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八零：不争名额只争天下》离川栖梧

2、对表 去县城的路

　　去县城的路，林秋实走了整整一个上午。

　　她沿着那条土路走，路边的油菜花一片接一片，太阳越升越高，晒得她后背发烫。她把布包带子往肩上紧了紧，里面是那个油纸包，贴身藏好，隔着衣服能摸到硬硬的边角。

　　这一路她没歇。

　　她得趁脑子里的东西还没散，把它们一样一样摆出来，对清楚。

　　前世，她死的时候四十岁，很多事情已经记不真了。可偏偏最近这几年——那几年她病着，躺在医院里，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回想——越是早的事，反而记得越清楚。

　　1981年4月。高考成绩前天出来的。

　　她记得前世那天，她自己都不敢信，跑去学校看了两遍榜，第三遍才敢认：全县文科前三，够得上省城的重点大学。班主任拍着她的肩，说秋实你有出息，村里要出个大学生了。

　　她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把消息告诉了爹娘。

　　王桂兰当时愣了一下，随即笑：“那可太好了，咱家要出大学生了！”她记得娘笑得很响，声音大得半个院子都听见了。后来她才明白，娘那声笑里有多少是真心，有多少是打算盘。

　　她爹林大川也难得露出笑脸，蹲在门槛上，一遍遍摩挲着那张抄下来的分数，说：“好，好，秋实争气。”

　　三天后，钱丽的录取通知书送进了村。

　　前世她不知道那本该是她的名字。她只记得那天村里放了一挂鞭炮，钱有福在自家院子里摆了酒，说闺女考上省城的大学了，全村都去贺。她也跟着爹娘去了，还真心实意地替钱丽高兴，觉得人家姑娘真厉害。

　　她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真相的？

　　是很多年以后。是她爹喝多了酒，红着眼睛说了半句又咽回去；是她娘跟人吵架，被戳着脊梁骨骂“你们家占的便宜心里没数”；是她嫁了人，钱丽从省城回来风光无限，而她围着灶台转了十年，才从一个外人口里拼凑出完整的故事。

　　那时候一切已经晚了。晚了二十年。

　　她这辈子烂就烂在：等她知道真相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力气去争什么了。

　　可这一世不一样。

　　这一世，她在咽气前就知道了。她带着这个真相，重新躺回十八岁的床上。

　　所以她比前世任何人、任何时刻，都更清楚自己要面对什么。

　　她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排那张表。

　　前世的时间表是这样的：成绩公布，三日通知书到村，一个月后钱丽去省城报到，她在家被劝着“算了，明年再考”。可那年她没有明年。娘说家里供不起两个读书的，弟弟还小，往后要花钱的地方多。她哭了一场，认了，从此再没碰过书。

　　这一世，这张表作废。

　　林秋实在心里把那张旧表划掉，重新排了一张新的：

　　第一，名额她不要了。不是赌气，是她想清楚了——就算她现在跳出来喊“那名额是我的”，钱有福在村里经营了十几年，支书的位置坐得稳，他背后还有省城的关系。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拿着一张成绩单，没人会替她作主。就算争赢了，她也只是从一个坑里爬出来，跳进另一个坑。

　　第二，她要钱。前世她穷怕了。穷到买一斤橘子都要算计，穷到临死前唯一一次为自己花钱，还是央求护士代买的。她太清楚钱是什么东西了——钱是她爹的腰杆，是她娘的脸面，是她弟弟的底气，是她在那个家里唯一说得上话的资本。

　　第三，她要自己立起来。她要让钱有福知道，抢走她一个名额，抢不走她这辈子。

　　太阳爬到正当头的时候，她看见了县城的轮廓。

　　云水县城不大，灰扑扑的一片，最高的楼是百货大楼，三层。镇子外面一圈土墙，进城是一条碎石路，两边稀稀拉拉种着杨树，叶子还没长齐。

　　她前世上过县城，可那都是嫁人以后的事了。那时候县城已经变了样，街宽了，楼高了，她还记得自己在百货大楼里给弟弟买过一双球鞋，花了十一块，心疼了好几天。也记得有一回，她在街上远远看见钱丽，穿着省城时兴的的确良衬衫，头发烫成卷，挎着一个城里姑娘，说说笑笑。她当时没敢上前，绕着道走了，回家路上把自己攒给家里的鸡蛋卖了，才攒够这一趟的车费。

　　现在她站在1981年的县城街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旧旧的，土土的，带着一股刚开春的潮气。

　　正是晌午，街上人不多。几家铺子半开着门，供销社门口排着几个人，像在等什么紧俏货。墙根底下蹲着几个歇脚的农民，抽着旱烟，议论着今年的麦子。

　　林秋实没急着往里走。

　　她站在街口，先看。

　　她看见一个年轻后生推着板车，车上码着几筐萝卜白菜，在供销社斜对面找了个墙根放下，扯着嗓子叫卖。有人过来问价，讨价还价，眼看要成交，一个戴红袖章的人走过来，挥手一撵：“谁让你在这摆的？执照呢？没执照就是投机倒把！”那后生陪着笑，点头哈腰，赶紧推着板车走了，临走还不忘招呼客人：“明儿个还来啊。”

