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里没有第二个夏天》美女邱莹莹

5、第 5 章 凤里没

　　凤里没有第二个夏天

　　第五章

　　期末考试最后一科是数学。

　　杨晓东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把卷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开始写。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应用题、证明题，一道一道往下做。窗外有知了在叫——十二月底的凤里镇居然还有知了，大概是哪只糊涂虫子搞错了季节，孤零零地在枯枝上嘶鸣，叫了几声又停了，像是连它自己都觉得不合时宜。

　　他做完最后一道大题的时候，距离交卷还有二十多分钟。他把卷子检查了两遍，改了一道选择题的答案——从C改成了B，因为他重新算了一遍，发现第一次代错了公式。然后他把草稿纸上的演算过程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才放下笔。

　　吴老师在讲台上坐着监考，手里捧着一个保温杯，杯盖上冒着白气。他的目光扫过全班，在杨晓东身上停了一下。杨晓东朝他点了点头，吴老师也点了点头，然后站起来开始收卷。

　　“考试结束。把卷子扣在桌面上，等我来收。”

　　卷子收完后，吴老师回到讲台上，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

　　“这次数学考试，整体难度比期中考试大一些。不过我看了一下大家的卷面，大多数同学做得还不错。”他顿了顿，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特别是杨晓东同学，最后一道证明题做得很漂亮，思路清晰，步骤完整。希望其他同学向他学习。”

　　全班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杨晓东低着头整理笔盒，假装没听到，但他的耳朵已经红透了。

　　“杨晓东，你是不是暗恋数学啊？”黄文彬在旁边小声调侃，“天天做题做到半夜，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考清华呢。”

　　“滚。”

　　黄文彬嘿嘿笑了两声，凑过来压低声音：“说真的，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天天绷着一张脸，放学也不去打球了，就守着你那个——”

　　“没什么事。”杨晓东打断他，把笔盒塞进书包里，“就是想考好一点。”

　　黄文彬看了他两秒钟，没有再追问。但他脸上那种嬉皮笑脸的表情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杨晓东很少在他脸上看到的认真。

　　“晓东，你要是有什么事，跟我说。别一个人扛着。”

　　杨晓东沉默了一下，然后拍了拍黄文彬的肩膀。“知道了。真没事。”

　　期末考试结束后就是寒假。成绩在放假前最后一天贴出来了，杨晓东总分排在班级第八名，数学九十二分，是全班唯一一个上九十的。王艳妮数学考了八十一分，总分排在第十五名。刘思琪总分第三，林志远第一，陈雅婷第二。

　　吴老师在班会上表扬了进步明显的同学，念到杨晓东名字的时候，特意加了一句：“杨晓东同学这学期的进步大家都看到了。从入学摸底考的二十多名，到期中考的十一名，再到期末的第八名。这说明什么？说明努力是真的有用。不是聪明，不是天赋，就是努力。”

　　杨晓东低头看着桌面，手指在课本边缘上来回摩挲。他想起开学第一天，他坐在同一个位置上，拿圆珠笔在课本封皮上画小人，画歪了胳膊的小人，丑得不像话。那时候他脑子里只有小霸王游戏机和《龙珠》漫画，女生是麻烦生物，数学是不得不应付的东西。现在那本课本的封皮已经磨得起了毛边，画小人的那页早就翻过去了。课本里夹着三张满分的单元测试卷、一张篮球义赛的合照，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白纸，上面画着一个扎马尾辫的小人，手里拿着咪咪虾条。

　　寒假第一天，杨晓东一大早就去了凤里溜冰场。

　　不是去溜冰，是去找一份工作。他听说溜冰场寒假会招临时工，帮忙售票、租鞋、打扫场地，一天十五块钱。

　　溜冰场冬天没什么生意，大门半掩着，门口的招牌被风吹歪了，那个“滚”字的半边终于彻底掉了，现在招牌上写的是“凤里轴溜冰场”。售票窗口里还是那个打毛衣的中年女人，只不过她手里的毛线活从毛衣变成了一条围巾，灰色的，织了一半，竹针在手指间上下翻飞。

　　女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是你。上次来溜了两圈就走了，今天又来干嘛？”

　　“阿姨，你们这里招寒假工吗？”

　　女人停下手中的竹针，上下打量了他一遍。十三四岁的男孩，个子在同龄人里算中等，校服外面套了一件半旧的棉袄，袖口有点短了，露出一截手腕。看起来不是那种调皮捣蛋的类型。

　　“你多大？”

　　“十四了。”杨晓东多报了一岁。

　　“十四岁是童工，按理说不能招。”女人把毛线团往桌上一放，“不过寒假确实缺人手。你为什么要打工？”

　　“想挣点钱。”

　　“挣了钱干嘛？”

　　杨晓东想了想，决定说实话。“想给一个同班的同学捐款。他得了白血病，化疗要很多钱。学校组织过一次捐款，但不够。”

　　女人看着他，手里的竹针悬在半空中。她的表情在昏暗的售票间里看不太清楚，但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不是灯泡通电的那种亮，而是被什么东西触动了的、软下来的亮。

　　“你上次来溜冰，也是跟这个有关？”

　　“不是。”杨晓东说，“上次来是为了别的事。”

　　女人没有追问。她把围巾放到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破旧的登记本，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

　　“叫什么名字？”

　　“杨晓东。木字旁的杨，拂晓的晓，东方的东。”

　　“行。明天开始上班，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中午管一顿饭。一天十五块。主要是擦鞋、扫地、收拾场地，偶尔帮我看看售票窗口。”女人拿起笔在登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字迹潦草但有力，“我姓蔡，你叫我蔡姐就行。”

　　“谢谢蔡姐。”

　　“别急着谢。”蔡姐从登记本上撕下一张纸递给他，“拿回去让你家长签字。未成年人打工，得有家长同意。出了事我可不负责任。”

　　杨晓东接过那张纸，折好放进棉袄口袋里。走到门口的时候，蔡姐在后面叫住了他。

　　“杨晓东。”

　　“嗯？”

　　“那个生病的同学，跟你关系很好吗？”

　　杨晓东站在溜冰场门口，冷风从纺织厂的方向吹过来，吹得他眼睛有点涩。他想说“他是我朋友”，想说“他体育课还跟我一起打过球”，想说“他跟我说过‘你是个好人’”。但他最后说出口的只有一句——

