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咒怨小区贞子降临振狮开发区》美女邱莹莹

1、第 1 章

　　咒怨小区：贞子降临振狮开发区

　　第一章墙里的声音

　　一九八六年，农历丙寅年，虎年。

　　老人们说，虎年主凶，容易犯太岁。但振狮开发区的工地上没人信这个，推土机日夜轰鸣，搅拌机转个不停，工人们喊着号子，把一根根水泥桩打进脚下的土地里。这片曾经的乱石岗子，三个月前还是荒草和坟包，现在却要变成全市最大的居民小区。市里的领导说了，振狮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是让老百姓住上新房子的民心工程，必须在国庆节前交房。

　　工程进展得很快，快得有些不像话。

　　打地基的时候，推土机手老赵就觉出了不对劲。他的推土机一推到工地西北角，履带下面就传来“咯噔咯噔”的异响，像是碾碎了什么东西。他跳下车查看，泥土里翻出来的不是石块，而是碎砖烂瓦，还有几块已经朽烂得不成样子的木板。木板上的钉子锈得只剩个痕迹，轻轻一碰就碎了。老赵蹲在地上扒拉了两下，翻出一块发黑的骨头，比筷子粗不了多少，他骂了一声“晦气”，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土堆里。

　　“老赵，底下啥玩意儿？”开翻斗车的小刘叼着烟凑过来。

　　“没啥，估计是旧坟。早年间这块地是乱葬岗，你又不是不知道。”老赵拍了拍手上的泥，重新爬上驾驶室，“推平了事。”

　　小刘吐了口烟，眯着眼睛看了看那片翻出来的黑土，没再多问。工地上每天都有新鲜事，谁也没空管地底下埋着啥。

　　可后来几天，怪事就多了。

　　先是打桩机。打到14号楼位置的时候，桩机像撞上了什么硬东西，死活打不下去。工头让人换了台大功率的冲击钻，轰隆隆钻了半天，钻头提上来一看，上面缠着一缕头发，又黑又长，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工头骂骂咧咧地把头发扯下来扔了，让继续钻。结果刚钻了两下，钻机就冒了黑烟，彻底烧了电机。

　　换了新机器再钻，这次倒是顺利下去了，可打上来的桩孔里，往外渗水。那水冰凉冰凉的，夏天三十多度的高温，手伸进去待不了三秒就冻得发疼。水还带着一股子腥味，像是什么东西烂在里面了。

　　包工头老周心里发毛，偷偷去买了香烛纸钱，半夜在工地西北角烧了烧，嘴里念叨着“各路神仙莫怪，我们也是讨口饭吃，您该去哪儿去哪儿”。结果第二天早上，工人发现纸钱灰烬旁边的泥地上，清清楚楚印着一排小脚印，巴掌大小，光着脚丫子踩出来的，从灰堆旁边一直延伸到14号楼的地基坑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周脸色发白，当天就去找了开发商。开发商是个南方来的老板，姓陈，听完之后拍着桌子笑他迷信：“什么鬼不鬼的，这是科学时代！赶紧干活，国庆节前交不了房，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老周没办法，硬着头皮继续干。后面的工程倒是顺利了，再没出过什么幺蛾子。只是14号楼的地基坑，比其他楼多打了一倍的桩，混凝土灌得也比别处厚。老周说，这叫“压得住”。

　　九月底，14号楼率先竣工。

　　交房那天，鞭炮放得震天响，红色的纸屑铺了一地。第一批住户拿着崭新的钥匙，兴高采烈地搬了进去。他们大多是开发区工厂的职工，有的刚结婚，有的拖家带口，能分到新房子是天大的喜事。人们笑着、闹着，把家具往楼上搬，孩子们在楼道里跑来跑去，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充满希望的样子。

　　谁也没有注意到，14号楼单元门口的墙上，有一块水渍，形状活脱脱就是一个小小的人影，正对着进进出出的人们。

　　搬进404的老李，是第一批住户里最晚搬来的。

　　他本名叫李建国，三十出头，在开发区的机械厂当技术员。人是老实的，就是运气一直不太好。分房子按工龄排队，他排得靠后，好的楼层全被人挑走了，轮到他，就剩下一楼和顶楼。他想着顶楼采光好，就选了404。同事还跟他开玩笑，说“404，死零死，你这门牌号不太吉利啊”。老李当时没当回事，摆摆手说“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拎着行李就住了进去。

