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立麦》海棠山铁哥

1、第1章 识声

　　我学"一个人逗乐一群人"，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这话说起来，跟段子似的，可它真是这么回事。我家住在海棠山底下的小镇，镇子不大，一条主街走到头，用不了一根烟的工夫。我爸在矿上，我妈在街口的国营小饭馆帮工，家里穷，穷到什么程度呢——我上学前，屋里一样带响的家什都没有，唯一出声的，是墙上那台挂了十几年的有线广播喇叭，白天播新闻，晚上播天气预报，咝咝啦啦的，跟喘不上气似的。

　　那年我九岁，也可能十岁。反正是个秋天，地里的庄稼收完了，我跟几个小伙伴去镇东头的废品站"寻宝"。说是寻宝，其实就是翻破烂，捡点能卖钱的铁皮铜丝，换两根冰棍钱。那天下午，我扒开一堆烂棉絮，底下压着一台收音机。

　　那是一台老掉牙的半导体收音机，外壳裂了，后盖没了，敞着膛，露出一堆零件，旋钮掉了一个，天线断了一截，跟个被打断腿的蚂蚱似的。小伙伴凑过来看了一眼，嫌破，走了。我没走。我在它跟前蹲了足有半个钟头，最后鬼使神差，把它揣进了怀里。

　　我妈看见我揣回来这么个破玩意儿，气得直骂："你捡这破烂干啥？咱家连电费都舍不得多交，你弄个哑巴收音机回来当宝贝？"我说："妈，它不哑巴，它能出声。"我妈说："你看它那样，它能出声？"我说："能。我修。"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我就是觉得，这玩意儿稀罕，稀罕得我心痒痒。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着了魔。我拿着它，去找学校管电的大李老师。大李老师戴个酒瓶底似的眼镜，爱鼓捣电器，看我这孩子魔怔，倒也不烦，拿改锥把收音机拆开，教我认：这个是电阻，那个是电容，这个是中周，那个是变压器。我学得比上课还认真。断的天线，我拿铜丝接上了；坏的旋钮，我从废品站又翻了一个换上；没后盖，我用硬纸板糊了一个。就这么鼓捣了七八天，那天傍晚，我把收音机往炕上一搁，拧开开关——"滋啦"一声，然后，一个声音从里头钻了出来。

　　满屋子，都是那个声音。

　　那是镇上广播站转播的电台节目，一个说评书的先生，正说到兴头上。他一口气学了三个人说话，学完老头学小孩，学完小孩又学老太太，一个人，一张嘴，把一屋子人全演活了。我坐在炕沿上，听得后脊梁一阵一阵发麻。我妈从外屋探进头来，听了一会儿，说："这谁啊？一个人咋能说出这么多人的动静？"

　　我说："妈，这是本事。"

　　从那天起，我算是入了"一个人的戏"。

　　那台收音机，信号也不好，白天全是杂音，可一到晚上，有个台就清楚了。九点钟，单口相声；十点钟，评书；十一点，还有个滑稽戏。我天天晚上趴在被窝里听，听到半夜，听到收音机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还舍不得关。我拿铅笔头，把里头的好词好句，一句一句记在本子上。我记不住字，就记音，用我认识的错别字往上糊弄。本子上写得歪歪扭扭，可那些话，我一句都没忘。

　　我开始学。白天在院里，我一个人，学收音机里那位先生——学他学老头，学他学小孩，学他学老太太。学得不像，就再来一遍。邻居王婶听见了，趴在墙头笑："铁柱，你一个人搁这儿唱戏呢？"我说："王婶，你听我这老头像不像？"我说了一句，王婶乐了："像！像你二大爷！"我就这么练，练得门口的老母鸡见了我都绕道走。

　　学校联欢会那年，老师让我出个节目。我说："我给大家来一段单口。"老师上下打量我："单口？你一个人？"我说："一个人就够。"那天我上台，一个人，把收音机里那段单口相声，连学带演，整整来了一遍。我学卖菜的，学打铁的，学一个怕媳妇的爷们儿，台下先是静，后来是乐，再后来，掌声跟下雨似的。那是铁柱这辈子，头一回一个人站在台上，把一屋子人逗乐了。