　　“他是我们班的。”

　　蔡姐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什么。她重新拿起竹针，毛线在手指间绕了一圈又一圈，灰色的围巾越织越长。

　　寒假第二天，杨晓东开始打工了。

　　溜冰场寒假期间白天几乎没人，偶尔有一两个放了假的学生来滑两圈，大部分时间整个场地都是空的。杨晓东的工作并不繁重——早上到了先把场地扫一遍，然后拿抹布把围栏擦干净，再把租鞋间里的溜冰鞋按尺码排好。做完这些基础工作之后，他就坐在售票窗口旁边的小板凳上，一边看场子一边做寒假作业。

　　蔡姐大部分时间在织她的围巾，偶尔停下来接个电话或者去门口抽根烟。她抽烟的姿势很熟练，两根手指夹着细长的烟，吸一口，烟雾从鼻孔里缓缓喷出来，眯着眼睛看着空荡荡的街道，不知道在想什么。

　　“蔡姐，这个溜冰场开了多久了？”杨晓东有一天下午问她。

　　“十几年了吧。我嫁过来的时候就有了。”蔡姐弹了弹烟灰，“以前生意好得不得了，夏天的晚上场场爆满。那时候门票三块钱一张，一天能卖两三百张。现在不行了——年轻人都去网吧了，谁还来溜冰。”

　　她说完沉默了一会儿，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的烟灰缸里，那个烟灰缸是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碗，里面堆满了烟蒂和灰白色的灰烬。

　　“你知道为什么我还守着这个破场子吗？”蔡姐突然问。

　　杨晓东摇了摇头。

　　“因为我就是在这里认识我老公的。”蔡姐笑了，是那种回忆往事的、带着一点甜蜜和很多苦涩的笑，“二十年前的事了。他那时候是溜冰场上最会滑的人，倒滑、旋转、单脚过桩，什么都会。我那时候才十八岁，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

　　“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嫁给他了。生了两个孩子。他开大货车跑长途，我在家带孩子看场子。”蔡姐顿了顿，“再后来他出车祸死了。那年我三十二岁，大儿子十岁，小女儿六岁。”

　　杨晓东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蔡姐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讲一个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但他注意到，她说这些的时候，手里织围巾的动作没有停，竹针还是稳稳地一上一下，节奏一点都没乱。

　　“所以你看，”蔡姐转过头看着杨晓东，“这个破场子对我来说不只是个场子。它是我一辈子最重要的回忆。哪怕一天只有一个人来，我也要开着。哪怕赔本也要开着。”

　　杨晓东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寒假作业。数学题做到一半，是一道关于圆的证明题，要证两条弦相等。他看了半天，脑子里想的却是蔡姐刚才说的话。

　　一个人守着一段回忆，哪怕赔本也要守着。这话听起来像在说溜冰场，又像在说别的什么。

　　这天下午，溜冰场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杨晓东正蹲在地上擦鞋架，听到门口有人说话的声音。他抬起头，看到刘思琪推开门走进来，后面跟着王艳妮。

　　王艳妮穿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头发没有扎起来，散在肩膀上，发尾微微卷着。她的脸被外面的冷风吹得有点红，鼻尖也是红的，看起来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苹果。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杯奶茶——是学校门口那家新开的奶茶店买的，三块钱一杯，在凤里镇算是高档消费了。

　　“杨晓东？你怎么在这里？”刘思琪瞪大了眼睛，推了推眼镜，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秘密。

　　“打工。”杨晓东站起来，拿抹布擦了擦手上的灰，“你们怎么来了？”

　　“放假了没事做，艳妮说想来溜冰。”刘思琪往场地里张望了一圈，“人好少啊。”

　　“冬天人少。夏天人多。”杨晓东把抹布搭在鞋架上，走到售票窗口敲了敲玻璃，“蔡姐，两个人。”

　　蔡姐从毛线活里抬起头，看了两个女孩一眼，又看了杨晓东一眼，嘴角浮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

　　“你同学？”

　　“嗯。”

　　“去吧，不收钱。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客人。”蔡姐挥了挥手，重新低下头继续织围巾。

　　杨晓东去租鞋间挑了两双尺码合适的溜冰鞋，蹲下来放在两个女孩面前。王艳妮接过鞋的时候，他们的手指碰了一下。她的手很凉，像是刚在外面吹了很久的风。

　　“外面很冷吗？”杨晓东问。

　　“还好。”王艳妮低头换鞋，“比教室暖和。教室那个窗户玻璃到现在还没换新的，风呼呼往里灌。上自习的时候我穿两件棉袄都不管用。”

　　“吴老师说下学期开学就换。后勤处已经批了。”刘思琪麻利地系好鞋带，站起来扶着围栏试了试轮子的灵活度，“我先滑两圈热热身。”

　　她摇摇晃晃地滑了出去。看得出她的基础不太好，两条腿僵直地往前蹬，手臂张得像一只摇摇摆摆的企鹅。但她滑得很快乐，一圈一圈地绕着场子，嘴里还哼着《不想长大》的调子，是S.H.E的歌，最近在女生中间特别流行。

　　王艳妮换好鞋，站起来。她扶着围栏站了一会儿，脚尖在地面上点了几下，像是在试鞋的松紧。然后她松开手，慢慢滑了出去。她的技术比刘思琪好得多——腰微微弯着，手臂自然摆动，一只脚蹬地，另一只脚滑行，动作流畅得不像第一次来溜冰的人。

　　“你以前滑过？”杨晓东站在围栏外面问。

　　“嗯。来过好几次了。”王艳妮滑回来，停在他面前，透过围栏的缝隙看着他，“怎么了？以为我不会？”

　　“没有，就是觉得你滑得很好。”

　　王艳妮笑了一下，然后向他伸出一只手。

　　“来，一起滑。”

　　杨晓东愣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运动鞋，不是溜冰鞋。但王艳妮的手没有缩回去，悬在空中，白皙的，指尖微微向上翘着。

　　他去租鞋间换了一双溜冰鞋，走回场地里。他已经不是上次那个扶着围栏一步一挪的初学者了——上次从溜冰场回去之后，他偷偷在家后面的巷子里练过好几次。穿着他的旧运动鞋，在地上画圈练单脚支撑，被黄文彬看到过一次，笑了他整整一个星期。但他不在乎。

