
　　刘小川再也忍不住，眼眶热了。他把钱袋抱在怀里，低着头，半天，说出了憋着的话：
　　“哥，你怎么办？二房不会放过你的。今天正厅上你冲撞了二伯，他那个眼神，我看见了。他在米行有熟人，他会使绊子的，他会断了你的活计——”
　　“没事。”
　　“哥！”
　　“小川。”刘小峰笑了笑，伸手揉了揉弟弟的头发，像小时候一样，“我是长房的人。长房就剩我一个了，他们动不了我。动了我，族里没长房，族谱那一页是空的白纸，他们不敢。再说了，”他咧嘴一笑，露出被风吹得粗糙的笑脸，“米行的掌柜是明白人。东家说了，谁敢到米行寻衅，他先撂挑子。二房的手，伸不进米行。”
　　刘小川看着哥哥。他知道哥哥在说宽心话——二房要害一个人，办法多得很，不必进米行的门。可他也知道，哥哥说这些，不是不知道，是不想让他背着心事上路。
　　竹林的沙沙声里，两个人并肩坐了下来，坐在一根倒木上，像小时候一样。
　　“小川。”过了很久，刘小峰开口了，眼睛望着山下，“安城太小了。”
　　“嗯？”
　　“哥这几年做生意，走的地方不少——可都是安城。米从码头进来，从城门出去，哥的路，就在这一个圈里打转。”他望着远处黑黢黢的江面，“顾家那公子，你不是说过吗，他说的那些，京城的学堂，新军，轮船，火轮，哥不懂。可哥听得出来，那才是天下。安城太小了。你该去看看外面的天下。”
　　“我会回来的。”刘小川说。
　　“我知道。”刘小峰点头，“回来的时候，别忘了哥就行。”
　　“哥，你说什么呢。”
　　“没什么。”刘小峰笑了，“就是说一句。你别嫌哥啰嗦，你在外头，读你的书，做你的事，不用惦记家里。娘有师父照应，我有空就上山，米挑上来，柴挑上来，我都包了。你娘那里，”他顿了顿，声音郑重起来，“你娘是这世上最好的人。她这十几年，把心都掰给你了。你在外头，一年给她写一封信，字写端正点，她能看一年。”
　　“一个月一封。”刘小川说。
　　“啊？”
　　“我一个月给娘写一封。”刘小川说，“给你也写一封。”
　　刘小峰愣住了。然后这个二十岁的、扛着全家重量的年轻人，在月光里别过脸去，用袖子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瓮声瓮气地说：
　　“……写那么勤干什么。邮资不要钱啊。”
　　第二天清晨，渡口。
　　秋汛刚过，江水浑黄，浩浩荡荡地东去。渡船泊在码头上，船工在收跳板。沈氏挎着包袱先上了船，在船舱里坐下，朝岸上点了点头。
　　刘小峰帮着把最后一担行李送上去，然后退到岸上。
　　“哥，回去吧。”
　　“嗯。”刘小峰站在码头的石阶上，手插在袖子里，“到了省城，先安顿好，别逞强。受人欺负了，写信来。”
　　“知道了。”
　　“棉袄别省着穿。”
　　“知道了。”
　　“那二十两，”
　　“哥。”刘小川打断他，“我知道。”
　　船工喊了一声开船。跳板收了，缆绳解了，船身离岸，缓缓地荡进江流里。
　　刘小川站在船头。
　　江风很大，吹得他的衣角猎猎地响。船越走越远，码头越来越小，刘小峰站在石阶最高一级上，越来越小，先是能看清脸，然后能看清身形，然后只剩一个青布短打的轮廓——那个轮廓一直站着，一直站着，一只手抬起来，朝着船的方向，挥了挥，又挥了挥。
　　船拐过江心的沙洲，岸上的影子，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然后，黑点也没了。只剩下岸，只剩下水，只剩下安城灰蒙蒙的城墙，在晨雾里往后退。
　　刘小川在船头站了很久。
　　娘在舱里叫他，他才回身进舱。坐下的时候，他摸了摸怀里：
　　钱袋还在，贴身的，二十两银子和一把铜钱，隔着布，硌着他的肋。钱袋底下，还有一个软软的、温热的东西，他掏出来一看：
　　是一块糕。桂花糖糕，用油纸包着，还带着一点点余温。
　　哥是连夜做的。做完缝袄，缝完袄装袋，天不亮又走了十几里路送到渡口——这块糕，是他今夜合眼之前，掐着时辰蒸出来的，为的就是让弟弟上船的时候，糕还温着。
　　刘小川捧着那块糕。
　　江风从舱口灌进来，吹得他眼睛发酸。他没有哭。他掰了一半糕，进舱递给娘：“娘，吃糕。哥做的。”
　　沈氏接过来，咬了一口，慢慢地嚼。嚼着嚼着，这个把眼泪压了十三年的女人，眼睛望着舱外的江水，轻轻地“嗯”了一声：
　　“你哥小时候，偷了灶房一块糖糕，被他爹吊起来打了一晚上。打完，他跟我说——‘娘，糕是真甜。我记住了，往后有了，先给你留一半。’”
　　船行江上，水声浩荡。
　　刘小川把另一半糕，掰成两半，一半自己吃了，一半留在油纸里包好。糕很甜，甜得他鼻腔发热。
　　他在心里记下了一笔账。这笔账没有数目，没有期限，可他记了一辈子：
　　某年八月廿七，安城渡口。收兄长纹银二十两、棉袄一件、糖糕半块。
　　此账，终生不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