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我之前》听笑笑

4、演戏 小学宿舍里

　　小学宿舍里挤着三十多个孩子，木架床一张挨着一张，每张床都睡两个人。夏天闷热得像蒸笼，夜里翻个身，床板都会“吱呀”响。
　　与我同睡上铺的是林小萍。她是班里名列前茅的女生，总是穿得整洁干净，校服洗得发白、没有一点褶皱。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紧紧束在脑后，露出宽大而明亮的额头，连头皮都被拉得发紧。
　　她的母亲隔三差五会提着保温桶来看她，里面装着炖汤、鸡蛋或糖水。宿舍里的孩子们闻到香味，总会忍不住偷偷张望。更让人羡慕的是，她每星期还有五元零花钱。那时候的五元，已经够买许多零食和文具。
　　林小萍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待。她成绩始终排在前列，每天早早起床背书，晚上熄灯前还在做题。老师提起她，总是满意地点头，说她“自律”“积极”“有目标”。可她的“自律”和“积极”，却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宿舍和教室都有轮流值日的安排，别人扫地、拖地、倒垃圾时，她常常坐在位置上写作业，仿佛那些事情与自己无关。实在躲不过了，她也只是象征性地挥两下扫把，草草了事。她觉得，这些事情太浪费时间了。
　　排队打水、洗漱、洗澡时，她直接挤到前头去。有人不满地提醒她，她扶一下眼镜，装作没听见。大家虽然心里有怨气，却也没人真和她争。因为她是课代表，是老师最喜欢的优等生，是那个永远被贴在光荣榜上的名字。很多时候，大家只能默默给她“让路”。
　　有一天晚自习结束，宿舍熄灯铃已经响了，林小萍才匆匆回到寝室。她一句话也没说，径直爬上床，把铺在床板上的凉席掀到一边，宁愿睡在硬邦邦的木板上。
　　我有点不解，小声问她：“怎么了？”
　　她侧过身，语气淡淡的：“这个凉席是你买的，我不想睡别人的。”
　　那一瞬间，宿舍忽然安静下来。室友们齐刷刷望向我，我却一脸茫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林小萍请假了。
　　前一夜，她几乎整晚都在翻身，上铺下铺被她弄得不停作响，床架“哐当哐当”地晃，害得整个宿舍的人都睡不好。大家知道她脾气不好，也知道老师偏爱她，心里再不满，也没人敢说什么。我顶着浓重的黑眼圈去上课，脑袋昏沉沉的。
　　下午课间时，班主任忽然把我叫到办公室。
　　她一开口便质问：“你是怎么欺负林小萍的？”
　　我一下懵了，只能不断解释：“我没有，我从来没欺负过任何同学。”
　　班主任皱着眉，显得很不耐烦：“林小萍的手骨折了，她说是同铺的同学把她踢下床导致的。”
　　“不是我！”我急得声音都发颤，“我根本没有踢她！”
　　可无论我怎么解释，班主任都只是摆摆手，像懒得再听下去。“行了，下周一把双方家长叫来学校。你先回去上课吧。”
　　我不知所措，浑浑噩噩地回到教室。
　　这一节是数学课。数学老师五十多岁，留着干练的短发，目光锐利得像能一眼看穿题目的漏洞。她声音洪亮，只要一开口，整个教室都会瞬间安静下来。
　　那天，她没有立刻让大家翻开课本，而是站在讲台上，沉着脸说：“今天上课前，我要批评一位同学。”
　　教室一下静得落针可闻。
　　“有家长投诉到学校，说咱们班有位同学自私自利，不肯分享自己的凉席和床铺，甚至把别人踹下床，导致同学骨折......”