　　他滑到王艳妮旁边。两个人并肩沿着场地边缘慢慢滑着。彩灯在头顶缓缓转动，把水磨石地面染成一片一片的红和蓝。音响里放着梁静茹的《勇气》，歌声在空旷的场地上空回荡，温柔而坚定。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你每天在这里打工，累不累？”王艳妮侧过头看着他。她滑冰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马尾辫垂在肩膀上，发尾扫过白色的羽绒服领口，发出很轻很轻的沙沙声。

　　“不累。寒假作业做完了，闲着也是闲着。”

　　“挣的钱打算干嘛？”

　　杨晓东犹豫了一下。“给周海龙。”

　　王艳妮停下了滑动的动作。她的轮子在光滑的地面上轻轻滑动了一小段，然后停住了。她转头看着他，深棕色的眼睛里有一些他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杨晓东。”

　　“嗯？”

　　“你这个人，是不是觉得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得自己扛着？”她的语气不像是质问，更像是感慨。像是她已经观察了他很久，终于忍不住要把这个结论说出来。

　　“我没有——”

　　“你有。”王艳妮打断他，语气很轻但很坚定，“你帮汉钦瞒着高利贷的事，你每天骑车送我回家，你在溜冰场打工给周海龙攒钱。你做这些事从来不跟别人说。如果今天不是我碰巧遇到你，你是不是整个寒假都不会告诉我你在打工？”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看着面前的女孩，她的脸在彩灯下忽明忽暗，眼睛却始终亮着。他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借口，因为他确实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

　　“刘思琪说你是个好人。周海龙说你是个好人。汉钦走之前跟我说——”王艳妮停顿了一下，“说你是他见过最靠谱的人。”

　　杨晓东沉默了一会儿。“汉钦什么时候跟你说这些的？”

　　“他走之前给我发过一条短信。很长的一条。”王艳妮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她的声音变得很轻，轻得几乎被头顶的音乐声盖住了，“他说他对不起我，说他欠了钱要躲一阵，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然后他说——他说初一有个叫杨晓东的，人不错，让我有事可以找你。他说你答应过他会照顾我。”

　　杨晓东愣住了。他从没想过张汉钦会跟王艳妮说这些。

　　“我以为他没跟你说过任何话就走了。”

　　“他确实没说。但他发了短信。”王艳妮抬起头，嘴角微微往上翘了一下，是很淡很淡的那种笑，“在短信里。只有一次。后来那个号码就停机了。”

　　杨晓东想起那个号码——张汉钦给他发过，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见面。他存了那个号码，后来打过一次，听到的是“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那次是在他家的阳台上，他妈在厨房里炒菜，他对着手机的忙音站了很久，直到他妈喊他吃饭。

　　“我回拨过，”杨晓东说，“已经是空号了。”

　　“我也拨过。”王艳妮转过身，开始慢慢往前滑。她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夹杂在滑轮摩擦地面的声音和梁静茹的歌声里，“拨了大概一百多次吧。每次都是同一个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后来我就不拨了。”

　　杨晓东跟在她后面，隔着大概两米的距离。她的背影在昏暗的溜冰场里显得有些瘦小，白色的羽绒服在彩灯下泛着微微的光。她滑得很稳，每一步都踩着音乐的节拍，马尾辫在身后轻轻摇摆。

　　他知道她刚才说的事情远比她表现出来的要沉重。拨一百多次停机的号码——那种感觉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但他能想象。每一次都是期待，每一次都是失望，直到期待被磨成了习惯，失望被磨成了麻木。

　　“艳妮。”他叫住她。

　　她停下来，转过身。彩灯在她身后闪烁着，把她的轮廓镶上一圈模糊的光边。她的表情看不太清楚，但他看到她的眼角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不知道是灯光的效果还是别的什么。

　　“张汉钦走之前确实跟我说过，让我照顾好你。”杨晓东说，“但我做的这些事——给你讲题、放学送你、在溜冰场打工——不是因为答应了他。是因为我自己想做。”

　　王艳妮没有说话。她站在那里，一只脚踩着溜冰鞋，另一只脚无意识地在光滑的地面上来回滑动，发出细小的摩擦声。

　　“我从开学第一天就——”杨晓东说到这里，深吸了一口气。他的心跳得很快，比他第一次解出竞赛题、比他在篮球义赛上投进第一个球的时候还要快。但他没有停下来，“就从你站起来说‘到’的那一刻开始。那时候阳光刚好打在窗户上，你的侧面就在光里面。我画小人的那支笔芯断了，胳膊拉出去老长一条线，我都没注意。因为我在看你。”

　　王艳妮的睫毛动了一下。

　　“我知道你喜欢张汉钦。我知道他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我没有想过要代替他，我也代替不了他。”杨晓东的声音有些发抖，但他还是继续说下去，“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偷偷走。如果你需要人送你回家，我就在校门口。如果你有不会做的题，我就坐在教室里。如果陈华息再出现——”他咬了咬牙，“我会站在你前面。”

　　场地另一头，刘思琪滑完了一圈，正扶着围栏往这边看。她没有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推了推眼镜，然后转身继续滑自己的圈。她哼歌的声音比刚才小了很多，像是怕打扰什么似的。

　　蔡姐坐在售票窗口后面，手里的竹针停了一下。她透过玻璃窗看着场地上那两个人影——一个穿白羽绒服的女孩，一个穿灰色棉袄的男孩，站在昏暗的彩灯下，中间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她看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继续织她的围巾，嘴角挂着一丝浅淡的笑意。

　　“蔡姐，围巾什么时候能织完？”刘思琪滑到售票窗口前面，扒着窗台问。

　　“快了。”蔡姐把围巾举起来看了看长度，“还差一截。怎么，你也想要？”

　　“不是。我就是觉得这颜色挺好看的。”刘思琪看了看围巾，又回头看了看场地中央的两个人，然后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虽然她自己只有十三岁——轻轻叹了口气。

　　杨晓东站在王艳妮面前，手心全是汗。他说完了压在心底四个月的话，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一样，轻飘飘的。他不知道她会怎么回应——也许会说“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也许会说“我还没准备好”，也许什么都不说，转身滑走。无论她怎么回应，他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王艳妮的回应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她看着他，歪了一下头——那个他看了无数次的动作，先微微歪头，然后睁大眼睛。然后她笑了。不是那种对着张汉钦的、眼睛弯弯的、整个人都亮起来的笑，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自然的、像是在漫长寒冬里终于感受到第一缕春风的笑容。

