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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签发之前 沈砚与顾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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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沈砚把XH-0719-06与此前找到的几份文件并排放在桌上。
《临时查阅事项登记》LS-0718-17。
《项目协调组临时事项处理单》XH-0719-06。
《临时核验材料接收清单》JC-0719-04。
三份文件的日期不同,作用也不同,却指向同一件事:有人要求对现场人员记录的来源进行核验,而这项要求最终进入了正式处理流程。
现在,最值得追查的,不是处理单上已经明确写出的内容。
而是它签发之前,发生了什么。
沈砚重新打开档案检索页面,输入XH-0719-06的编号,又将检索范围扩大到2007年7月18日至19日。
系统返回了两条结果。
第一条是他们已经看过的处理单。
第二条的名称却有些特别。
《临时事项签发与转办登记》。
编号:QZ-0718-12。
形成日期:2007年7月18日。
关联事项:现场人员记录来源核验。
沈砚坐直了身体。
“找到了。”
顾沉舟从另一侧走过来。
“是原始签发记录?”
“目前只能确认它是关联登记。是不是完整的原始记录,还要看内容。”
沈砚点开文件。
页面加载后,首先出现的是一段常规说明:临时事项由接收窗口登记,经项目协调组确认处理范围后,交由指定人员执行。
下面有三栏。
事项提出人。
审核人员。
执行人员。
事项提出人一栏没有填写姓名,而是引用了LS-0718-17。
审核人员一栏填写的是“项目协调组值班负责人”。
执行人员一栏则写着“待指定”。
最下面有一条时间记录:
7月18日,17时12分:来源核验申请进入协调流程,暂不并入正式事故资料。
沈砚盯着这行字。
“17时12分。”
顾沉舟很快反应过来。
“和之前的项目协调日志时间一致。”
“对。但这份文件提供了新的信息。”
沈砚将页面放大。
“它说明这不是一条后来补写进日志的普通备注。至少在这份签发与转办登记里,17时12分被单独记录为事项进入协调流程的时间。”
顾沉舟看向审核人员那一栏。
“值班负责人是谁?”
“还没找到姓名。”
沈砚向下滚动。
页面末尾还有一项附件记录。
附件编号:QZ-0718-12-A。
名称:临时核验事项提出依据。
状态:未随主卷归档。
两人同时安静下来。
他们终于找到一份直接关联核验要求的附件,却依然无法看到附件本身。
顾沉舟低声说:“又是缺失。”
“是缺失,但不能因此推断它被人故意拿走了。”
沈砚将文件下载保存。
“我们先确认附件是否曾经形成,再查它最后一次出现在哪里。”
第二天上午,档案部门给出了进一步检索结果。
QZ-0718-12-A并非只在签发登记中出现过。
2007年7月18日的《项目协调组收件目录》中,也有它的编号。
登记名称是:
《现场人员记录来源核验申请及依据》。
收件时间:17时06分。
经办窗口:临时材料窗口。
来源备注:关联LS-0718-17。
数量:一份。
处理意见:随QZ-0718-12流转。
沈砚把两份记录放在一起。
一份显示,附件在17时06分进入收件目录。
另一份显示,相关核验事项在17时12分进入协调流程。
两者之间相隔六分钟。
这六分钟不算长,却是目前第一次出现的、可以通过两份正式登记相互印证的时间间隔。
顾沉舟问:“能不能证明申请就是在这六分钟内被审核的?”
“不能。”
沈砚摇头。
“我们只能确认,收件登记时间是17时06分,进入协调流程的登记时间是17时12分。它们之间实际发生了哪些步骤,现有材料没有写清楚。”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
“而且,目录只能证明附件被登记为收件,不能单独证明今天找到的附件内容与当年原件完全一致。”
顾沉舟看着那两个时间。
“至少可以确定,来源核验申请不是事故发生后才出现的。”
“是。”
沈砚回答。
“这也是目前最重要的进展。”
事故发生在次日凌晨。
而前一天傍晚,相关核验事项已经进入正式流程。
这意味着,他们接下来可以追查的范围,终于从事故后的材料去向,向前推进到了事故发生之前的申请与审核过程。
上午十一点,沈砚联系了档案部门,申请查阅QZ-0718-12-A的相关目录和历史调阅记录。
负责答复的工作人员说明,附件原件目前没有在主卷中找到,但旧目录保留了一条单独的调阅登记。
编号:DY-0720-03。
调阅日期:2007年7月20日。
调阅事由:核对临时核验事项的申请依据。
申请部门:项目协调组。
经办人员:周启明。
归还情况:已登记归还。
沈砚看完后,没有马上说话。
顾沉舟先开口:“周启明在7月19日接收了补充页,20日又调阅过申请依据。”
“是,但这两件事必须分开。”
沈砚把记录放大。
“7月19日,他接收的是现场人员初核表及补充页。7月20日,他调阅的是核验事项的申请依据。我们还不能确认他是否看到了完整附件,也不知道他调阅后做了什么。”
顾沉舟沉默片刻。
“不过,他至少可能知道这项核验为什么会被提出。”
“可能。”
沈砚没有否认。
“所以我们要继续核对调阅登记,尤其是归还时的页数、附件编号和备注。”
他在调查日志中增加了一条:
待核:DY-0720-03调阅材料的实际内容及归还状态。
周启明已经配合过一次核对。
他们不能仅凭新的记录就认定他有所隐瞒,也不能把他当作唯一的调查方向。
但这份记录确实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问题: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为什么有人需要重新核对那份核验申请的提出依据?
