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偕渡》墨道川

144、阶下良心·第30章 长信枯寂 看守所在

　　看守所在城西的山坳里，围墙刷成灰白色，墙头上拉着刺铁丝。闻朔到得早，候见厅还没有开门，铁栅门前站着两个来办事的家属，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一个拎着布袋的老头。天阴着，风从山坳里刮下来，带着一股湿冷的铁味。她把公文袋抱在胸前，看了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四十分钟。
　　铁栅门边贴着一张告示，纸被雨水泡过，边角卷起来，上面写着会见须知，第六条是 “不得传递物品”。那女人把孩子放在长椅上，蹲下来给他系鞋带，孩子问爸爸什么时候出来，她说快了。老头把布袋放在脚边，袋口露出半截搪瓷缸。闻朔把公文袋里的材料又抽出来看了一遍，看到 “会见提纲” 四个字，自己都觉得可笑。她要问的不是口供，列的三条全是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这类无用的话。她把纸折回去，没有再打开。
　　办手续用了十几分钟。身份核验、事由登记、物品寄存，手机和钥匙都放进储物柜，柜门关上时发出一声闷响。值班民警看了看她的工作证，又看了看会见单，把一张纸推过来让她签字。
　　“视频会见，半小时，全程录音录像。” 民警说，“不能传递物品，除非经过我们检查登记。他要是情绪激动，我们会中止。”
　　“我明白。”
　　“你是办案单位的。” 民警抬头看了她一眼，“他这些年不怎么说话。上个月有一次会见，他坐了二十分钟，一个字没说。你别指望他配合。”
　　闻朔点了点头，把签好的纸推回去。她心里清楚，这次会见不是为了口供。案卷里的口供已经够了，缺的那些，二十七页纸补不上，也不该由他补。她来，是因为这个人在这案子里被写成 “凶犯”，写了十七年，而写这三个字的人里有她。
　　会见室在三楼，一间窄长的屋子，中间一道玻璃隔断，玻璃上有一层擦不掉的水痕。两边各摆一张凳子，凳脚用螺丝固定在地上。墙上挂一只电子钟，红色的数字。她坐下，把公文袋放在膝上，双手交叠压住。
　　她在凳子上坐了一会儿。墙上那只电子钟的数字跳了一下，红色的光在玻璃上有一层反影。走廊里有人推着什么东西过去，轮子在地面上响了一阵。闻朔把公文袋往膝上放了放，手指在袋口的拉链上摸了一遍，拉链是凉的。
　　玻璃那边先空了一会儿。然后门开了，一个穿蓝马甲的人被带进来。他个子不高，进来时左脚略微拖着，走一步顿一下。头发剃得很短，长出来的部分不齐，鬓角全白。脸瘦，颧骨撑着皮，眼睛不大，眼皮垂着。他坐下时先把两只手放在膝上，掌心朝下，像怕碰坏什么。
　　他抬起头，看见玻璃这边的闻朔，眼睛里没有惊讶，也没有期待。他看了她两秒，把视线移到她胸前的工作证上，又移回她的脸。
　　听筒里传来电流的沙沙声。闻朔拿起听筒，他也拿起来，动作很慢。
　　“沈明山。” 她说，“我是市局的闻朔。”
　　“我知道。” 他的声音比她想的要低，也慢，“他们跟我说了，市里来人。”
　　“我来，是想听你说。” 闻朔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今天没有问话。”
　　他沉默了一阵。听筒里他的呼吸声很清楚，一下一下，很平。玻璃那边，他的手在膝上搓了一下，又停住。
　　“我有一封信。” 他说。
　　“信？”
　　“写了十七年。” 他把手抬起来，指了指自己胸口，“一直在身上。他们说不许带出来，我说我要给人看。上个月我跟管教说了三回，他们登记了。”
　　闻朔看了看旁边的值班民警。民警点了点头，从桌上拿起一张登记单，示意她稍等。几分钟后，一个牛皮纸袋被送进来，袋口用订书钉封着，外面写着编号和日期。民警当着她的面拆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上。