　　搬进去头几天，一切正常。老李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买了新窗帘，新床单，还在阳台上养了两盆月季。电视机是早就买好的，金星牌，十四寸，彩色，花了他小半年的工资。搬进来那天，他特意把电视机摆在卧室正对着床的位置，想着下班回来能躺着看会儿电视，舒坦。

　　第一个星期，确实舒坦。

　　第二个星期的某天晚上，老李第一次被吵醒了。是电视机的声音。“滋啦——滋啦——”那种雪花屏特有的白噪音，在半夜里格外刺耳。老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卧室里蓝幽幽的，电视机屏幕亮着，满屏的雪花点，把整个屋子照得忽明忽暗。

　　“妈的……”老李骂了一句，以为是遥控器压着了。他摸黑找到遥控器，按了电源键，电视机“啪”地关了。他把遥控器放到床头柜上，翻了个身继续睡。

　　第二天晚上，又是凌晨，电视机又开了。

　　老李把遥控器的电池抠了，没用。他把电视机的电源插头拔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插头好好地插在插座上，电视机屏幕还亮着，雪花点沙沙地响，像是一场永远下不完的雪。

　　他找来工厂的电工看了看，电工拿着万用表测了半天，挠着头说：“建国啊，你这线路没问题，电视机也没问题，我干了二十年电工，没见过拔了电还能自己亮的电视。”

　　老李心里发毛了。

　　他开始跟邻居打听，这一打听才知道，整栋14号楼，夜里都不太对劲。一楼的王婶说，她家半夜总有人敲门，打开门却一个人也没有，楼道里空荡荡的，只有一股冷风“呼”地灌进来。二楼的张家说，他们家的小孩连着好几天做噩梦，哭醒了就说“墙上有人，墙上有人”。三楼的刘大爷耳朵背，听不太清，但他说他养的那只画眉鸟，搬进来之后就再也没叫过，整天缩在笼子角落里，羽毛都蓬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了。

　　老李听完，心里更慌了。但他是个要面子的人，不想让同事看笑话，嘴上还硬撑着：“没事没事，老房子嘛，管道热胀冷缩，有点声音正常。”

　　嘴上这么说，晚上睡觉前，他把电视机推进了客厅，卧室门关得严严的。

　　然而，凌晨三点十七分，那熟悉的“啪”的一声，还是从客厅里传了过来。

　　然后是“滋啦——滋啦——”的雪花声，隔着门板，清清楚楚。

　　老李把被子蒙在头上，浑身发冷。他没有再起床去关电视。

　　从那以后，他习惯了。习惯每天凌晨三点十七分被那个声音吵醒，习惯在蓝幽幽的雪花光里睁着眼睛躺到天亮。他的黑眼圈越来越重，人也越来越瘦，厂里的同事问他咋了，他只说“失眠”。

　　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开始自言自语，有时候盯着墙壁发呆，一盯就是半个小时。隔壁的王婶有一次来借酱油，看见老李正对着卧室那面墙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是在跟什么人商量事情。王婶叫了他两声，他才猛地回过神来，一脸茫然地问：“啊？你什么时候来的？”

　　王婶吓得酱油都没借，转身就跑了。

　　九月末的一天傍晚，老李下班回来，在楼道里碰见了三楼的刘大爷。刘大爷正蹲在单元门口抽旱烟，看见老李，把他叫住了。

　　“建国，你过来。”

　　老李走过去，刘大爷递给他一支烟。两个人蹲在台阶上，谁也没先开口。

　　最后还是刘大爷打破了沉默：“你那电视机……还闹呢？”

　　老李点点头，没说话。

　　刘大爷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锅子里的火光一明一暗的。他压低声音说：“我跟你讲个事，你别往外传。”

　　老李侧过头。

　　“打地基的时候，我在工地上干过几天零工。”刘大爷的声音有些抖，“14号楼那位置，底下挖出来过东西。”

　　“什么东西？”

　　刘大爷沉默了一会儿，把烟锅子在台阶上磕了磕，磕出一小撮烧尽的烟灰。

　　“一口井。”他说，“一口老井，石头砌的，井口用一块大石板盖着。工头让人把石板掀了，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井里黑洞洞的，往下看不到底，就闻到一股子腥味。当时有个工人往下扔了块石头，你猜怎么着？”