　　“杨晓东，你知道吗。”她说，“我第一天就记住你的名字了。”

　　“因为点名的时候我把全班逗笑了？”

　　“不是。”她摇了摇头，眼睛里有一点促狭的光，“是因为你每次看我的时候，眼神太明显了。你觉得自己藏得很好，其实谁都能看出来。”

　　杨晓东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他想说点什么来挽回自己作为“隐藏暗恋高手”的尊严，但他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原来从第一天开始，他的小心思就像写在脸上一样藏不住。黄文彬看出来了，刘思琪看出来了，周海龙看出来了，连王艳妮自己都看出来了。可能只有他自己以为自己是隐形人。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

　　“嗯。”王艳妮点了点头，表情里有一丝歉意，但更多的是坦诚，“但我那时候心里装的是另一个人。你给了我时间，没有逼我，没有让我难堪。你只是安静地待在我旁边，帮我讲那些算不完的行程问题。”

　　她往前滑了一小步。那一小步让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不到半米。杨晓东能闻到她身上那股熟悉的西瓜味洗发水，清甜清甜的，和九月的那个早晨一模一样。四个月了，洗发水的牌子没有变。

　　“汉钦走的那几天，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我喜欢的那个在溜冰场帮我解围的人，跟后来那个欠着高利贷、不告而别的人，是同一个人。”她的声音变得很轻，“后来我想通了。他们是同一个人。张汉钦本来就是那样的人——勇敢又软弱，讲义气又容易走错路。我喜欢的是他勇敢的那一面，但他不会永远勇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冬天。”

　　她停顿了一下，伸手接住了彩灯下飘落的一小片灰尘——或者是一小片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漆皮。她把它放在手心里看了一眼，然后轻轻吹掉了。

　　“杨晓东，我现在跟你说我喜欢你，那肯定是骗你的。我心里还有汉钦的位置，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也不知道他回来之后我们还会不会在一起。”她抬起头，看着杨晓东的眼睛，“但我知道，从九月到现在，你一次都没有让我失望过。一次都没有。”

　　“所以，”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继续等一等吗？不是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就是——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慢慢把心里收拾干净，把那个位置空出来。”

　　杨晓东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有一点光，不是泪光，而是一种脆弱的、需要被确认的东西——和那天早上她在校门口说“你不要偷偷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等。”他说，“多久都等。”

　　王艳妮低下头，用手背蹭了蹭眼角，然后抬起头，朝他伸出手。

　　“走，再滑一圈。”

　　杨晓东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已经不像刚进来时那么凉了，温温的，手指很细，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他们并肩滑了出去，沿着场地边缘，一圈又一圈地滑着。彩灯在头顶旋转，音乐换成了一首老歌，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蔡姐年轻时那个年代的歌，从破旧的音响里缓缓流出，温柔得让整个昏暗的溜冰场都变得柔软起来。

　　刘思琪在场地的另一边远远地看着他们，然后转过身，对着围栏外面的蔡姐比了一个“OK”的手势。蔡姐抬头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继续织她的围巾。

　　那天晚上，杨晓东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孙悟空举着元气弹，嘴角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笑容。窗外的冬雨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把老街的屋顶照得银白。隔壁家没有放电视，整个凤里镇安静得只剩下偶尔几声狗叫和远处公路上大货车驶过的隆隆声。

　　他想起了溜冰场里的彩灯，想起了邓丽君的歌声，想起了王艳妮说的那句“你给了我时间，没有逼我，没有让我难堪”。

　　然后他想起了陈华息。

　　他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洗衣粉的味道，换了，不是雕牌也不是立白，是他妈前几天从超市新买的一种，袋子上写着“超能女人用超能”。他闻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洗衣粉的味道。

　　蔡姐织围巾的时候跟他说过一句话——“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不能等，有些事情必须等。”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的纺织厂废墟，语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杨晓东当时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懂了。

　　他闭上眼睛。明天的打工还要继续，鞋架上还有二十几双溜冰鞋等着他擦。后天是星期天，溜冰场休息，他跟王艳妮约好了去市医院看周海龙。周海龙的第三次化疗结束了，听说头发掉光了，但精神还行。刘思琪说他在病床上看完了整本《哈利·波特与火焰杯》，说要跟哈利·波特比谁更命硬。

　　杨晓东在黑暗里笑了一下，然后慢慢睡着了。

　　寒假第三天，杨晓东正在擦鞋的时候，溜冰场的门被推开了。

　　不是刘思琪，不是王艳妮。门口站着的那个人，身形高瘦，穿着一件灰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他站在溜冰场昏暗的门口，逆着外面灰白的天光，脸上那道疤痕被阴影吞没了一半，只露出半截扭曲的线条。

　　杨晓东认出了这个人。

　　龙哥身边那个瘦高个。上次在溜冰场后面的巷子里，跟陈华息说话的那个。那个说“我只是来传话的”但每一句话都不像只是传话的人。那天他站得远，这一次他站在三米之内，杨晓东看清了他脸上的疤——从眼角一直拉到下巴，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划过一刀，缝过很多针，针脚歪歪扭扭的，像一条被钉在脸上的蜈蚣。

　　“小兄弟，”瘦高个开口了，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点菜一样随意，“王艳妮，最近有没有来找过你？”

　　杨晓东握紧了手里的抹布。他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指关节咯咯作响。但他的声音出奇地平静。“没有。”

　　“真没有？”瘦高个歪着头，打量了一下空荡荡的溜冰场，“我听说你们走得挺近的。张汉钦走了，你倒是挺会把握机会。”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用身体挡住了身后的鞋架——鞋架最里面一层放着他的书包，书包最里面的夹层里有一本错题本，错题本最后一页写着他给自己的承诺。虽然这些跟面前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但他还是本能地想要挡住什么。

　　“回去告诉龙哥，”杨晓东说，“她跟这件事没关系。张汉钦欠的钱，你们找张汉钦去。吓唬一个初中女生，传出去龙哥的脸往哪搁。”