　　是一沓纸，很厚，用一根旧鞋带捆着。纸的颜色深浅不一，有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有信纸，有烟盒拆开的硬纸，还有几张日历的背面。每一张都写过，有的写满了又划掉，有的只写了两行。纸边磨得起了毛，有几张被水浸过，字迹晕开。
　　“二十七页。” 民警数完，把纸推到她面前，“检查过了，没有夹带。你可以看，不能带走。”

　　闻朔把那沓纸拿起来。鞋带解开的瞬间，纸页散了一下，她用手压住。最上面一页的日期是今年三月，字写得很小，挤在纸的边上。

　　她抬头看了看玻璃那边。沈明山正看着她手里的纸，眼睛里有了一点别的东西，不是希望，更像一种难为情。
　　“写得乱。” 他说，“你别嫌。”
　　“不嫌。”
　　她开始读。
　　第一页的日期是十七年前的冬天，纸是从一本练习本上撕下来的，边上还带着毛刺。字写得很用力，笔尖划破了两处纸。
　　“十一月十九日。今天第一次提审。他们问我那天晚上去了哪里。我说我回家了。他们说你回家的时候衣服上有血。我说那是猪血，我白天帮着杀猪。他们笑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
　　第二页接着写，同一个日期，字迹更乱。
　　“我说了三遍。他们记了两遍。第二遍记得不一样。我要求看笔录，他们不让。我说我识字，他们说识字的人最爱狡辩。”
　　第三页跳了几个月。
　　“三月六日。判决下来了。我在法庭上听见‘无期徒刑’四个字。我想说话，法警按住我的肩。我看见我老婆在下面哭。我想告诉她，我没有杀人。我张了张嘴，没有声音。”
　　闻朔的手指停在纸页上。她抬头，看见沈明山正把下巴收在领口里，眼睛看着桌面。
　　“那年我四十。” 他说，“今年五十七。”
　　她继续往下读。纸页的顺序是乱的，有些日期早，有些日期晚，有几张根本没有日期。她一张一张看，看到中间，发现有一段被反复写了很多遍，同一句话，写了七次，一次比一次歪。
　　“妈走了。我没有送。”
　　“妈走了。我没有送。”
　　“妈走了。我没有送。”
　　第七次后面跟了一行小字：“管教说，可以申请。申请了三次。第一次说材料不全，第二次说要研究，第三次没有回。我在监室里朝北磕了三个头，磕完躺了两天。”
　　再往后翻，纸变成烟盒的硬纸，背面写着：
　　“今天是第两千一百九十天。放风的时候，我在墙根下看见一根草，从砖缝里长出来。我蹲下去看了很久。管教喊我起来，我说我在看草。他说这有什么好看。我说它长在这儿，没人浇水，也长出来了。”
　　紧接的一张是日历背面，日期被划掉，旁边写着：
　　“给小荷写了第十九封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她跟着她妈搬走了，不知道搬去了哪里。我在信里写，爸爸没有杀人，爸爸只是回不去。这句话我写了十九遍，每一遍都不一样，写完就撕，撕完再写。”
　　闻朔把这几张纸按顺序摆好，掌心压在纸上，纸页微微发凉。她抬头看玻璃那边。
　　再往下翻，是一张从练习本上裁下来的纸，前面写了半页天数，后面被划掉，改成另外一段。
　　“第多少天我记不清了。我把日历撕下来，一天一张，贴在墙上，贴到第三年，管教来查监室，让我撕掉。我说这是我数日子用的。他说墙上不许贴东西。我撕了，撕完坐在铺上，坐了一夜。第二天开始，我在心里数。”
　　紧接的一张纸写着一个梦，字迹比别处轻。
　　“今天梦见祠堂。梦里我提着灯进去，灯是亮的。守夜的人坐在供桌边上，抬头看我，跟我说，你怎么才来。我醒了，铺上都是汗。我想跟人说这个梦，监室里没有人肯听。”
　　还有一张写在日历背面，只有短短几行。
　　“我数过墙上的砖。监室那面墙，横着二十四块，竖着十七块。我数了很多遍，数到后来不用数也知道了。有一块砖上有个洞，指甲盖那么大，我把手指伸进去，能摸到外头的风。”
　　闻朔把那沓纸放下，抬起头。
　　“小荷是你女儿。”
　　“嗯。” 他说，“判的时候她九岁。今年二十六了。” 他停了停，喉咙动了一下，“她大概不记得我长什么样。”
　　这句话说完，他低下头，把两只手从膝上拿开，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握得很紧。闻朔看着他的手，看见手背上有很多道白色的旧痕，细的，横的竖的，像是被什么划的。