　　老李没说话，但手指头有些发凉。

　　“扔下去连个响都没听着。”刘大爷的声音更低了，“那井深得没底。后来工头说填了填了，就往里灌水泥，灌了十几车，硬是没灌满。再后来上面催得紧，就用土把井口埋了，接着往上盖楼。”

　　刘大爷转过头来看着老李，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建国，你那屋，就是正对着那口井的位置。”

　　老李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想起每天凌晨三点十七分准时亮起的电视机，想起那些沙沙作响的雪花点，想起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冷。他想起有一次半夜醒来，感觉卧室里不止他一个人，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强烈得让他头皮发麻。

　　“那……那怎么办？”老李的声音有些哑。

　　刘大爷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搬吧。能搬就搬。”

　　老李没有搬。

　　他是想搬的，但房子刚分下来，手续还没办完，况且他能搬去哪儿？单位的宿舍早就退了，老婆又怀着孕在老家，他总不能腆着脸回去说“单位分的房子闹鬼”。再说，他是个党员，无神论者，传出去像什么话？

　　他决定忍。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

　　那是十月的一个傍晚。

　　天还没完全黑，夕阳像是凝固的血块，沉沉地挂在天边，把整片天空染成一种不自然的暗红色。小区里正是下班的时候，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家走，自行车铃铛“叮铃铃”地响着，孩子们在楼下追跑打闹，空气中飘着各家厨房里传出来的饭菜香。

　　一切都很正常。

　　然后，广播响了。

　　振狮开发区小区每个单元门口都装了广播喇叭，平时用来通知事情，什么“交电费了”“停水了”“明天打疫苗了”，都是居委会王大妈的声音。喇叭是那种老式的铁皮喇叭，挂在墙上，声音传得特别远。

　　那天傍晚，喇叭先是发出一阵尖锐的电流噪音。

　　“滋啦——滋啦——”

　　所有人都习惯了，以为是王大妈又要通知什么。有人放慢了脚步，有人抬头看了一眼喇叭。孩子们也停下来，仰着脸等着听。

　　但接下来传出来的，却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那声音又细又嫩，带着一种空旷的回音，像是从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音调平平的，没有起伏，每个字都拖得很长，听得人心里发毛。

　　“妈妈……”

　　“妈妈……你在哪儿呀……”

　　小区里正在走路的人停下了脚步。

　　“我找到了……”

　　“我找到爸爸了……”

　　“爸爸……他就在墙里……”

　　那声音清清楚楚地灌进每个人的耳朵里，像是贴着耳膜在说。单元门口、楼道里、窗户后面，凡是听到的人，都僵住了。

　　“好黑啊……妈妈……”

　　“我好冷……”

　　“来陪我吧……”

　　广播里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变成一种细细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像是小女孩在哭，又像是在哼一首不成调的儿歌。

　　整个小区安静了足足有十秒钟。

　　然后，王大妈从居委会办公室里冲了出来，手里还攥着半截毛线。她刚才正在给孙子织毛衣，根本没碰过广播。她跑到单元门口的喇叭底下，抬头看着那个铁皮喇叭，脸色煞白。

　　“谁？！谁家的孩子？！”她冲着喇叭喊，“别吓唬人啊！谁家的孩子！”

　　喇叭里只剩下“滋啦滋啦”的电流声。

　　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快……快看十四号楼！四楼！404！”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齐刷刷地转向十四号楼。

　　四楼，西边那户。404。

　　暮色中，那扇窗户黑洞洞的，没有开灯，像一只空荡荡的眼眶。窗玻璃反射着天边最后一缕暗红色的光，看上去阴沉沉的。

　　然后，那扇窗户上，伸出了手指。

　　一只。两只。三只。

　　苍白的手指，从窗户玻璃后面伸出来，指甲又黑又长，像是泡了很久很久的水。那些手指紧紧地扒着窗框和玻璃，指节弯曲着，像是要抓住什么。手指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整扇窗户，一层叠着一层，扒着、抓着、挠着。

　　“吱嘎——吱嘎——”

　　那种声音，隔着几十米传过来，像是有人用指甲在刮铁皮，一下一下的，刮得人牙根发酸，头皮发炸。

　　“鬼啊——！”

