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冷过完》仲冬廿陆

8、第二章童年记忆（二）

　　我在澳门的路边站着等车。冬天，风从海上过来，是暖的；我穿着单衣站在外面，也不冷。

　　身后是湖，水柱又起来了，音乐开得很大，一整排人举着手机。旁边那扇金色的大门开着，门里是一整个大厅的花。

　　我从人堆里往外走，看见路边有一个人牵着一条狗。

　　很小一只。链子是细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牌子——澳门的狗上街要牵着，也要挂牌，牌子上有它的编号。

　　它跟着人从那扇金色大门外面走过去。我没有看见它进去。

　　我在澳门的路边看一条狗，看着看着，看见的是另一条。

　　另一条也是小的，黑的。它跟了我十几年，我们家没有一个人给它拍过一张照片。

　　小黑是干爹送来的。干爹是我爸的拜把兄弟。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家里多了一只特别小的狗，黑得连眼睛都找不着。

　　名字是我起的。它通身都是黑的，那就叫小黑。我一叫它，它就回来。

　　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给什么东西起名字。我自己的名字是我爸起的，家里人管我叫王妍——这件事没有人跟我商量过。给一只狗起名的时候，也没有人跟我商量，可那是我自己定的。

　　它太小了。大门口旁边有一个出水口，是早年冲洗院子留下来的，它就从那个洞里钻进钻出。

　　它没有窝。院子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专门给它买的——不像我那张婴儿床，是家里特意添置的。它也不需要窝：夏天在树底下，冬天在床底下，下雨就上廊子。我们家的门锁不住它——不是它有多大本事，是它太小了，这院里哪儿都有它的缝。

　　我爸那时候有拜把兄弟，走动得勤。他这个人一辈子对兄弟最舍得——这个我是后来才明白的。送来一只小狗，在他那儿大概是件很小的事。

　　我住的那间屋子没有窗，进出只有一扇门。它可以从一个洞里出去，也可以从另一个洞里回来。

　　它常常趴在爷爷奶奶那屋的床底下。那是屋里最黑的一块地方，谁也踩不着它。聪明。

　　后来它上了年纪，胸口长出一撮白毛。一年比一年白。

　　我小时候跟它说话。

　　那时候家里没有人问我想什么。有人问我考了多少分，有人问我吃不吃饭，有人问我为什么又留堂，没有人问我高不高兴。它就蹲在那儿，我一开口，它就听着。

　　不高兴了跟它说，高兴了也跟它说。留堂了说，考差了说，家里吵架了也说。它什么都听见了，一句也不会说出去。

　　我们家很少有什么事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小黑算一件。爷爷奶奶喜欢，爸爸妈妈也喜欢；我妈说它乖。它是这个家里唯一一样不用站队的活东西。

　　它也是这个家里唯一一样不需要我拿东西去换的活物。它不看分数，不看我这周哭没哭，不在乎爷爷有多少个孙女。我过去，它就过来。

　　上幼儿园、后来上小学，是爷爷送我。他骑一台电动三轮车，冬天自己在车后面搭了一个棚子：他在前面骑，我坐在后面的棚子里，黑着，暖着，看不见路。小黑有时候跟我一起坐后面。

　　棚子里是黑的，看不见路，只看得见脚下一块地在动。车一开，风声和机器的声音把什么都盖住了。

　　晚上回来，车还没到门口，它就听见了。从家里跑出来，摇着尾巴站在门口等。

　　它认得出那台车的声音。一院子的人里，只有它每次都出来迎。它站在门口，尾巴摇得连屁股一起动，人还没下车它就绕着轮子转。那时候我觉得它是在等我。后来想想，也许它只是等那台车——可是那台车每天都载着我回来。

