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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补课》 第二天下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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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我去了附属医院。
住院部在三楼,走廊里一股消毒水味,比寻常医院淡些,大概是春天开着窗。我让山根提前打过招呼,两个孩子住走廊尽头的单间,门口留了一个警员,看见我来,起身叫了声先生。
"人呢。"
"在。"他压低声音,"桐生家的家长上午来了,父亲,话不多,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池内家……来了个母亲,眼圈红着,刚被我劝回去取换洗衣裳。"
我点头,推门。
病房里两张床,靠窗那张拉着帘子,另一张床边,桐生静正坐着。
她换了病号服,左颧骨上的淤青泛了黄,右手缠着纱布,指关节的伤比昨晚看着重。她膝盖上摊着一本册子,左手捏着笔,在算什么——右手使不上力,她就用左手,字写得歪,算式却没断。
门响,她抬头,看见是我,笔尖停了。
那点警觉又上来了,只是比方才在警署收着些,像一只兽还记得这个气味、一时拿不准该不该再炸毛。她没起身,也没叫人,只是把笔放下,脊背挺直了。
"躺着。"我说,"我不是来问话的。"
她没动。
我把手里的东西搁在床头柜上。两本习题,一摞草稿纸,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
"医生说,脸上的伤一周能消,手上的肌腱没伤着骨头,养着,别用力。"
她垂眼看了看自己缠着纱布的右手,没接话。
帘子后面有动静,窸窸窣窣的,一只手先把帘子掀开一条缝。池内咲子半张脸从帘子后面探出来,左嘴角贴着纱布,头发胡乱扎着,眼睛先看见我,又看见我放在柜上的东西,一下子睁大了。
"……主任?"
她把帘子整个拉开,要坐起来,膝盖上的伤扯着,嘶了一声,又强撑着把笑摆出来,摆到一半扯到嘴角,疼得五官都皱了。
"您、您怎么还亲自……"
"我来看看,你们这一周打算怎么过。"
她眨了眨眼,飞快地和桐生静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眼神我读不懂,只觉得她们俩之间有一种不用说话的默契,像水流过石头,自然得很。然后她转回来,脸上挂着那点惯常的、没正形的笑。
"养伤呗。"她说,"医生让静养,我们就——"
"静养七天,然后空着手上考场。"
她的笑僵了一下。
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把那两本习题拿起来,一本放在她床上,一本放在桐生静那边。
"早期选考的题,比预选卷难。"我说,"化学卷最后两道,是大学一年级的内容;物理卷有一道力热综合,附中的进度没讲到。你们有七天,伤了手,伤了脸,没伤脑子。"
池内咲子抱着那本习题,低头翻了两页,翻到中间,手停住了。
"这道……"她小声说,"我没学过。"
"所以我来了。"
她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像是没听懂。桐生静那边也望过来,那双冷淡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一点别的东西,不是警惕,是一种近乎困惑的怔。
我教了二十三年书,站在讲台上,底下坐几百号人,我讲课是本分。可单独给两个高中的孩子补课,把选考要考的东西一道一道讲给她们听——这种事,我没做过。
"明天起,每天下午两点。"我说,"能下床,就去医院旁边的附属教研所,我借了一间屋子。下不了床,我过来。"
"……为什么?"
是桐生静问的。
她的声音很轻,沙哑,像是这两个字在喉咙里压了很久才放出来。她看着我,眉头微蹙,那不是受宠若惊,是一个习惯了"大人不会平白对你好"的孩子,在衡量这份好后面,跟着什么。
"我从不白给。"我迎着她的目光,"我说过,过了及格线,我管到底;过不了,就当我没上过那栋楼。我把话讲在前头,也把路给你们铺到脚下——能不能走,是你们的事。"
她看了我很久。
然后,她慢慢地,把那本习题拿了过去,搁在自己膝头,没再说话。
池内咲子看看她,又看看我,忽然咧开嘴,笑得左嘴角的纱布都跟着动,她举起那本习题,像举着一面什么旗子。
"听见没。"她冲桐生静挤眼睛,"主任给咱们开小灶,这要是还考不过,我把这册子吃了。"
桐生静没理她,耳根却动了动。
我站起身,临出门,又回头。
"还有一件事。"
两个孩子都看着我。
"那天在天台上,你们自己的事,想说就说,不想说,没人逼。"我说,"但你们要记住,往后不管遇上什么,先把眼前能做的事做了,再去想别的。脑子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把自己绕进去的。"
池内咲子脸上的笑淡了一点。
她抱着那本习题,低头看着封面,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纸页的边角,过了两秒,才闷闷地应了一声。
"……是。"