　　不知道是谁先喊出来的。人群瞬间炸了。

　　人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散奔逃，有人的菜篮子掉了，西红柿滚了一地；有人的自行车倒了，压在别人身上；有人尖叫着跑回家，“砰”地关上门，再也不敢出来。孩子们被大人死死搂在怀里，哭喊声响成一片。整个小区乱成了一锅粥。

　　王大妈瘫坐在喇叭底下的地上，手里的毛线团滚出去老远。

　　而广播喇叭里，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回更加清晰，像是在每个人耳边说的：

　　“妈妈……我好冷……”

　　“来陪我玩吧……”

　　十四号楼四楼，404室的窗户后面，那密密麻麻的手指还在不停地抓着、挠着。在那些手指的缝隙间，似乎有一张脸，一张惨白的、被黑色长发半遮着的脸，正贴在玻璃上，从四楼往下看着。

　　那张脸的嘴角，似乎微微向上翘着。

　　像是在笑。

　　人群散尽之后，小区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天色完全暗了下来，路灯还没有亮，只有十四号楼四楼的窗户里，透出一种蓝幽幽的光。

　　那是电视机的光。

　　雪花点的那种光。

　　沙沙地响着。

　　凌晨三点十七分。

　　公安局的人第二天早上就来了。

　　两辆绿色的吉普车停在小区门口，下来五六个穿制服的民警。带队的姓孙，四十来岁，国字脸，一脸严肃。他们是接到居委会的紧急报告来的，报告里写着“振狮开发区14号楼404室发生不明原因恐慌事件”，措辞很克制，但打电话的王大妈声音抖得话都说不利索。

　　孙队长先找了几个目击者问话。王大妈坐在居委会办公室里，捧着搪瓷缸子，手还在抖。她把傍晚的事情说了一遍，说到小女孩的声音时，声音又抖了起来。

　　“那声音……那声音不像是人发出来的……”王大妈说，“我们家小孙子今年五岁，说话奶声奶气的，但那声音……比五岁的孩子还小，还细……像是……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孙队长皱了皱眉，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又去找其他住户问。住在14号楼二楼的张师傅说，他听见广播里小女孩说“爸爸在墙里”，当时就觉得头皮发麻，因为他家那面靠楼道的主墙，从上个月开始就往外渗水，擦干了又渗，墙皮都泡烂了。

　　“我们家孩子天天哭，说墙上有人跟他说话。”张师傅的妻子在旁边补充，眼圈红红的，“我们以为是孩子做噩梦，现在想想……”

　　孙队长问了一圈，心里有了一些猜测。他干公安十几年，见过不少案子，有的是真案子，有的是人吓人。这种闹鬼的传闻，他在乡下见过好几次，最后查来查去，多半是有人装神弄鬼，或者集体癔症。

　　但404室的那台电视机，他得亲眼看看。

　　“走，上四楼看看。”孙队长招呼两个手下，还有居委会的王大妈带路。

　　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坏了，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日光。孙队长走在最前面，脚步踩在水泥楼梯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一楼、二楼、三楼，都还好。到了四楼，刚拐上楼梯口，孙队长就闻到了一股味道。

　　一股潮湿的、带着铁锈味的、阴冷的气息，像是走进了一个地下室。

　　“你们闻到了吗？”他问身后的人。

　　两个民警点点头。王大妈脸色发白，拽紧了衣角。

　　404室的防盗门关着，是老式的那种铁皮门，外面刷了一层绿漆，漆皮已经有些起泡了。孙队长敲了敲门。

　　“有人吗？公安局的。”

　　没有回应。

　　他又敲了两下，还是没动静。他伸手拉了拉门把手，门没锁，“吱呀”一声，缓缓地开了。

　　一股更浓的寒气从门缝里涌出来。

　　孙队长推开门，站在门口往里看。

　　屋子里很暗，窗帘拉着，只有从门缝透进去的光。他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一居室，客厅不大，靠墙摆着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桌上有个搪瓷碗，里面还有半碗泡面，汤已经凝住了，上面浮着一层白色的油花。墙角有个简易的衣柜，门关着。地面是水泥地，没铺瓷砖，有些潮，踩上去黏糊糊的。

　　客厅正中间，摆着那台金星牌彩电。

　　电视机开着。

　　屏幕上一片雪花，“滋啦滋啦”地响着，蓝白色的光把整个屋子照得忽明忽暗。

　　“建国？李建国？”孙队长喊了两声，没人应。他示意两个民警在门口等着，自己走了进去。他走到电视机跟前，伸手在屏幕上摸了一下，又缩了回来。屏幕是热的，说明开了很久了。

