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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月初七 安槐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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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槐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正在换一个电容。
铺子里的风扇嗡嗡转着，把一张收据吹到地上。她没捡，手里的螺丝刀抵着电容底座，拇指压住刀柄转了两圈，旧的拆下来，新的卡进去，焊点补上。做完这些才直起腰，用袖子抹了一把汗。电话就响了。
“安师傅，”那边说，“是我，六楼那个。”
安槐认得这个声音。姓陈，独居，七十多岁。去年冬天安槐去给她修过一台窗机，老式的，压缩机卡死了。安槐说修不好，建议换新的。老太太说换不起，能撑就撑。安槐没再劝，回去之后翻了一台旧拆机，把压缩机拆下来洗了洗，第二天扛过去装上了。没收钱。
“空调又坏了？”安槐问。
“不是空调，”老太太的声音顿了顿，“是……它又开始响了。”
安槐握着听筒没说话。
“跟去年一样，”老太太说，“一到半夜，那种声音就出来了。像有东西在里头叹气。”
“这几天家里冷不冷？”
“不冷，”老太太说，“就是响。半夜响，早上就没了。我不敢开。”
安槐说：“我下午过去。”
挂了电话。她把电容换好的那台机器重新装上外壳，螺丝拧了三颗，第四颗找不到了。她蹲在地上找了一会儿，没找到，把那三颗又紧了半圈。“回头补。”她对自己说。
下午两点，太阳最毒的时候，安槐骑电动车穿过城中村。
巷子窄，两边晾着被单和小孩的校服，湿的，经过的时候有一股洗衣粉味。一只狸花猫趴在电动车上睡觉，她绕了一下，没按喇叭。经过卖豆花的摊子，老板娘在切葱花，刀起刀落，声音很脆。安槐没有停。
到那栋楼下的时候是两点十七分。六层的老楼，外墙的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像掉了牙的嘴。楼梯间很暗，声控灯坏了，安槐踩了两下脚，没亮，就摸着扶手上去了。
五楼半的地方她停了一下。
她听见了。
很轻，很细，从六楼的方向渗下来。有点像风吹过窗户缝，但安槐听空调听了六年，她知道什么声音是风、什么声音是氟利昂在铜管里走、什么声音是压缩机快死了。这个声音不是这些。
它更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铜管里头翻身。
安槐站在五楼半的拐角，汗从后颈往下淌，但手指是凉的。
她低头看了一眼工具箱。最外层的小格里放着一个铁盒。她把铁盒打开，里面是一把紫铜扳手和一张折起来的纸条。纸条上的字是圆珠笔写的，蓝色，笔迹很轻，像写字的人没吃饭：
“别怕，我也看见过。”
安槐把纸条折回去，铁盒关上，拉链拉好。
然后她上了六楼。
老太太站在门口等她。穿一件灰蓝色的短袖，头发是白的，人比去年又瘦了一圈，两只手交叠在身前，像在攥着什么东西。
“安师傅，”她让开门口，“你听。”
安槐走进去。屋里有一股旧衣服的味道，混着一点薄荷油。客厅不大，窗台上放了一盆绿萝，叶子耷拉着，像渴了。那台窗机嵌在墙里，外壳是米黄色的，边角的漆已经剥了。
安槐没急着动手。她站在机器前面，听。
空调是关着的，电源线拔了，插头搁在窗台上。但安槐把耳朵贴上去的时候——
她听见了。
像有什么东西在机器肚子里翻了个身，铜管颤了一下，很轻，几乎要被外面街上的车声盖过去。但安槐听见了。
她把工具箱放在地上，拉开拉链。手指触到那把紫铜扳手的时候，停了一秒。
“陈姨，”她说，“您先下楼，去豆花摊坐一会儿。”
“用不用——”
“不用。”安槐说，“我一个人就行。”
老太太走了。门关上之后，屋里突然很静。静得像空调被拔掉插头那一瞬间，整个房间突然少了什么。
安槐蹲下来，把外壳的螺丝拆了。
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的螺丝孔是空的，像有人拆过。她顿了一下，把外壳轻轻掀开。
冷气扑面而来。安槐眯了一下眼。
机器里面的铜管上，结了一层很薄的霜。霜是白的，但跟普通的霜不一样，那种白更细、更密，像有人用最细的盐撒上去的。霜从铜管表面漫出来，沿着管壁往下爬，一直爬到压缩机的壳上。
安槐盯着那层霜。
然后她听见了一声很轻的喘息。从压缩机里面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