　　瘦高个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一种很意外的、带着几分欣赏的笑，像是看到一个蚂蚁窝里突然跳出了一只会咬人的蚂蚁。

　　“你胆子不小啊。初一的学生，敢这么跟我说话。”他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活动了一下手指。他的手指很长，骨节粗大，指缝里有洗不掉的污渍，“不过你说得对——欺负小姑娘，确实不太体面。”

　　他的表情严肃起来，往前迈了一步。那双眼睛冷冷地盯着杨晓东，像是在判断这个小孩到底值不值得自己浪费时间。他盯着看了很久，久到杨晓东以为自己下一秒就会挨一拳。

　　但那一拳没有来。

　　“我也有个妹妹，跟她差不多大。”瘦高个收回了目光，声音突然变得很轻，轻得不像是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人会用的语气，“在老家读书，成绩很好。我不会让任何人碰她。”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侧过头，半边脸埋在阴影里，刀疤在昏暗的光线中若隐若现。

　　“跟王艳妮说，让她最近别在学校附近落单。陈华息在龙哥面前立了军令状，下个月之前一定要收到钱。”他顿了顿，“陈华息那个人你们也知道的，他自己欠了一屁股债，现在是狗急跳墙。狗急跳墙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推开门。冷风从外面灌进来，把售票窗口上的围巾吹得飘了一下。

　　“还有，别跟任何人说我来过。尤其是龙哥。”

　　然后他走了。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门轴发出锈涩的嘎吱声。外面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是一辆灰色的面包车，排气管突突响了两下，然后开走了。

　　杨晓东站在空荡荡的溜冰场里，手里的抹布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他低头看着那块抹布——灰色的，边角磨破了，上面沾着黑色的鞋油。他弯腰捡起来，把它搭在鞋架上，然后走到售票窗口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下来。

　　窗外，老街在冬天的薄雾里显得灰蒙蒙的。路上没什么人，几个老太太坐在骑楼下面晒太阳，手缩在袖子里，闭着眼睛享受那一点点微弱的暖意。卖菜的大婶推着三轮车慢慢走过，车轮在石板路上发出格楞格楞的声响。一切都平静得不像真的——好像刚才那个脸上有刀疤的瘦高个根本没有出现过，好像他说的那些话只是一阵风吹过耳边的杂音。

　　但杨晓东知道那是真的。陈华息立了军令状。下个月之前。狗急跳墙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把手伸进棉袄口袋，摸到了张汉钦留给他的那串钥匙。“HONDA”的logo在冰凉的金属表面微微凸起，他用拇指反复摩挲着那几个字母。张汉钦走了，把摩托车留在凤里，把钥匙留给了他，把王艳妮的安全也一并托付给了他。

　　他掏出手机——他爸淘汰下来的旧诺基亚，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那种，屏幕上满是划痕，按键上的数字有几个已经磨得看不清了。他翻到王艳妮的号码，停在拨号键上，手指悬在半空中停了很久。

　　最终他没有按下去。

　　他把手机塞回口袋里，站起来继续擦鞋。一双一双地擦，把每一个轮子都擦得锃亮，把每一根鞋带都系得整整齐齐。擦到鞋架最后一排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

　　他不想让她害怕。如果这个寒假还有最后几天平静的日子，他希望她能安心地度过。至于陈华息——他会站在她前面。他说过的。

　　除夕那天，溜冰场放假。蔡姐把当天的工资提前结给了杨晓东——十五张一块钱的纸币，加上五枚一块钱的硬币，一共二十块。她把钱放在一个红色的信封里，信封上印着两只金色的鲤鱼，是过年专用的那种红包袋。

　　“多出来的五块算压岁钱。”蔡姐把红包递给他，“你这孩子，寒假干了一个多月，一天都没迟到。难得。”

　　杨晓东接过红包的时候发现里面还夹了别的东西。他抽出来一看，是那条灰色的围巾——蔡姐织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围巾。

　　“蔡姐，这是——”

　　“织多了，脖子上戴不过来。”蔡姐低头继续织新的活计，竹针碰得叮叮响。她没有抬头，语气粗声大气的，像是在掩饰什么，“你天天骑自行车来回，脖子灌风，围着吧。”

　　杨晓东把围巾围在脖子上。毛线很软，暖烘烘的，带着一股淡淡的烟味——是蔡姐在售票窗口后面抽了无数次烟留下的痕迹。那味道不算好闻，但杨晓东觉得那是他这辈子围过的最暖和的围巾。

　　“谢谢蔡姐。”

　　“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明天大年初一，不用来。”蔡姐挥了挥手，好像很不耐烦的样子。但她的嘴角微微翘着，竹针在手指间翻飞，比平时快了一倍。

　　杨晓东骑上自行车，往家的方向骑去。他打算下午去市医院一趟，把寒假打工攒的钱交给周海龙的妈妈。他算了算，一个多月的工资加上过年长辈给的压岁钱，差不多能凑个三百多块。三百多块钱在2006年的凤里镇不算少，虽然对于骨髓移植来说杯水车薪，但至少能让周海龙的爸妈在过年的时候多买几个菜。

　　车骑到东区那几栋白色瓷砖楼房附近的时候，他习惯性地抬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窗户。窗帘拉着，但窗户开了一条小缝，白色的窗帘被风吹得微微飘动。窗台上多了一盆水仙花，是过年的时候才摆出来的那种，白色的小花在冬日里开得正好。

　　他正要继续往前骑，余光突然扫到了楼下超市门口停着的一辆车。

　　一辆黑色的太子摩托车。

　　心脏猛地缩了一下，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他把自行车停在巷口，贴着墙壁慢慢靠近。

　　陈华息站在超市门口，手里夹着一根烟，正跟超市老板说着什么。他的头发比上次见面时更长了，油腻腻地贴在头皮上。皮夹克上沾了几块污渍，看起来很久没洗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杨晓东没见过的表情——不是平时那种吊儿郎当的痞笑，而是一种紧绷的、急躁的、像是被什么东西追赶着的表情。

　　“她还在不在上面？”陈华息问。

　　“不知道，你上去敲门看看。”超市老板低头算账，显然不想多管闲事。

　　陈华息把烟扔在地上踩灭，往楼道口走去。他的脚步很快，军靴踩在水泥地上，每一步都在楼道的墙壁之间产生短促的回响。

　　杨晓东没有再犹豫。他从墙后面冲出来，挡在了楼道口。

　　陈华息停下脚步，低头看着面前这个比自己矮半个头、裹着一条灰色围巾的男生。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那种阴恻恻的、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笑。