　　他绕到电视机后面看了看，电源线插在插座上，没什么异样。他又看了看插座，是普通的两孔插座，没有改装的痕迹。

　　“小刘，把电闸拉了。”孙队长说。

　　门口的一个民警跑到楼道里，找到电表箱，把404室的闸刀拉了下来。屋子里“啪”地一声，灯灭了。

　　但电视机还亮着。

　　屏幕上的雪花还在翻涌，“滋啦滋啦”的声音还在继续。

　　孙队长的后背有些发凉。他做了十几年公安，不信鬼不信神，但眼前这个东西，他解释不了。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忽然发现雪花点里有什么东西。

　　那东西是一帧一帧的，间隔很长时间才闪一下，如果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孙队长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看清楚了。

　　屏幕里有人。

　　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背对着镜头，站在一片浓雾中。她的头发又长又黑，披在肩膀上，裙子的下摆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走出来。她的肩膀在抖，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孙队长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撞到了身后的桌子，桌上的搪瓷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泡面汤洒了一地。

　　屏幕里的小女孩，缓缓地，开始转头。

　　她的动作很慢，每一帧都像是卡住了。脖子先转，然后是肩膀，最后是脸——

　　孙队长看到了半张脸。惨白的皮肤，黑色的头发遮住了一半，露出来的那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镜头。

　　盯着孙队长。

　　屏幕忽然“轰”地一声，变成了一片血红。

　　然后，雪花点再次出现，“滋啦滋啦”地响着。

　　电视机开始往外渗水。

　　不是从屏幕边缘，而是从屏幕正中间。水珠一颗一颗地从玻璃表面渗出来，像是有人在水幕的另一面往上泼水。那些水珠汇成细流，顺着屏幕往下淌，淌到电视机下面的柜子上，又滴到地上。

　　孙队长伸手接了一滴。

　　冰冷刺骨。

　　他缩回手，发现手指上沾着一种滑腻腻的东西，黏黏的，拉成丝。暗红色的，像血，又不是血，更像是……某种组织液。

　　一股浓重的腥味弥漫开来。

　　“撤！快撤！”孙队长喊了一声，三步并作两步冲出404室，把门“砰”地拉上了。

　　三个人在楼道里大口喘着气。王大妈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蹲在墙角，脸色灰白。

　　孙队长擦了擦额头的汗，转头对两个手下说：“这个案子，我回去跟局里汇报。你们俩记住了，这件事先不要往外说。”

　　他回头看了一眼404室紧闭的铁门。

　　门缝底下，有水渗出来。

　　暗红色的水，沿着楼道的水泥地，慢慢地往外淌。

　　孙队长他们在小区里待了一整天，把404室的情况前后查了个遍。他们找了开锁公司，把404室的门换了锁。他们找了电信局的人，把整栋楼的广播线路查了一遍。他们甚至找了供电局的人，把14号楼的电路图调了出来。

　　所有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广播线路正常，没有接外线，也没有录音设备。供电线路正常，404室没有偷电，也没有备用电源。也就是说，那台电视机，在电闸拉下之后还能亮，在电源拔掉之后还能亮，这在物理上无法解释。

　　“可能是某种电磁现象。”供电局的技术员在电话里对孙队长说，“以前也出过这种事，某些地区的磁场异常，会导致电子设备出现异常反应。不过你们说的那个电视机往外渗水……这个我真解释不了。”

　　孙队长把404室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交了上去。报告里他写了“疑似异常电磁现象”，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了。但他心里清楚，那份报告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

　　临走之前，他又去了一趟14号楼。

　　这次是白天，太阳很好，明晃晃地照着小区。楼下有老太太在晒太阳，有小孩在玩泥巴，一切看上去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昨晚的恐怖像是一场噩梦，醒了就散了。

　　孙队长走到14号楼单元门口，抬头看了一眼四楼。

　　404室的窗户关着，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但窗户玻璃上，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他盯着看了几秒钟。

　　窗户里面，一只苍白的小手，正贴着玻璃，慢慢地挥了挥。

　　像是在跟他告别。

　　孙队长猛地转过身，快步走向吉普车。他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老李没有回404。

　　他从工厂下班之后，直接去了单位的宿舍，跟同事挤了一晚。他没说为什么，同事也没问，只当他是跟老婆闹别扭了。但老李一夜没睡，坐在宿舍的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他的脑子里全是那个声音，那个小女孩的声音。