如果只是普通归档,为什么要单独调阅?
如果是为了继续核验,为什么附件没有完整留在主卷中?
这些问题暂时都没有答案。
下午两点,顾沉舟根据新发现的编号,重新查阅了旧管理楼的访客登记。
他没有直接搜索顾明川的名字,而是先按时间筛选。
2007年7月18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结果里,顾明川的访客记录依然存在。
16时42分,到达东港旧管理楼。
事由:核对临时材料保管要求。
接待人:姓陈。
16时55分,事项转项目协调组。
17时06分,相关核验申请进入临时材料窗口收件目录。
顾沉舟把三个时间依次写在纸上。
16时42分。
16时55分。
17时06分。
沈砚走到他身边,看着纸面。
“顾明川到访,与核验申请进入收件目录之间,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顾沉舟抬起头。
“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
“有可能有关,但现在不能确认。”
沈砚指向访客登记。
“顾明川的到访事由是核对临时材料保管要求。核验申请的事由是核对现场人员记录来源。两者都涉及临时材料,但涉及临时材料,不代表它们就是同一件事。”
顾沉舟缓缓点头。
他知道沈砚说得对。
父亲可能参与了这项核验,也可能只是与相关流程存在其他联系。
如果他们想证明两者有关,就必须找到能够直接连接它们的证据。
比如访客登记对应的事项编号,或者接待人留下的正式记录。
“那我们下一步查什么?”
“接待记录。”
沈砚回答。
“既然访客登记写了接待人姓陈,应该先核对当天值班表,确认谁负责接待。再查16时55分转交项目协调组时,有没有对应的事项编号。”
顾沉舟看着那张纸,忽然问:
“如果接待人确实是陈述呢?”
沈砚没有立即回答。
“那只能确认陈述曾经接待过顾明川,或者经手过相关访客事项。至于他和核验申请有没有直接关系,还要看具体记录。”
顾沉舟点了点头。
他已经逐渐习惯沈砚这样的回答。
不急着把一个名字写进结论里。
不因为某条线索终于出现,就把所有尚未证实的可能性当作事实。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怀疑。
恰恰相反,是为了让怀疑能够继续向前,而不是在最早出现的答案面前停下来。
下午四点,档案部门又传来一份旧值班表的扫描件。
文件名称:《东港旧管理楼临时接待值班记录》。
日期:2007年7月18日。
16时至18时,临时材料窗口的接待人员登记为陈述。
但值班表的备注栏还写着一句话:
“涉及项目协调组事项,由当班人员登记后转交,不负责核验材料内容。”
沈砚看完,轻轻敲了敲桌面。
“现在可以确认,陈述当天在临时材料窗口值班。”
顾沉舟问:“那他就是接待我父亲的人?”
“还不能完全确认。”
沈砚指向访客登记中的接待人栏。
“访客登记只写了姓氏,而值班表说明陈述是当班人员。两份记录相互吻合,但我们还需要核对访客登记的原始签名或交接记录,才能更有把握地确认具体接待人。”
他把值班表保存下来。
“另外,备注也很重要。窗口人员负责登记和转交,不负责核验材料内容。即使最终确认陈述接待了顾明川,也不能据此认定他审核了核验申请,或者决定了补充页的处理方式。”
顾沉舟看着屏幕。
那个曾经在许多文件中出现的名字,终于有了一项相对明确的职责。
但这项职责并没有让谜团变得简单。
它只是把几个原本混在一起的问题分开了。
谁提出核验?
谁接收申请?
谁决定处理范围?
谁执行材料核对?
谁负责后续保管?