　　“又是你。”他说，“上次在校门口，这次在人家家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英雄？”

　　“她没钱。”杨晓东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用力，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张汉钦欠的钱你找张汉钦去，跟她说不上。”

　　“找张汉钦？”陈华息嗤了一声，“那小子躲得比老鼠还深，我上哪找他去？龙哥说了，人跑了，钱不能飞。你们这些当朋友的，帮忙还一点，不是应该的吗？”

　　“她不是张汉钦的朋友。她只是个——”

　　“只是个什么？”陈华息往前逼了一步。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杨晓东没见过的光——不是凶狠，是绝望。那种被逼到绝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绝望，“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处境？龙哥给我的期限是大年初五。大年初五我拿不出钱来，他卸我一条胳膊。你给我钱吗？你拿得出来吗？”

　　他说话的时候，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冷的，是某种更深处的东西。杨晓东闻到对方身上有一股浓烈的酒味，混着烟味和汗味，刺鼻得让人想吐。

　　“你喝了酒。”杨晓东说。

　　“关你屁事。”

　　“你喝了酒，跑到一个女生家楼下，想干什么？”

　　“干什么？”陈华息歪着头，那个动作像是在认真思考，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让杨晓东后背的汗毛全部竖了起来，“本来想好好说的。现在不想了。”

　　他伸手去推杨晓东。力道很大，带着酒精助燃的蛮横。杨晓东被推得往后踉跄了两步，后腰撞在楼道口的铁门上，发出咣的一声闷响。围巾散了，滑下来搭在肩膀上，灰色的毛线在冷风里轻轻飘动。

　　但他没有让开。

　　他重新站稳，两只脚钉在地上，双手攥着拳。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太阳穴上的血管突突直跳，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着让他快跑。但他没有动。

　　“你再往前走一步，”杨晓东咬着牙，“我就报警。我手机在口袋里。110三个键，一秒就能按完。”

　　陈华息盯着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过一瞬间的犹豫。报警——这个词对他来说显然不是毫无分量的。他是混混，不是亡命徒。被派出所盯上和被龙哥卸一条胳膊，两件事都是他不想面对的。

　　“你他妈——”陈华息咬着牙，腮帮子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

　　就在这时候，楼道里传来一个声音。

　　“妈，我下楼买瓶酱油——”

　　王艳妮的声音在楼梯上突然停住了。杨晓东看到她站在二楼的楼梯转角处，手里攥着一个空酱油瓶，穿着那件在家里穿的粉色棉睡衣，脚上趿着一双毛绒拖鞋。她的马尾辫有点松散，一看就是窝在沙发上写寒假作业，临时被妈妈叫出来跑腿的样子。她的目光越过杨晓东的肩膀，看到了陈华息。

　　酱油瓶从她手里滑落，在楼梯上弹了两下，摔碎在三楼的平台上。酱油溅了一地，深褐色的液体顺着楼梯往下淌，把灰色的水泥台阶染出一条条蜿蜒的痕迹。

　　陈华息抬起头，看到她了。他的嘴角慢慢拉开一个笑容，松开了杨晓东，往楼梯上迈了一步。

　　“王艳妮，好久不见。龙哥让我来问你件事——”

　　杨晓东没有让他走完那一步。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从侧面撞向陈华息。他个子矮，体重轻，正常情况下根本撞不动一个一百五六十斤的成年人。但今天陈华息喝了酒，重心不稳，被这突如其来的撞击带得踉跄了两步，后背重重地撞在墙上。军靴的鞋底在水泥地面上打了一下滑，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

　　“滚开！”杨晓东挡在楼梯口，双手张开，用自己的身体把陈华息和王艳妮隔开。他的声音终于不再平静了，带着一股从喉咙深处爆发出来的嘶吼，像一只被逼到悬崖边上无路可退的小兽，“我说了——滚开！”

　　陈华息从墙上直起身子，眼里闪过一丝野兽般的光。他抬手抹了一把嘴角——刚才撞墙的时候咬破了嘴唇，手背上沾了零星的血迹。他看着自己手背上的血，眼神变得比刚才更危险了。

　　“小子，你今天是想——”

　　“怎么回事？”一个粗哑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超市老板从店门口探出头，手里拿着一根扫帚。他的身后站着两个邻居——一个穿着棉袄的老头，手里提着一袋垃圾，看样子是下楼扔垃圾的；一个围着围裙的中年女人，手里还拿着一把没择完的芹菜。

　　陈华息看了一眼身后的阵势，又看了一眼挡在楼梯口的杨晓东。他的拳头攥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攥紧。最终，他往后退了一步。

　　“大年初五。”他指着王艳妮的方向，“告诉张汉钦——如果他还有种的话，大年初五之前把钱凑齐。否则龙哥说了，不管他在哪里，都能找到他。还有你。”他的目光转向杨晓东，阴沉得像要滴出水来，“英雄不是这么当的。你给我等着。”

　　他转身走下台阶，跨上那辆黑色太子摩托车。发动机轰鸣了一声，又一声，第三声才点着火——排气管喷出一股刺鼻的蓝烟，摩托车歪歪扭扭地冲出了巷子，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杨晓东站在楼梯口，双手还保持着张开的姿势。他的腿在发抖，手指也在发抖，全身都在发抖。刚才那一下撞击让他的肩膀隐隐作痛——可能是撞到了骨头，也可能是撞到了筋。他的围巾散落在地上，灰色的毛线沾了几滴酱油，深褐色的，在毛线上慢慢晕开。

　　王艳妮从楼梯上跑下来，差点被地上碎掉的酱油瓶滑倒。她趿着毛绒拖鞋踩过那些玻璃碎片和酱油渍，冲到他面前，扶住他的胳膊。

　　“你没事吧？他有没有打你？肩膀怎么了？让我看看——”

　　“我没事。”杨晓东说。他的声音还在抖，但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你没事吧？”

　　王艳妮摇了摇头。她的脸色很白，白得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那双深棕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全是恐惧和眼泪。但她没有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掉下来。