　　“爸爸……他就在墙里……”

　　老李的儿子，还有三个月就要出生了。

　　第二天早上，他去找了开发区的房管科，说要退房。房管科的人很惊讶，说房子刚分下来就要退，你这人怎么回事？老李编了个理由，说老家母亲病重，要回去照顾，房子用不上了。房管科的人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同意了，说退房可以，但要等一段时间办手续。

　　老李松了口气。

　　他收拾了宿舍里几件换洗衣服，准备回老家待一阵子。临走之前，他想回404拿点东西，主要是存折和一些证件。

　　那天下午，他一个人回到了14号楼。

　　楼道里空荡荡的，声控灯还是坏的。他上了四楼，掏出钥匙，打开了404的防盗门。

　　屋子里很暗，窗帘拉着。他打开灯，日光灯管“嗡嗡”地闪了两下，亮了，发出惨白的光。

　　一切都是他走时的样子。电视机关着，屏幕黑乎乎的，什么也没有。桌上的泡面碗还在，地面上的水渍已经干了，留下一圈暗褐色的痕迹。空气里还有那股潮湿的、带着铁锈味的寒气。

　　老李走到卧室门口，推开门。

　　卧室的窗帘拉着，很暗。他走到床头柜前，拉开抽屉，翻出存折和身份证。他又拉开衣柜，拿了两件冬天的衣服，胡乱塞进一个蛇皮袋里。

　　就在他拉上拉链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爸爸……”

　　很小很小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老李的身体僵住了。

　　“爸爸……你要走了吗……”

　　那声音又细又嫩，带着哭腔，就在他身后的墙里。

　　老李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

　　卧室的墙，靠床的那面墙，白色的墙皮上，不知什么时候鼓起来一大片。鼓包是圆形的，高高隆起，像是有个什么东西要从里面钻出来。墙皮被撑得裂开了一道道口子，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

　　那个鼓包，在动。

　　它一下一下地搏动着，像是有一颗心脏在里面跳。

　　然后，一只小小的手，从鼓包里伸了出来。

　　苍白的手指，指甲又黑又长，扒着裂开的墙皮，往外爬。先是一只手，然后是另一只手，然后是胳膊，然后是——

　　老李没有再看下去。

　　他扔下蛇皮袋，转身就跑。他跌跌撞撞地冲过客厅，冲过防盗门，冲下楼梯。他一步三个台阶，最后几步直接是从楼梯上滚下去的，膝盖磕在水泥地上，磕出了血。

　　他爬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跑出了14号楼。

　　他跑过小区门口的传达室，跑过那条栽着槐树的小路，跑上了开发区的主干道。路上有行人，有自行车，有拖拉机。阳光明晃晃的，照在他身上，他却觉得浑身冰凉，从里到外都是凉的。

　　他跑了很久，直到跑不动了，才扶着路边的一棵杨树喘气。他回头看了一眼，小区已经远远地甩在身后，14号楼在视线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他的膝盖在流血，手在抖，浑身上下被冷汗湿透了。

　　他低下头，发现自己的裤腿上，沾着一小片白色的东西。

　　他捏起来一看。

　　是一片墙皮。

　　上面带着一根细软的、黑色的头发。

　　老李走了之后，404室的门再也没有打开过。

　　但14号楼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老李跑掉的第二天晚上，二楼张家的孩子又开始哭。这回哭得更厉害，嗓子都哭哑了，一边哭一边指着卧室的墙喊：“他出来了！他出来了！爸爸在墙里！”

　　张师傅拿手电筒照了半天，墙上什么也没有。但他也听到了，墙里面，有“咚咚”的声音。

　　很轻，很有节奏，像是在敲门。

　　“咚，咚，咚。”

　　从墙里面敲。

　　一家三口当晚就搬走了，去了张师傅的父母家住。他们走的时候只带了几件随身衣服，家具、电器、锅碗瓢盆，全都扔在了屋里。

　　紧接着是四楼东边那户。那家姓赵，夫妻俩带一个上初中的女儿。他们没听到墙里的声音，但他们看到了更恐怖的东西。赵师傅说，那天晚上他起来上厕所，经过客厅的时候，看到阳台的晾衣架上挂着一个人。