　　打那以后，我在镇上算是"出了名"。谁家来亲戚，都爱把我叫过去："铁柱，来，给你叔来一段。"我也不怵，往门口一站，学收音机里那位先生，一人分饰三角五角，把一屋子人逗得前仰后合。我妈嘴上嫌我"没正形"，可背地里，老跟人显摆："俺家铁柱，那嘴，随他爸，能说。"其实我爸嘴笨，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这话，是我妈自己编的。

　　有一回，镇上来了个说书的，在街口支了个摊儿，说《岳飞传》。我挤在人堆里听了一下午，听得入迷。散场的时候，说书先生收家伙什儿，我凑上去，说："先生，您收徒弟不？"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你会啥？"我说："我会学人说话。"我当场学了一段——学他，学他学岳飞，学他学秦桧。先生乐了，说："孩子，你这嘴，是老天爷赏的。可老天爷赏的东西，得拿日子养。你记住了：光会学，是戏子；会过日子，才是先生。"这话，我记了一辈子。

　　也是那一年，学校又组织联欢会，我一人分饰三角，把去年那段的"续集"说了。这回，连隔壁班的老师都来听了。散场之后，有个老师摸着我的头说："铁柱，你这孩子，往后，是吃'开口饭'的。"我不知道啥叫"开口饭"，可我知道，那是夸我。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头，一遍一遍地念叨那三个字：开口饭。开口，吃饭。吃饭，开口。我这辈子，算是认下这行了。

　　后来，我在废品站又翻到一样宝贝——一盘磁带。磁带皮上印着字，我认不全，可有一个词我认得：相声。我把磁带揣回家，跟大李老师借了个录音机，一听——好家伙，是单口相声，一个人说的，从头说到尾，不带喘气的。我宝贝得不行，翻来覆去地听，听到磁带的磁粉都磨秃了，听到每一句的接缝我都记得——哪一句说完，该喘气；喘几口，下一句才出来。我都知道。

　　我妈说："你听这玩意儿，能当饭吃？"我说："妈，你不懂，这是手艺。"

　　那盘磁带，我听了得有大半年。听到后来，录音机的磁头都把磁带磨出一道印儿来，那道印儿一过，声音就发飘，像隔着水。可我还是听。我听的不是词儿，是"气口"——哪儿该喘，哪儿该顿，哪儿该把声儿扬起来。我趴在炕上，拿个小本子，把那盘磁带的段子，一句一句"扒"下来。扒完了，我再自己说，说着说着，就成我自己的了。

　　街坊邻居都说，铁柱这孩子，魔怔了。大晌午的，一个人蹲在墙根底下，嘟嘟囔囔，一会儿学老头，一会儿学小孩，一会儿又学火车叫唤。有一回，我学火车进站，把我妈吓得从灶台后头蹦出来："啥动静？火车开咱家来了？"我说："妈，是我。"我妈又气又笑："你学啥不好，学火车。"我说："火车好，火车有气势。"打那以后，我家的动静，就全了：有火车，有马，有枪，还有我学的老太太骂街。

　　邻居王婶说："这孩子，怕是让收音机里的妖精迷住了。"我妈说："迷住就迷住吧，反正也不祸害人。"其实我知道我魔怔啥。我心里头，有个台子。台子上，一支看不见的麦。我对着它，一个人，说一整天，都不带累的。

　　那时候我还不懂，那种"一个人对着看不见的麦，说一整天"的瘾，是啥。后来我才知道，那叫"上台的瘾"。这瘾，一旦犯了，一辈子都戒不掉。

　　那台收音机，陪我过了三年。后来它彻底坏了，修不起来了。我把它拆了，零件卖了几块钱，壳子留下，垫在院子角落里。可它给我的东西，一直没坏——我知道这世上有一种本事，叫"一个人，一张嘴，一台戏"。

　　再往后，我长大成人，离开海棠山，去城里讨生活。车间干过，工地干过，什么活都干过，什么日子都过过。我早就不提"上台"这回事了，提起来自己都觉得臊得慌——一个捡收音机出身的孩子，凭啥想那些登台亮相的事？

　　可有些念头，你压不住。它就像那台收音机里的杂音，你以为它没了，其实它一直在那儿，咝咝啦啦的，等着一个台，把它调清楚。

　　那年我四十五岁，下岗了。我蹲在厂门口，抽了半包烟，心里空落落的。我想起海棠山，想起那台收音机，想起我一个人站在联欢会台上，把一屋子人逗乐的日子。

　　我想：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

　　可我没想到，那个台，还在后头等着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