　　“他怎么找到这里的？”她的声音又细又尖，像是被捏住了喉咙。

　　“张汉钦以前带他来过。”杨晓东弯腰把散落在地上的围巾捡起来，拍掉上面的酱油渍。酱油渍已经渗进毛线里了，拍不掉，但他还是在拍，一下一下地，像是在通过这个重复的动作让自己冷静下来。

　　邻居们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着刚才发生了什么，要不要报警。超市老板说他认识那个骑摩托车的人，经常在台球室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个拿芹菜的中年女人说这世道越来越乱了，大白天都敢来居民区闹事。

　　王艳妮的父亲从楼上走下来。他是一个沉默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围裙还没解，手里拿着一把锅铲。锅里还烧着菜，油锅的滋滋声从楼上的窗户里传出来。他站在楼梯口，把女儿拉到身后，用一种沉默而警觉的目光看着门外。

　　“报警。”他说，“现在就报警。”

　　杨晓东报了警。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警察——张汉钦欠龙哥高利贷，陈华息威胁王艳妮，刚才他在楼道口堵人。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个时间点、每个人名、每个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接电话的女警察说会派人过来，让他们在原地等着。

　　两个民警在半个小时后到了。他们记录了情况，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去台球室找龙哥谈话。回来的时候，他们说龙哥不承认跟陈华息有任何关系，说陈华息只是在他那里打过几次台球，欠过几次台费没结，早就被赶走了。至于张汉钦欠钱的事——龙哥说那是年轻人之间的小打小闹，他也不追究了，就当交了个朋友。

　　“就当交了个朋友。”民警重复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有种不加掩饰的讽刺，但更多的是无奈。他合上笔记本，叹了口气，“你们要是再遇到这个人骚扰，直接打派出所电话。不要跟他正面冲突，保护自己是第一位的。”

　　杨晓东点了点头。他知道警察能做的也就这些了。龙哥这种人太擅长在灰色地带游走了，他可以让陈华息冲在前面当炮灰，自己干干净净地缩在后面。陈华息欠龙哥的钱，龙哥让陈华息去要张汉钦的债，这一切都没有书面证据，全是口头上的威胁和暗示。就算真查起来，顶多也就是个治安纠纷。

　　但他还记住了另一件事。大年初五。陈华息说龙哥给他的期限是大年初五。如果在那之前拿不到钱，龙哥会卸他一条胳膊。这说明陈华息现在是走投无路的状态——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什么都会干。今天他退了，不代表下次他还会退。

　　围观的人群散去之后，杨晓东推着自行车准备离开。他的手还在微微发抖，车把在掌心里晃晃悠悠的，车头歪了两下才稳住。

　　王艳妮追了出来。她已经换掉了那件沾了酱油的棉睡衣，穿上了白色羽绒服，脚上蹬着一双匆忙套上的运动鞋，鞋带都没系好，在脚面上拖着。

　　“杨晓东。”

　　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为什么要挡在我前面？”她走到他身后，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到无法辨认的情绪，“你没看到他喝了酒？你没看到他要动手？你知不知道他比你高比你重——他要是真打了你怎么办？”

　　杨晓东转过身。他的肩膀还在隐隐作痛，后腰被铁门撞到的地方也开始发麻。但他看着面前这个女孩——她的眼眶终于红了，睫毛上挂着亮晶晶的东西，是忍了很久的眼泪——他觉得那些疼都不算什么。

　　“因为我答应过张汉钦。”他说，“因为我答应过我自己。因为——”他深吸了一口气，“因为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看到你在街边哭。”

　　王艳妮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无声的、一颗一颗往下淌的泪。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下来，在下巴上挂了一小会儿，然后滴在白色羽绒服的领口上，洇出几个小小的深色圆点。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她说，声音哽咽得不成样子，“明明跟你没关系的事，你非要往自己身上揽。张汉钦欠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龙哥跟你有什么关系？陈华息威胁的人是我，你冲上去干嘛？”

　　“有关系。”杨晓东说。

　　“什么关系？”

　　他沉默了一会儿。老街上的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路边的塑料袋在地上打着滚，吹得王艳妮散落的发丝扫过脸颊。他把那条沾了酱油渍的灰色围巾解下来，折了两折，围在她的脖子上。

　　“你不吃咪咪虾条了。这个围巾，也许可以代替一下。”

　　王艳妮低头看着自己脖子上的围巾。灰色的毛线软软地堆在锁骨上，上面有一块深色的污渍——是酱油，也是杨晓东挡在楼梯口时留下的印记。她伸手摸了摸那块污渍，指尖在上面停留了很久。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咪咪虾条了吗？”她突然问。

　　“因为那是等张汉钦的时候吃的，不想再等了。”

　　“只是一半的原因。”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另一半的原因是——虾条是五毛钱一包。每次吃虾条我就想到他在校门口接我的日子，然后我就开始算他欠了多少钱，利息滚了多少，我要攒多久才能帮他还上。算到最后，虾条就变成了高利贷的味道。”

　　杨晓东沉默了。他不知道一包五毛钱的零食能承载这么多重量。他只知道王艳妮说不吃虾条了，但他从没想过“不吃”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藏了多少个失眠的夜晚。

　　“那以后不吃虾条了。”他说，“以后你要是想吃零食，我请你。虾条不行，别的都可以。”

　　王艳妮透过围巾的缝隙看着他。她的眼睛在围巾上方露出半截，红红的，湿湿的，但里面有一点光。那种光不是他以前看到过的任何一种——不是对她的张汉钦的那种仰慕和期待，也不是对自己的那种好奇和探究。那是一种更柔软的、更小心翼翼的、像是在试探什么东西是否真实存在的光。

　　“杨晓东。”

　　“嗯？”

　　“明天是除夕。”

　　“我知道。”

　　“我们家每年除夕都在家包饺子。我爸包的饺子特别丑，但他非要说自己包的最好。”她顿了顿，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嘴，“你明天晚上——要不要来我家吃饺子？”

　　杨晓东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红红的，鼻尖也是红红的，围巾上一块酱油渍，羽绒服上几个眼泪印。她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开学那天在阳光下闪亮登场的女孩——那个扎着浅蓝色发圈、穿着白T恤牛仔裤、干干净净得让人不敢接近的女孩。她看起来更真实了。