这些问题可能涉及不同的人,也可能由不同部门先后完成。
如果他们把这些角色混为一谈,就可能把经手、审核和决定当成同一件事。
沈砚将值班表与访客登记放进同一个资料夹,却分别标注了证据用途。
一份用于确认当班人员。
一份用于确认顾明川的到访记录。
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还需要下一份材料。
晚上七点,顾沉舟收到了一个旧档案扫描件的补充说明。
档案部门在核对QZ-0718-12-A的历史目录时,发现原附件的页数登记存在差异。
7月18日收件目录记载:一份。
7月19日转办目录记载:一份。
但7月20日的调阅记录中,材料页数栏没有填写。
归还登记则只写着“按原事项归还”,没有具体页数。
这并不能证明附件被抽走或替换。
却说明,他们无法仅凭现有目录确认7月20日调阅前后,附件的实际状态是否完全一致。
沈砚把补充说明读了两遍。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追的。”
顾沉舟问:“附件的去向?”
“更准确地说,是附件在不同环节的实际状态。”
沈砚调出时间线。
7月18日,申请依据被登记收件。
7月18日,核验事项进入协调流程。
7月19日,周启明接收现场人员初核表与补充页。
7月20日,周启明调阅申请依据。
每一步都有记录。
但每一步之间,都还缺少一些能够证明材料实际状态的细节。
沈砚把这些空缺分别列出,没有把它们写成“被取走”“被隐藏”或“被替换”。
因为现在没有证据支持这些判断。
他们要查的是,材料是否按登记要求流转,实际交接是否与记录一致,以及核验事项后来为什么一直没有完成。
这三个问题,比直接猜测谁动过文件更接近事实。
晚上九点,沈砚合上电脑。
顾沉舟还坐在桌旁,反复看着父亲的访客登记。
“你觉得他那天去旧管理楼,是为了提出核验申请吗?”
沈砚没有马上回答。
窗外的城市灯光落在桌面上,纸上的时间被映得有些模糊。
“我觉得值得查。”
他说。
“但我不能告诉你,他一定是为了这件事去的。”
顾沉舟低头看着那行字。
“如果真是他提出的,那至少说明他在事故发生前,就已经注意到了那份现场人员记录。”
“是。如果有独立证据证明申请人就是顾明川,我们才能把这个结论写进调查记录。”
沈砚停顿了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确认,7月18日确实存在来源核验申请;申请在事故发生前进入了正式流程;顾明川也在当天到访过旧管理楼。这三件事都是真实记录里的信息。”
“但它们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顾沉舟慢慢点头。
“明白。”
他将访客登记放回文件夹,没有再追问。
过了一会儿,他伸手握住沈砚的手。
这一次,沈砚没有看文件,也没有提醒他继续核对时间。
他只是安静地回握住。
他们已经在这起旧案里走了很久。
有些答案迟迟没有出现,有些名字仍然只剩下半截,有些记录看起来彼此靠近,却始终缺少最后一条能够将它们连接起来的证据。
但至少,他们正在逐渐接近那些曾经被模糊处理的环节。
而顾沉舟终于不再需要独自面对这些记录。
临睡前,沈砚将第七十二章的调查结论整理进档案。
第一,2007年7月18日17时06分,临时材料窗口登记收到《现场人员记录来源核验申请及依据》。
第二,17时12分,相关事项进入项目协调组流程,处理单要求在来源核验完成前,不得改变现有名单内容。
第三,2007年7月19日,周启明接收RY-0719-02-A与RY-0719-02-B,清单注明来源核验尚未完成。
第四,7月20日,周启明调阅过核验事项的申请依据,但现有记录未填写具体页数,归还登记也未确认实际页数。
第五,顾明川于7月18日到访东港旧管理楼;当天临时材料窗口由陈述值班,但访客登记仅记录接待人姓氏,具体接待关系仍待核实。
沈砚保存文件时,注意到一个细节。
在QZ-0718-12的关联目录里,除了已经查到的申请依据,还有一条从未出现在此前材料中的备注:
“签发前核对原提出人身份;如无法确认,暂缓完成核验流程。”
备注没有署名。
也没有注明具体执行人。
沈砚将它单独标记出来。
这条备注不能证明顾明川就是申请人,也不能证明有人故意阻止核验。
但它至少说明,当时的流程已经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
提出核验的人是谁,可能会影响这项核验能否继续完成。
他关掉屏幕前,给顾沉舟发去最后一条消息。
“下一步查原提出人身份核验记录。不是先认定顾明川就是申请人,而是确认当年有没有人正式核验过这个身份,以及核验结果去了哪里。”
几秒后,顾沉舟回复:
“好。我们从原始记录开始。”
沈砚看着那句话,轻轻笑了一下。
然后,他在调查日志的末尾写下新的问题:
如果核验要求在事故前就已提出,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究竟是谁负责确认提出人的身份?
这一次,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调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