　　“这些。” 她指了指。
　　“干活弄的。” 他把手收回去，“刚进来那几年，我在里面做活，缝麻袋，编筐子。有一年冬天，麻袋的针扎进手里，断在里头，后来自己长出来了。不碍事。”
　　“这些纸。” 闻朔又指了指桌上那沓，“怎么攒的。”
　　“管教给的。” 他说，“刚进来那几年不给。后来我表现好，一个月给两张。烟盒是攒的，同监室的人抽烟，抽完把盒子给我。日历是有一年过年所里发的，我撕下来写。”
　　“你识字。”
　　“念过几年书。” 他说，“进来以后写得多了，字反倒比先前好。同监室有个年轻人，偷东西进来的，判了三年，他教我写字，说我的横画太斜。他出去的时候把这支笔留给我了。” 他指了指桌上，那里没有笔，“笔后来用完了，我就用铅笔头。铅笔头短了，拿纸卷着写。”
　　闻朔没有再问。她把纸翻到最后几张。最后几页的字变了，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像是写的人想清楚了才落笔。
　　“我不恨谁。” 这一页开头这样写，“我恨过。头三年恨得厉害，恨办案的，恨作证的，恨村里那些人。后来不恨了。恨是件费力的事，我在里头没有那么多力气。我现在只想问一句：那天夜里祠堂的灯，是谁吹灭的。”
　　“我进去的时候，祠堂里的灯是灭的。我摸黑进去的，因为守夜的人不在，我以为他出去解手了。我在里头站了一会儿，喊了两声，没有人答。后来我出来，回了家。第二天早上，就有人来抓我。”
　　“我没有杀人。我进去的时候，人已经不说话了。”
　　闻朔把这一页看了两遍。她抬起头，玻璃那边的沈明山也在看她，眼睛里的东西很沉，很静。
　　“这句话，” 她说，“你在笔录里说过。”
　　“说过。” 他说，“说了很多次。笔录上写的是‘拒不交代’。”
　　会见室的电子钟跳到二十七分。值班民警在旁边轻轻敲了一下桌面，示意时间。闻朔把纸页按顺序摞好，用那根旧鞋带重新捆起来。
　　“我还有一个问题。” 她说。
　　“你问。”
　　“你为什么不喊冤。这些年，你上诉过，可你的上诉状写得很短，短得不像一个被冤枉的人写的。”
　　沈明山沉默了很久。久到旁边民警又敲了一次桌面。他终于开口，声音比之前更低。
　　“第一年我喊。喊得嗓子哑了，同监室的人嫌我吵，打我。第二年我还喊，写了很多，写给检察院，写给法院，写给报社。回信只有一种，说‘证据充分，不予受理’。” 他停了停，“第五年我不喊了。我发现在这儿，喊得越响，日子越难过。我想活着出去，我得把力气留着。”
　　他抬起眼。
　　“我妈死的时候，我在里头。我女儿搬走的时候，我在里头。我要是把力气都用在喊上，我怕我等不到出去的那天。”
　　闻朔的喉咙紧了一下。她把纸袋封好，交给民警登记。玻璃那边，沈明山看着她做完这些，忽然问了一句。
　　“我的案子，是不是要翻了。”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把这句问话说重了。闻朔看着他，看见他的肩往前倾了一点，两只手又放回膝上，握成拳，指节发白。
　　“是。” 她说。
　　他没有哭。也没有笑。他坐在那儿，眼睛眨了两下，下巴抖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把额头抵在交握的手上，抵了几秒。
　　“哦。” 他说。
　　就这一个字。闻朔握着听筒，听见听筒里他的呼吸变重了一点，又慢慢平下去。
　　“那我得把这封信写完。” 他抬起头，“还差一页。我写到最后，写不下去了。我想写‘如果有一天我出去了’，后面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写。”
　　“慢慢写。”
　　“嗯。” 他点了点头，“我这几年的字练好了。管教说我的字能看了。”
　　电子钟跳到二十九分。民警站起来，示意结束。沈明山也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桌沿。他把听筒放回去，放到一半，又拿起来。
　　“闻警官。” 他说。
　　“嗯。”