　　它吃的是玉米面，掺上猪下水——就是人不吃的那些内脏，煮一大锅。剩饭剩骨头也算它的。它这一辈子没有吃过一次狗粮。

　　狗粮是狗里的方便面。这话是我后来才懂的。那时候它在我们村里吃的东西，比人还杂。

　　我出门遛弯它也跟着，我走它就走，我停它就停，跑远了再跑回来。村里人看着，都知道那是老王家闺女的狗。

　　有一阵它年年丢。

　　一到时候它就出门，半个月不回来。头几次我急得不行，满村子找，跟我奶说它没了，跟我妈说它走丢了，谁都不当回事。气死我了——它是我们家的狗，凭什么想走就走。我以为它不要我了。果然有一天它从草丛里钻出来，抖抖身上的土，跟没事一样。我从那时候起就不着急了——它每年都会丢半个月，回来以后，村里就多一批小狗。

　　我上四五年级的时候，村里到处都是小黑狗。没有人给它们起名字，也都不是我们家的，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谁的孩子：一样的黑，一样的个头，只是胸口都还没有那一撮白。村里人给它起了个很难听的外号，我不说。它自己大概不知道。

　　它差点死过一回。

　　很小那年，它在路上走，一台大货车从路中间过去，轮子从它身上碾过去了。我们都以为完了。过了一会儿，它伸了个懒腰，抖了抖身上的灰，站起来跑掉了。它是在车过来的那一秒趴下的。

　　那么大的车从它身上过去，它抖抖灰就能站起来。那时候我以为它是不会死的。

　　初一还是初二，我记不准是哪一年，小黑死了。

　　是狗贩子下了药，塞在火腿里扔进院子。它吃了。

　　那些年村里丢狗是常事。有人专门收狗，火腿肠里裹着药，往院子里一扔，狗叼走就没了。火腿是好东西。它这一辈子没吃过几回好东西。

　　那天我不在。

　　我在姥姥家吃饭，我爸打电话过来，说小黑死了。

　　姥姥家的桌子跟我们家的不一样。那边的屋子随便，没那么多规矩，吃饭的时候不说话也不算出错。电话就是打到我坐的那张桌子上来的。

　　我不知道我爸在电话里还说了什么，我只听见那一句。

　　我就一边吃饭一边哭，眼泪掉进碗里。它没有品种。村里的土狗都长得差不多，村里人说这种狗不值钱——我们自己家里也这么说过。不值钱的东西才散养，才没人给它拍照片，也才没有人为它负责。可它是那时候唯一一个听我说话的东西。

　　我爸说，它死之前一直趴在家门口，呜呜地叫，眼睛里有眼泪。谁也救不回来。

　　它埋在胡同口的一棵树底下。

　　每年过年，家里还会给它放一挂炮。

　　那一挂炮响的那几秒，是它一年里唯一还出声的时候。

　　我后来查过澳门的规定。满三个月的狗要领准照，要植晶片；出门必须用链带牵着，还要戴上准照规定的识别标记；不带链带，罚澳门币两千元。

　　还有一条：遗弃动物，罚两万到十万澳门元。

　　两万到十万。我想起我们村那只——一根塞了药的火腿就够了。没有人罚任何人，也没有人问过一句。

　　那些小黑狗我一只也想不起来了。它每年丢的那半个月换来的那些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满村都是，现在一只都不剩。

　　我手机里有几千张照片。吃的、喝的、路上碰见的猫、朋友的脸、我跳的舞、我住的房间。

　　没有一张是小黑的。

　　家里能翻的相册我都翻过，也没有。它跟着我长大，跟了我十几年，一次也没有被拍下来过。

　　那几年手机早就能拍照了。它并不是生在一个没有相机的年代，它是生在一个没人觉得它值得被拍的家里。

　　我妈是给我记过日记的人。几斤几两、什么时候会翻身、第一颗牙、第一句话，她都往本子上写。她记的是我。

　　这个家里被记下来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东西：钱记在嘴上，念十几年；账记在本子里，谁的、多少、什么时候还；成绩记在纸上，考好了才有肯德基。它什么也不产出，所以什么都不剩。

　　我只记得它。一身黑，胸口那撮白毛一年比一年白。

　　可是我连一张照片都拿不出来，证明它在我家长大过。

　　（第二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