　　一个穿白裙子的小女孩，悬在半空中，背对着他，脚不沾地。

　　赵师傅以为是女儿梦游，叫了一声女儿的名字。那个小女孩慢慢转过头来，赵师傅看到了一张惨白的脸，和一双黑洞洞的眼睛。

　　他直接瘫在了地上，等他回过神来再看，阳台上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晾衣架上的白衬衫在风里晃。

　　三楼刘大爷是走得最晚的。他其实早就想走了，但他舍不得，这套房子是他排了三十年队才分到的。他想着忍忍就过去了，反正他一把年纪了，也没啥好怕的。直到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听到床底下有人在哭。

　　“爷爷……我好冷……你下来陪我吧……”

　　刘大爷从床上弹了起来，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就跑出了门。他在楼下站到天亮，天一亮就去找房管科，死活要退房。

　　到十月底，14号楼总共二十四户，搬走了十九户。

　　剩下的五户，有的是没地方去，有的是不信邪。但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14号楼一到晚上就阴森森的，楼道里的灯全坏了，没人敢去修。风一吹，单元门就“吱呀吱呀”地响，听上去像有人在哭。楼前那几棵槐树，叶子掉得比别的树都早，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是无数只干枯的手。

　　小区里的其他楼栋也开始受到影响。有人说，晚上路过14号楼的时候，能看到四楼那扇窗户里透出蓝光，一闪一闪的，还听到电视雪花的声音。有人说，他家的收音机半夜会收到奇怪的信号，一个断断续续的、小女孩的歌声，唱的是日语，听不懂在唱什么，但听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还有人说，14号楼的地基下面，埋着一口井，井里有个女鬼，是从日本来的，专门附在电视机上，谁家电视机要是半夜自己开了，就是她来了，她会从电视里爬出来，把小孩拖进去。

　　这个说法越传越广，越传越邪乎。后来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说，那个女鬼叫贞子，在日本的时候就把人吓死了好几个，现在跑到中国来了。

　　不管是不是贞子，振狮开发区小区算是完了。

　　十一月中旬，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局联合发了一个通知，说14号楼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封闭维修，要求所有住户限期搬离。通知贴出来那天，楼下围了一大群人，有人拍手叫好，有人骂骂咧咧，还有人当场就哭了起来。

　　不管怎样，14号楼是待不下去了。

　　搬走的住户们被临时安置在附近的招待所和单位的宿舍里。他们带走了能带的东西，带不走的就锁在屋里。几天之后，14号楼的单元门被焊死了，铁皮门上贴了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封条。

　　从那天起，14号楼安静了下来。

　　白天路过，能看到那栋楼静静地立在小区最里面，所有的窗户都关着，有的拉着窗帘，有的没有。阳光照在楼面上，别的楼都亮堂堂的，唯独14号楼，似乎总蒙着一层淡淡的灰色，像是有一层看不见的纱罩着。

　　晚上就更不用说了，方圆几百米的人都绕道走，宁可多走十分钟，也不从14号楼跟前过。

　　只是偶尔，在凌晨三点十七分，会有路过的人说，他们看到14号楼四楼的一扇窗户，会突然亮起蓝光。

　　一闪一闪的。

　　然后，有雪花的声音。

　　“滋啦……滋啦……”

　　那声音不大，但穿透力极强，隔着很远都能听到，像是有人在调试一台老式收音机，怎么也调不到正确的频道。

　　再然后，如果仔细听，在雪花的声音里，似乎还夹着一个小小的、细细的声音。

　　在唱歌。

　　一首没有人听得懂的、日本童谣。

　　一九九零年，振狮开发区小区被整体拆除。

　　推土机开进来那天，是个阴天，天压得很低，云层像铅块一样沉甸甸的。施工队的人来了之后，先拆的是别的楼，最后才轮到14号楼。

　　队长特意挑了个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让人把焊死的单元门切开。切割机“嗤嗤”地冒着火星子，铁门倒下来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哐当”。