　　林秋实看得仔细。

　　她前世对这些从来不上心，天天围着灶台转，柴米油盐都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哪还有心思看这些。可这一世，她的眼睛忽然开了窍——她看懂了，这城里处处是活路，也处处是规矩。那红袖章，那执照，那一套一套的说法，就是规矩。想挣活路的钱，得先摸清规矩的门。

　　看了一会儿，她心里那盘棋慢慢有了个雏形。

　　她身上有三十七块钱。这笔钱在村里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要在县城立足，又寒酸得可怜。她得先找个地方落脚，再找口饭吃。县城不比村里，处处要钱，她得精打细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

　　她盘算着，先找间最便宜的店住一晚。要是能找到活计，哪怕只是帮人看店、跑腿、洗盘子，也能先站稳。

　　正想着，她眼角瞥见街边一家裁缝铺子。

　　铺子不大，门脸灰扑扑的，门口支着一块木板，上面堆着几卷布料。一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正坐在门口，低着头踩缝纫机，踏板的声音哒哒哒的，又密又匀，听得人心里踏实。

　　那女人四十来岁，面相泼辣，手脚麻利，一双眼睛在客人身上一瞟，就能报出尺寸。

　　林秋实的脚步不由自主慢了下来。

　　她站在裁缝铺对面，看了很久。

　　她想起前世自己的一双手。那双手做过针线，绣过花，给一家人缝过衣裳，也替弟弟补过无数个破洞的膝盖。村里人都说，秋实手巧，做的衣裳比镇上裁缝做的还合身。

　　可那双手，一辈子都在给别人做衣裳。

　　她看着那台哒哒响的缝纫机，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动了一下，很轻，像春风掠过水面。

　　——她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那张新排的时间表上，第一格，好像已经有了着落。

　　她没再犹豫，转身朝街那头的旅店走去。

　　旅店叫“东风旅社”，门脸不大，两扇木门开着，柜台上趴着一个打瞌睡的胖女人。

　　林秋实走过去，敲了敲柜台：“婶子，住一晚多少钱？”

　　胖女人睁开眼，上下打量她一眼：“三毛。有介绍信没有？”

　　“没有。”

　　“没有介绍信住不了，公家的规矩。”胖女人打了个哈欠，又趴回去。

　　林秋实愣了一下。她没想到住店还要介绍信。前世她嫁人以后，跟着丈夫进过几次城，都是当天来回，从没在外头过过夜，竟不知道还有这一层规矩。

　　她站在柜台前，脑子飞快转着。

　　胖女人见她没走，又抬起眼皮：“姑娘，你是哪儿的？跑城里来干啥？”

　　“云水县郊的，”林秋实说，“来城里找活干。”

　　“找活干？”胖女人上下打量她，忽然来了点精神，“你会干啥？”

　　“缝衣裳，会。算账，也会。识字，能写信。”

　　胖女人的眼睛亮了亮：“哟，识字？现在城里识字的不多。那行，你要是不嫌，住我这儿三毛一晚，明儿个带你去问问，街口那几家铺子正缺个会写字的伙计。”

　　林秋实心里一动，脸上却不露：“那就麻烦婶子了。”

　　她交了钱，住进最里头一间小屋。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一床薄被，窗户上糊着报纸。她把门关上，坐在床沿上，从怀里掏出那个油纸包。

　　油纸包里的东西，她前世摸了一辈子，每一处褶皱都熟。

　　成绩单她只看了一眼，就收起来。那上面写着她两辈子的遗憾，可这一世，她不打算再让这三个数字困住自己。

　　她把三十七块钱摊在床上，一张一张地数。毛票，硬币，叠得整整齐齐。这是她这些年一分一厘攒下的全部家当。

　　三毛钱一晚的店钱，一天两顿饭省着吃，五毛够撑三天。

　　她数完钱，把钱重新收好，在黑暗中躺下。

　　窗外的县城很安静，偶尔传来一声狗叫，远远的，闷闷的。

　　她躺在陌生的床上，想起前世那个同样躺在陌生床上的自己——那是她在县医院，四周是白墙，空气里全是消毒水的味道，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前，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

　　要是能重来一次就好了。

　　现在，她重来了。

　　她躺在1981年春天云水县城最便宜的一间小屋里，兜里揣着三十七块钱，明天要去讨一口饭吃。

　　可她心里那张新排的时间表，一格一格，清清楚楚：

　　先立住脚。再攒够钱。然后，她要在这座城里，挣出自己的一辈子。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