　　“我不认识你。以前也没有人像你这样，坐下来听我说话。” 他顿了顿，“你要是早来几年，我可能还能多说一些。现在我记性不好了，很多事想不起来，想起来也说不清。”
　　听筒里传来断线的提示音。玻璃那边的门开了，他跟着管教往外走，左脚拖着，走两步顿一下。走到门口，他回过头，朝玻璃这边看了一眼，抬了抬手，很轻地摆了摆。
　　闻朔把听筒放回原位，站起来。她的腿有点麻，站了一下才站稳。
　　从三楼下来，走廊里的门一道一道打开又关上。她走在值班民警后头，脚步放得很慢，好让对方不必等她。楼梯是水泥的，每一级都磨出了浅浅的凹痕。一层的登记窗口前排着队，有人在低声说话，也有人在填表，笔尖压在纸上。她路过时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才发现还不到十一点。
　　出了看守所，天还是阴的。她在停车场边的水泥台阶上坐下来，把装着二十七页纸的复制件放在膝上。按规定原件不能带走，但民警允许她复印。复印件是热乎乎的，从打印机里出来还带着温度。
　　她一页一页重新看。纸上有股味道，不是霉味，更像旧纸在潮气里放过很久之后那种闷闷的气味。有的纸边被手捏得发亮，那一角比别处薄。她把纸翻过来对着光看，能看见背面的字透出来，有些地方写了又划，划得很重，纸都被划破了。看到那七遍 “妈走了” 的时候，她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围墙。围墙很高，墙头上是刺铁丝，铁丝上落着几只麻雀。她想起自己办过的案子，想起那些在讯问室里低头的脸，想起自己曾经相信过的一句话：证据不会说谎。

　　她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上只有一行字，写在纸的上半部，字迹很正，像是练过很多遍。

　　“如果有一天我出去了。”

　　后面是空的，一直空到纸的底边，没有句号。
　　她把这一页举起来，对着天光看了看。纸很薄，光透过去，什么也没有。
　　她想起警校的时候，教材上有这个案子。不是全案，是一节，讲的是 “现场物证与口供互相印证”。老师念了一段，说这个案子办得干净，四十八小时突破，人赃并获。她当时把这段话抄在笔记本上，抄完还在旁边画了一条线。后来她带新人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例子。她讲过 “四十八小时”。她讲过 “铁证如山”。
　　她记得那间教室，记得投影仪的风扇声，记得后排有个学员打瞌睡。那节课讲完，有个学员举手问她，老师，这个案子有没有疑点。她说没有，物证、口供、现场，三样都对得上。学员点了点头，把笔放下。她当时觉得自己答得很干脆。
　　现在她坐在台阶上，手里是一沓复印件，纸上有一个人十七年的日子。她想不起来那节课上她有没有说过沈明山三个字。大概说过。她大概是用一种很平稳的语气念出这个名字，然后说，凶手归案，案件告破。
　　她坐在台阶上，风把纸吹得翻了一页。她伸手按住，纸边割了一下手指，很浅的一道。
　　手机是在储物柜里拿回来的。开机之后，屏幕上跳出三条消息。一条是郑队的，问她会见情况，让她写成书面材料报上去。一条是小周的，说物证已经送到省里，鉴定中心收了。第三条是付清禾的，只有四个字：“见着了吗。”
　　她盯着那四个字，回了一条：“见着了。”
　　过了几秒，对方回：“他怎么样。”
　　她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最后发过去：“瘦了。话不多。给了我一封信，二十七页。”
　　这次对方隔了很久才回。回的是一句话：“你还好吗。”
　　闻朔坐在台阶上，看着这句话。她的手指悬在屏幕上，停了很久，最后打了两个字：“还好。”
　　发出去之后，她把手机扣在膝上，仰头看了一眼天。天是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山坳里的风一阵一阵。她知道 “还好” 这两个字是假的，对方也知道。可她现在不能说实话，这条消息会留在记录里，也许某一天会被人调出来看。
　　傍晚的时候，她给付清禾打了电话。响到第七声才接。
