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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荷官 澳门,凌晨 ...

  •   澳门,凌晨两点。

      永利皇宫的灯光永远不会暗,像一头吞噬时间和金钱的兽,趴在这座城市的动脉上。贵宾厅在二楼,地毯厚得踩不出声响,天花板上垂下来的水晶灯一盏比一盏贵,空气里混着雪茄、香水和筹码碰撞的声音。阮嘉棠站在□□台子后面,黑色修身西装一丝不苟,酒红色的鲻鱼头用发胶往后拢着,只留几缕碎发搭在耳侧,露出一整张过于漂亮的脸。

      他在这张台子站了快一年了。贵宾厅的客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能上这张台的,要么是内地来的大老板,要么是港澳两地的熟面孔。阮嘉棠的眼睛从他们进门那一刻就在看——看他们怎么拿筹码,看他们下注时看哪里,看他们赢了是笑还是松一口气。

      深棕色眼睛在灯光下显得很浅,有时候客人会多看两眼,他便弯一下嘴角,那颗泪痣跟着动一下,像某种无意的钩子。

      “阮生,开牌啦。”对面的客人敲了敲桌面。是个做建材的潮汕老板,姓陈,连着来了三晚,每晚输个一两百万,输完就拍桌子说“听日唔嚟”,第二天照样出现。

      阮嘉棠笑着应了一声“好”,翻牌的动作干净利落,手指骨节分明,指甲修得齐整。陈老板又输了,把牌一推,骂了句粗口,旁边马仔赶紧递酒。阮嘉棠不动声色地把桌面上的筹码收拢,按规矩报数,声音不高不低,语气里一点情绪都听不出来。赌场里最忌讳的就是荷官带情绪——客人赢了,你笑得不够真心,客人心里不痛快;客人输了,你笑得太过,客人又觉得你在嘲讽。阮嘉棠在这一行做了三年,早就把这张脸磨得比手里那副扑克牌还利索。

      他正低头理牌,余光扫到三号位的客人手指在桌沿轻轻敲了两下。那是种很细微的动作,三下短,一下长,隔了一会儿又重复。阮嘉棠认得这个节奏。上个月这张台子抓到过一个出千的,也是这套路数——敲桌沿给外面递信号,桌上有个同伙负责押注。他当时没吭声,等那局结束后才不紧不慢地叫了管事,把人请到后面“聊了聊”。

      今天这个,手法比上个月那个还嫩一点。阮嘉棠抬眼看了一下,三号位是个生面孔,四十来岁,戴了块绿水鬼,衬衫袖口磨得起毛边,表是假的。他笑了一下,把牌推过去让客人验牌,回来的时候顺手在台子下面按了一个键。

      赌场的保安系统反应很快,不到十分钟,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侧门进来,装作找人的样子,在那位生面孔身后站了一会儿。阮嘉棠继续发牌,语气温和地跟陈老板聊着闲天,问他要不要换换手气,去别的台子试试。陈老板正输得冒火,骂骂咧咧说换就换。那位生面孔见势不对,借口上厕所想起身,被“路人”保安客气地请去了后面的休息室。整个过程没惊动厅里的其他人,连音乐都没断。

      贵宾厅的管事后来专门过来了一趟,说了句“嘉棠,眼利”,拍了拍他肩膀。阮嘉棠笑着点头,没多说什么,接着站自己的台子。他从来不邀功,在赌场里,太爱显摆的人死得快,这个道理他十六岁就懂了。那时候他还在普通厅发牌,亲眼看见一个荷官因为多嘴,在停车场被人堵了,断了三根肋骨。赌场这碗饭,看着是端在手里,其实是含在嘴里,咽不下去就得吐出来。

      下班的时候天快亮了。

      阮嘉棠从员工通道出来,摘了领结往口袋里一塞,西装外套搭在胳膊上,衬衫夹还绷着,把裤腰勒得服服帖帖。走到停车场,他先习惯性地扫了一圈周围才上车。这习惯是这几年养出来的,说不上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某次下班被人跟了一条街之后。

      住处离赌场不远,开车十几分钟,一栋旧楼,电梯门关上要晃两下才肯动。他租了整层,两室一厅,一个人住,客厅收拾得干净,茶几上放着半包烟和一个打火机。卧室床头柜上有个相框,里面是他跟养父母的合照,那年他刚满十八,养父母陪他去办了成年手续,照片里三个人站得很开,笑都有点僵。

      阮嘉棠冲完凉出来,头发还滴着水,裹了条浴巾坐在沙发上,点了根烟。他打开手机,给妄言发了条消息:今日台面几多。

      妄言是他在拍卖行做事的朋友,赌场这边人多眼杂,有些消息不方便自己盯,妄言替他留个心眼。过了几分钟那边回过来:你嗰台大概八十,分到手上唔算多。

      阮嘉棠吐了口烟,在心里算了一下,这个月到手差不多四万出头,比上个月少了一点。够用,但不算多。他这人从小就知道钱是好东西,养父母待他不薄,但也就到“不薄”为止,小时候想要什么,得自己想办法。后来亲生父母那边找过来,他以为会不一样,结果人家给了笔钱,客客气气地说“你喺澳门都惯咗啦,我哋唔勉强你返去”,那之后他就明白了,有些东西是求不来的。

      烟抽了一半,手机又亮了。是厅里的经理,问他明天能不能加个班,说有个香港来的客人包了场,要几个熟手荷官。

      阮嘉棠回了个“得”,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香港来的。他盯着这几个字看了两秒,没多想,起身去关灯。卧室窗帘拉得严实,只留了一线缝,外面天已经蒙蒙亮了。他躺下来,闭眼前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天那张台子上的事——陈老板明天还会来,那个出千的生面孔八成已经被拉黑了,管事那句“眼利”可能意味着下个月排班的时候能多分几个好台子。

      都是些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阮嘉棠从来不失眠,躺下就能睡着,因为脑子从不往远了想。想远了没用,他从小就知道这个道理。

      第二天晚上,他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厅里。

      经理给他安排了最里面的那张贵宾台,说来的客人姓黎,香港那边有点名号,让他打起精神。阮嘉棠应了一声,去后台换了衣服,把头发重新打理了一下,出来的时候路过二楼的楼梯口,正碰上经理引着人往包厢走。

      他站住脚步,往旁边让了让。为首的人走在最前面,一身深灰西装,四六分的碎盖,眉眼很深,步伐不快不慢,走过来的时候目光从走廊扫过,不偏不倚在他身上停了一下。

      那眼神很深,说不上什么表情,就那么平平淡淡地看他一眼。

      阮嘉棠回望了一下,嘴角习惯性地弯起来,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笑,温温和和地偏了偏头。

      那人没回应,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了。

      阮嘉棠站在原地,等他们走远了,才继续往自己的台子走。他走到台子后面,把袖扣紧了紧,心里还想着那个眼神。跟平时那些客人不太一样,这个人看他的时候,眼里没什么欲望,倒像是在看一个什么东西,琢磨着值不值得拿起来细看。

      他低头理了理台面上的牌,把这念头压下去。香港来的,姓黎。他想起昨天经理说的包场的事,心想,大概就是这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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