我出了病房。
走廊尽头的窗边,野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个卷宗,像是等了一会儿。他没穿外套,衬衫袖子卷着,看见我出来,把卷宗递过来。
"您要的东西。"
我接过,翻开。
是附中实验室的药品借出登记,从昭和三十八年入学起,一页一页,复印得整整齐齐。野村做事,从来不用我再费第二遍功夫。
"池内咲子的。"他说,"我让附中把她入学以来的登记全调了,对照她的实验项目,一笔一笔核过。"
我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
书签是一张便签,上面是野村的字,列了几行日期和药品名。我看了一眼,目光停住了。
"这个孩子,从入学起就爱往实验室跑。"野村说,"前面这一年,借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做摔炮、配小玩意儿,带教老师都知道她皮,没人当回事。"
我一页一页翻过去。
那些登记看着眼熟,和她处分记录里的事对得上——塞进粉笔盒的摔炮、冒黄烟的小瓶子,都是一个爱闹的孩子搞的恶作剧,每一笔都在实验课的正当用量里,签字齐全。
我翻到中间,手停了。
后面的几页,变了。
不是一眼看得出的变。东西还是那些东西,名目还是那些名目,可借的频率、数量,和前面不一样了。有几样,单独看依然不起眼,合在一起,却指向了另一个东西——一个比摔炮重得多、也危险得多的东西。
我盯着那几行日期。
它们开始的时间,很集中。
"这是最近一个月的事。"野村的声音低下来,"我让人对了对,正好是……她开始天天被人堵的那阵子。"
我没说话。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在被人堵在巷子里打、课本被扔进臭水沟、连个替她说话的人都没有的那二十几天里,开始一笔一笔,冷静地、耐心地,从实验室借出这些东西。她把每一步都算在了规矩里面,让任何人都抓不到她的错处。
她不是在做恶作剧。
她是在给自己造一条路。
我往后翻,那几行记录,到天台事件前的第十天,停了。
之后就再没有了。
我合上卷宗,望着窗外。医院的院子里有几棵樱树,花瓣早谢了,满树是新绿的叶子,被风一吹,沙沙地响。
"她没有做成。"我说。
"……没有。"野村说,"最后那几天,她没再借。天台那天,她身上带的也不是这个。"
我知道。
昨晚在传达室,我看过她的东西。她口袋里揣着的,是一沓证词、几张照片,和一个贴好邮票、写着警署地址的信封。她最终带上天台的,是这些——她选的是用一条命去赌一个公道,而不是把那些危险的东西,做成她本来能做成的样子。
我原本以为,天台上那个孩子,是被人逼到绝路、只会哭的。
我错了。
一个被逼到绝路、只会哭的孩子,不会在那些个夜里,一笔一笔,把自己的退路和武器,都算得那么冷静。她想过走那条路,想得很清楚,比谁都清楚。
可最后,她没有。
第十天之后,登记停了。她把那条路,亲手放下了。再然后,她被人逼上了天台,桐生静踹开了那扇门。
"老师。"野村开口。
我回神。
"这些东西……"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卷宗,"要不要给警察?"
我没立刻回答。
给了警察,意味着什么,我清楚。一个高中的孩子,一笔一笔借出这些,白纸黑字,哪怕她什么都没做,也足够让她背上一个说不清的嫌疑,足够让她的学籍、她的考试、她往后的路,全变了样。
我把卷宗合上,夹在腋下。
"先放我这里。"
野村看着我,没有多问,也没有劝。他跟了我二十多年,知道我什么时候是在等,什么时候是已经有了决断。
"她七天后要考试。"我说,"考试之前,这件事,谁也不许提。"
"是。"
"考完之后……"我顿了顿,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樱树上,"我亲自问她。"
野村应了一声。
我们在窗边站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走廊里的消毒水味淡了,风从窗缝里进来,带着一点四月末的、温温的草木气。
"她要是真走到那一步,"我终于开口,声音很轻,"昨天在天台上,她有的是机会。"
野村没接话。
"她没有。"我说,"不管她准备了多久,最后那一下,她没做。"
我看着窗外,那点新绿在风里晃。
"一个人想过什么,和她最后做了什么,不是一回事。"我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看的是后者。"
野村侧过脸,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什么东西,很快又收了回去。
"……是。"他说。
我把卷宗收好,转身往楼梯口走。
"明天下午两点,教研所。"我说,"您也来,两个孩子的进度,您心里有数。"
"好。"
下了楼,医院门口的阳光正好,晒在人身上,有一点初夏的意思了。我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亮里散开。
我想起那个孩子抱着习题、笑得没正形的样子,又想起她在登记册上,一笔一笔、安安静静的字迹。
这两个影子,在我脑子里,怎么也合不到一处。
我站在台阶上,把那根烟抽完了,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