　　“喂。” 付清禾的声音有点哑，背景里有风声。
　　“在哪儿。”
　　“门口。刚把门关上。”
　　“有人去了。”
　　“嗯。” 付清禾停了一下，“来了三个人，没进门，在外头站了半个钟头，走的时候把我门口那盆花踢翻了。花盆碎了，土撒了一地。我出来扫，扫到一半，他们又回来看了一眼，我就进去了。”
　　闻朔握着手机，指节在机身上收紧。
　　“学校那边呢。” 闻朔问。
　　“停课通知下来了，写着配合调查。” 付清禾说，“课代表给我发消息，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快了。我没敢跟她说我不知道。”
　　“家长呢。”
　　“有两个家长在群里问，问得挺客气。我知道他们想问什么。” 她笑了一下，“你别用这种口气问我，像审讯。”
　　“我没有。”
　　“你有。” 付清禾说，“你一问 “家长呢”，我就想举手说报告政府，我知道的都说了。”
　　闻朔愣了一下，笑了一声。笑完喉咙又紧起来。
　　“报警了吗。”
　　“报了。” 付清禾说，“方民警来了，做了记录。他说这种事不好查，让我先把门关好。” 她顿了顿，声音轻下来，“你别急。我没事，花盆碎了就碎了，那盆花我本来也养不好。”
　　闻朔没有说话。她站在车边，风把她的外套掀起来一角。
　　“闻朔。” 付清禾忽然说，“你今天见他，是不是不好受。”
　　“嗯。”
　　“你别憋着。” 付清禾说，“你这个人，难受了就憋着，憋到最后连话都不会说。你在山里那回，脚崴了，肿得像馒头，我问你疼不疼，你说不疼，第二天走不动了才说。”
　　“这回不是脚。”
　　“我知道不是脚。” 付清禾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笑得很轻，“你这人，什么都能忍，就是不会说。你跟我说一句实话，就一句。”
　　闻朔靠在车门上，把额头抵在车窗的玻璃上。玻璃是凉的。
　　“我在台阶上坐了很久。” 她说，“我看了他写的信。他写了十七年，写了二十七页。他妈死的时候他在里头，他女儿搬走的时候他也在里头。他跟我说他不恨，他说恨是件费力的事。”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他还说了什么。”
　　“他问我，他的案子是不是要翻了。我说是。他说，那我得把这封信写完。”
　　付清禾没有立刻接话。风声从听筒里传过来，呼呼的。过了一会儿，她的声音才回来，比刚才低。
　　“闻朔，你听我说。” 她说，“这个案子翻过来，不是你一个人欠他的。你当年才多大，那案子不是你办的。你现在做的这些，是在还，不是在欠。”
　　“我讲过这个案子。” 闻朔说，“我带新人的时候讲过。我说这个案子办得干净，四十八小时突破，铁证如山。”
　　电话那边静了下来。这一次静得更久。闻朔能听见她的呼吸，一下一下，很稳。
　　“那你现在知道了。” 付清禾说。
　　“知道了。”
　　“知道就别再讲了。” 她说，“从今天起，你别再讲这个例子。谁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你欠的那部分，你后头慢慢还。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案子办到底，不是把自己办进去。”
　　闻朔闭了一下眼睛。风从山坳里刮下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
　　“你在村里小心。” 她说。
　　“我知道。” 付清禾说，“你也是。你要是撑不住，就给我发个消息。不用说话，发个句号也行。”
　　“句号？”
　　“嗯。发个句号，我就知道你在。”
　　挂电话之前，付清禾又补了一句。
　　“对了，我给你寄了个东西。走的是方民警的手，不违规。你别嫌难看。”
　　“什么东西。”
　　“到了你就知道。” 她说，“不值钱。”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才发动车。山路上的路灯隔得很远，灯下一段亮，灯与灯之间是黑的。雾从低处往上爬，爬过坡上的茶树，把树顶埋住一半。