　　几十双眼睛，几乎同时朝我看过来。
　　我坐在那里，只觉得浑身的血一下凉透了。
　　明明就在刚才，我还在办公室里一遍遍解释：是林小萍自己突然把凉席掀开，我根本不知道原因；她整夜翻来覆去，害得所有人都没睡好；至于踢她下床，更是从头到尾都不存在的事。
　　可那些解释，轻飘飘的，像掉进水里的纸团，没有一个人愿意认真听。谣言和谎言，总是比真相跑得更快。
　　下课后，我终于忍不住，掩着脸哭了出来。同学们很快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老师在办公室说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们。同桌梁晓颖打抱不平地喊道：“这怎么可能？根本不是这样的。”
　　班长李聪一站出来，说愿意陪我去找老师，把那晚的经过说清楚，找同学给我作证。
　　可比起林小萍的指控，更让我害怕的，是周一的家长会面。我的父亲本就不愿意让我来中心小学读书。在他看来，读书并不重要，能不能少添麻烦才是关键。要是让他知道我“闯祸”了，一日三餐都没法吃上了。
　　那个年纪，我想留在中心小学，并不是看重它的师资与学习氛围，而是住宿学校一天管三顿饭。在村里，奶奶做饭时，总是先给堂哥和弟弟们盛好，剩下的才轮到我。很多时候根本不够吃，我只能喝井水顶着饥饿。那种空空的感觉，比林小萍的污蔑更难受。
　　所以哪怕被误解、被怀疑，我也只能擦干眼泪，和同学们一起去找班主任，鼓起勇气说出那天的经过。
　　周一终于来了。经过一番调查，班主任基本确定，林小萍的说法并不属实。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她的母亲还是来了学校。
　　林小萍的母亲一进办公室，整个人就像绷紧的弦，脸部神情冷硬，语气尖锐，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她坚持女儿说的才是真相，要求我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甚至要求我自动退学。
　　在教师办公室里，在老师和同学的注视下，林小萍的母亲开始失控地辱骂我，把所有难听的话一股脑砸过来。她一边骂，一边宣泄着那种“护女心切”的愤怒，像是在用情绪证明自己的正确。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往哪里躲，也不敢躲，只能流着泪一遍遍重复：“我没做过。”
　　不知不觉中，李聪一走进办公室，梁晓颖也跟着进来，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的同学走进办公室，把那一晚的事情说出来，把事实一点一点拼回原样。
　　林小萍的母亲似乎被激怒了，声音更大了：“这是霸凌！你们全都被收买了！你们收了她的钱！肯定有这回事，她刚进学校就给老师送礼，还给同学发钱，一人一块钱！她就是用钱堵你们的嘴！”
　　她越说越激动，逻辑越来越破碎，离事实越来越远。老师们终于意识到情况失控，赶紧上前把她拉开，把围观的同学一一遣回教室。
　　人群慢慢散去，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后面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的空气很重，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周后，林小萍返校了。她的右手裹着厚厚的白色石膏和绷带，走路时微微抬着胳膊，像是在展示某种伤痕。
　　课间时，她径直朝我走来，盯着我，眼神阴冷，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我舅舅是教务处主任。你识相的话，就赶紧赔医药费，然后退学。不然等我舅舅出手，你不会有好日子过。”
　　我脑袋里只有一个最现实的念头：有饭吃，才有好日子过。
　　于是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上课时怕被老师突然点名，下课时怕有人把我叫去办公室，就连晚上回宿舍，听见楼道里稍微重一点的脚步声，心都会猛地提起来。
　　可奇怪的是，后来一直没人再来找我麻烦。林小萍换了寝室，学期末又重新分班，我们便渐渐没了交集。
　　直到升上初中部。初一开学第一天，我打开书桌抽屉，里面静静放着一封信，是林小萍写的。
　　信里说，那天晚自习结束后，她因为成绩下滑，被班主任留下谈话，还提到要请家长来学校。她不敢面对她的母亲，慌慌张张下楼时，自己从楼梯摔了下去。回到宿舍后，她发现手越来越疼，于是忽然生出了一个念头，找个人替自己背锅。而没有背景、没有零花钱的我，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她在信里写到，她其实知道这样不对。可她更害怕她的母亲。她不敢违逆，不敢承认，只能硬着头皮把谎继续说下去，一边演给母亲看，一边演给所有人看。
　　信纸最后夹着一张五元钱，皱皱巴巴的，像是放了很久。
　　我没有回信。那时候的课程越来越紧，升学压力像一块石头压在身上，我没有空停下来细想那些旧事。
　　后来，中考前几天，学校忽然传开一个消息：林小萍疯了。
　　有人说，她上课时突然脱掉鞋子，光着脚踩到书桌上跳舞；有人说，她见到同学就哈哈大笑，嘴里语无伦次地说着没人听得懂的话；还有人说，她总怀疑别人偷她东西，怀疑有人在跟踪、监视她。
　　整个年级都在议论她。最后，她的母亲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听到消息时，我沉默了许久。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她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额头绷得发亮；想起她深夜里不停翻身的声音；想起她母亲尖锐而窒息的目光。
　　这一次，她是真的病了，还是在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