　　门后面，是黑漆漆的楼道。

　　一股冷风从楼道里涌出来，吹得几个工人一哆嗦。那风冰凉冰凉的，夹着一股潮湿的、带着铁锈味的腥气。

　　“操，这楼怎么这么阴？”一个工人骂了一句，缩了缩脖子。

　　队长没说话，挥了挥手，让推土机直接上。推土机的铲斗撞在楼体上，“轰”的一声，外墙裂开了一道缝。水泥块和砖头哗啦啦地往下掉。

　　铲斗又撞了一下，裂缝更大了。

　　然后，队长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从裂开的墙体里，掉出来一样东西，落在地上，发出“啪”的一声。队长走过去，弯腰捡了起来。

　　是一盘录像带。

　　没有标签，黑色的塑料外壳，上面沾满了灰和水泥碎屑。队长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没看出什么名堂。他不记得谁家搬家的时候会把录像带塞在墙里，也没听说过房子盖的时候会往墙里放录像带。

　　他把录像带揣进了包里，想着回去看看是什么。反正这楼马上就要推平了，里面的东西都是垃圾。

　　14号楼推平之后，工地上留下了一堆废墟。水泥块、钢筋、碎砖，堆得像座小山。队长让人清理现场，把有用的钢筋挑出来卖废铁，剩下的渣土拉走填坑。

　　清理到地基的时候，出了事。

　　挖机一铲子下去，挖出来一块大石板。石板很厚，起码有十几公分，上面长满了青苔，湿漉漉的。工人用铁锹撬了两下没撬动，又叫来几个人一起推，石板才“轰隆”一声翻了过来。

　　石板下面，是一口井。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井口不大，直径大概一米左右，石头砌的井沿，被水泥糊了一圈。水泥是新糊的，应该是盖楼的时候封的。但现在水泥裂开了一道缝，从缝里往外渗水，冰凉冰凉的，跟当年打桩时渗出来的水一样。

　　有人用手电筒往里照了照，什么也看不见，就看见黑。

　　“有多深？”有人问。

　　“谁知道，扔块石头试试。”

　　有人捡了块砖头扔下去。

　　砖头落下去之后，过了很久很久，才传来一声微弱的、沉闷的回响。那声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上来的。

　　“这他妈的得有多深……”扔砖头的人咽了口唾沫。

　　队长站在井边，低头往里面看了看，然后抬头看了看天。天还是阴沉沉的，云层压得更低了，远处有雷声在滚。风从井口里涌出来，带着那股熟悉的腥味，吹得人睁不开眼。

　　“填了。”队长说，“用水泥，给我灌满。”

　　工人们拉来了水泥搅拌机，一袋一袋的水泥往里倒。灌了整整十车，才把井口灌平。队长让人在上面又浇了一层混凝土，抹得严严实实的。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

　　电闪雷鸣，雨点跟瓢泼似的往下倒。工地上的工棚里，工人们缩在被窝里，听着外面的雷声，谁也没出去。

　　但住在工地附近的居民说，那天夜里，他们听到了一个声音。

　　一个细细的、嫩嫩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在雨里飘。

　　“妈妈……妈妈……”

　　“你在哪儿呀……”

　　“我好冷……我好冷啊……”

　　那声音在雨里飘了一整夜，直到天亮才消失。

　　第二天，队长让人把剩下的渣土全部拉走，把地整平。那块地后来种上了草，成了一个路边的小绿地。路过的人都说，那片草长得特别好，绿油油的，比别处的草都绿。

　　就是草地里从来不招虫子。

　　连蚂蚁都没有。

　　队长回到城里之后，把那盘录像带塞进了家里的录像机。

　　屏幕亮了。

　　满屏的雪花，“滋啦滋啦”地响着。

　　雪花点里，隐隐约约，有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背对着镜头，站在一片浓雾中。

　　她的头发又长又黑，湿漉漉地贴在肩膀上。她的脚底下没有影子。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

　　队长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按了停止键。

　　他把录像带取出来，装回那个黑色的塑料壳里，找了一个铁盒子，把录像带放进去，盖好盖子。

　　他拿着铁盒子下了楼，走到小区外面的垃圾站，把铁盒子扔进了垃圾桶。

　　他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他回头看了一眼垃圾桶。

　　垃圾桶里，那个铁盒子安安静静地躺在烂菜叶和塑料袋中间。

　　队长看了几秒钟，然后快步走开了。

　　从此以后，他家的电视机再也没有自己开过。

　　只是偶尔，在凌晨三点十七分，他会从梦中醒来，听到一个很细很细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像是在唱歌。

　　一首没有人听得懂的、日本童谣。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