　　第二天上午，方民警把一个纸包送到市局门卫室。门卫老陈打电话上来，说有人留了东西，让她下来签个字。她下楼，看见纸包放在登记台上，老陈正在翻本子。纸包不大，用旧报纸裹了两层，外面缠着透明胶，胶带上还沾着一小片泥。老陈让她在本子上签了名和时点，把笔递过来，又递了一张便条纸，说是送东西的人留了一句话。
　　便条上写着：“不违规，是私人物品，经过检查了。”
　　她拆纸包的时候，老陈在旁边看了一眼，没有问是什么。市局门口这些年送进来的东西不少，锦旗、检讨书、装着半块砖头的纸箱都有，他都只登记，不多问。她拿回办公室拆开，里面是一只布老虎，巴掌大，黄布做的，耳朵一只高一只低，眼睛是两颗黑扣子，针脚歪歪扭扭。
　　她认得这只老虎。她包里原来那只，是在山里那几天付清禾缝的，后来在清口搬东西的时候丢了。她找了两天，没找到，也没有跟人说过。
　　布老虎的肚子上用线绣了两个字，绣得很拙，横不平竖不直。她凑近看，是 “平安”。
　　她把布老虎翻过来，看见肚皮底下还有一道线，缝得比别处密，像是后来补的。她想起在山里那几天，付清禾坐在火塘边缝这个东西，针扎了手，含在嘴里吮了一下，说没事。她当时问她缝这个做什么，付清禾说，山里夜里冷，你抱着睡。
　　她坐在办公桌前，把布老虎放在桌上，手指在它的一只耳朵上按了一下。桌上还摊着那沓复印件，第一页的日期是十七年前的冬天。窗外有人在走廊里说话，声音远远的。她把布老虎拿起来，放进外套的内兜，贴着胸口的位置。
　　下午她把会见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三页，客观陈述，没有写自己的感受。写完她读了一遍，把 “他情绪平稳” 改成 “其情绪无明显波动”，把 “信中内容涉及其服刑期间生活” 改成 “信件内容主要为服刑期间个人记录”。改完签字，交给郑队。
　　郑队看完，把材料放在桌上，没有立刻说话。
　　“他状态怎么样。” 他问。
　　“不好。” 闻朔说，“人还在，精神已经磨得差不多了。他问我案子是不是要翻，我说是。他说他要把信写完。”
　　郑队点了点头，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材料我报上去。” 他说，“你这两天歇一歇。后面的事不会轻。”
　　“我知道。”
　　“还有。” 郑队抬头看她，“季崇德那边，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闻朔没有答。她站在桌前，两只手垂在身侧。
　　“你不去，他也会来找你。” 郑队说，“他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你最近忙不忙。我说忙。他哦了一声，就挂了。”
　　闻朔从办公楼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那个存了很多年的名字。手指停在拨号键上，没有按下去。
　　她把手机放回口袋，往停车场走。
　　回到家已经九点多。她把复印件摊在餐桌上，一页一页压平，想按日期排好。排到一半她发现排不成，日期是乱的，有些页没有日期，有些页同一天写了两遍，笔迹也不一样。她就不再排，按原来的顺序把纸摞好，用一根皮筋捆住，放在桌角。
　　她去卫生间洗了手，回来坐在桌前，把布老虎从内兜里拿出来，放在那沓纸旁边。屋里暖气的声音一阵一阵，窗外有车过去，灯从窗帘缝里扫过天花板。她伸手把台灯调亮了一点，翻开本子，开始写第二天的报告。
　　写到一半，她停下来，把笔放下。桌上的复印件捆得很整齐，皮筋勒住的地方纸边微微翘起来。她伸手把那沓纸往自己这边挪了挪，又推回去。
　　手机是在这时候响的。她以为是付清禾，拿起来看，屏幕上是一个存了很多年的名字。
　　是一条短信，很短：“小闻，明天晚上有空吗。来家里吃碗面。你师母包了荠菜馄饨，冻在冰箱里，说你爱吃。”
　　她坐在餐桌前，看着这条短信。台灯的光落在纸上，把那两行字照得很清楚。
　　她盯着那条短信，把手机放下，又拿起来，回了两个字：“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