　　“好。”他说。

　　然后他跨上自行车，踩了两圈才打着火。链条咔咔响了两声，后轮在石板路上颠了一下，溅起几点残留的雨水。他骑到巷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王艳妮还站在楼道口，手里攥着那条灰色的围巾，朝他挥了挥手。

　　他也挥了挥手，然后拐进了老街。

　　除夕那天晚上，杨晓东去了王艳妮家。

　　他穿了他妈给他买的新衣服——一件红色的毛衣，前襟上织了一只卡通老虎，因为那年是虎年。毛衣有点大，袖子长出一截，他妈说大一点好，明年还能穿。他拎着一袋水果站在三楼的防盗门外，手心全是汗。楼道里的声控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紧张的表情照得一览无余。

　　门开了。王艳妮穿着那件粉色棉睡衣站在门里面，头发披散着，没有扎起来，发尾还是微微卷着。她的耳朵上夹着一小撮面粉，鼻尖上也蹭了一点白，看起来像是刚包饺子的时候不小心抹上去的。看到他站在门口，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妈，我同学来了。”

　　王艳妮的家不大，两室一厅，客厅里摆着一张铺了塑料桌布的圆桌，上面摊着饺子皮、肉馅、一碗清水、一个擀面杖，还有几个已经包好的饺子——那些胖得不成形、歪歪扭扭躺在盘子里的，一看就是王艳妮父亲的手笔。她妈正在厨房里下饺子，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白雾从厨房门框上方涌出来，把整个客厅都熏得暖洋洋的。电视开着，中央一套在放春晚倒计时的特别节目，几个主持人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笑得格外喜庆。

　　她爸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还拿着一块没包完的饺子皮。他戴着一副老花镜，国字脸，不苟言笑。杨晓东把水果放在桌上，说了声“叔叔阿姨过年好”。他爸点了点头，打量了他一眼——那种打量不是审视，而是观察，像是在判断这个男孩是不是值得女儿在大年夜请到家里来吃饺子的人。

　　“你会包饺子吗？”她爸问。

　　“不太会。”

　　“坐下学。”她爸把一块饺子皮推到他面前，“男孩子也得会做饭。”

　　于是杨晓东坐在王艳妮家的圆桌前，学起了包饺子。他包的第一个饺子完全散架了，肉馅从侧面挤出来，像一个吃撑了肚子破掉的包子。第二个勉强成形，但形状像一个被踩扁的枕头。第三个终于有点像样了——歪歪扭扭的，但至少封住了口。

　　王艳妮坐在他对面，熟练地拿擀面杖擀着饺子皮，一压一转，一张圆圆的薄皮就从她手下飞出来，边缘薄中间厚，形状比杨晓东包的饺子标准一万倍。她看到他包的那个“枕头”，忍不住笑了出来，笑声在厨房的锅碗声和电视的歌舞声里显得格外清脆。

　　“你包的这是饺子还是信封？”她把那个歪歪扭扭的饺子拿起来端详了一下，“我觉得你数学应该能及格，毕竟空间想象力不错——能把一个平面的饺子皮变成立体的几何图形。”

　　“这是创新。你没见过这种造型的饺子而已。”杨晓东继续跟手里的饺子皮搏斗，“而且我数学上次考了九十二。”

　　“知道了知道了，全班第一嘛。”王艳妮故意拖长了音调，朝他挤了挤眼睛。

　　她爸在旁边看着两个人斗嘴，手里的饺子皮忘了包，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了一下。她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漏勺，笑了一声又缩回去了。

　　饺子下好之后，王艳妮的爸妈端着碗坐到茶几那边看电视，把圆桌让给了两个年轻人。窗外开始零零散散地响起鞭炮声，远处有人在放烟花，一朵一朵地在夜空中炸开，把白色瓷砖楼房的墙面照得忽明忽暗。王艳妮家的窗户正对着凤里镇的东边，能看到一整片老城的屋顶，以及更远处那条泛着银光的河流。

　　王艳妮把一碟醋推到杨晓东面前，又往他碗里夹了一个饺子。

　　“这个是我包的，你尝尝。我包的都是月牙形的，好看的那些；我爸包的是那些像被车压过的。”

　　杨晓东低头看了看碗里的饺子——月牙形的，褶子捏得整整齐齐，确实比桌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家伙好看很多。他把饺子夹起来蘸了点醋，放进嘴里。猪肉白菜馅的，咸淡刚好，面皮筋道，咬下去的时候有一点汁水渗出来。

　　“好吃。”他说。

　　“那当然，”王艳妮得意地扬了扬下巴，“我包的饺子在凤里镇排前三——第一名是我妈，第二名是我姥姥，第三名就是我。”

　　“你爸排第几？”

　　“他不参与排名。他走的是另一种风格——抽象派。”

　　杨晓东笑了。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不是那种礼貌的、克制的笑，而是从肚子里往外翻的笑，笑到肩膀都在抖。王艳妮也笑了，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大年夜的圆桌前，笑得前仰后合。

　　她爸在茶几那边咳嗽了一声，他们才勉强收住了笑，但嘴角还是往上翘着，压都压不下去。

　　吃完饭之后，王艳妮的妈妈端出了一盘切好的苹果和一碟瓜子。春晚已经开始了，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还没出来，电视里在放一个舞蹈节目，一群穿着红色衣服的演员在舞台上转圈。王艳妮的爸爸坐在沙发上剥瓜子，妈妈在收拾碗筷，杨晓东和王艳妮坐在圆桌旁边，面前摆着那盘苹果和一碟还没包完的饺子皮。

　　窗外又响起一阵密集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把电视的声音都盖住了。新的一年越来越近了。

　　“杨晓东。”

　　“嗯？”

　　王艳妮没有看他，而是看着窗外那些炸开的烟花。她的侧脸被烟火的光照亮，一明一暗，一红一绿。她的表情很安静，像是在想一件想了很久的事。

　　“你以后想做什么？”

　　杨晓东想了想。“想离开凤里。去一个不用骑自行车就能看到海的城市。”

　　“我还以为你会说想当数学家。”

　　“数学不是我想当的东西。数学是——”他停了一下，找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数学是一把梯子。它能帮我够到我想去的地方。但不是目的地本身。”

　　王艳妮转过头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点意外。“你以前想过要去哪里吗？”

　　“没有。以前我脑子里只有《龙珠》和游戏机。”杨晓东拿了一块苹果咬了一口，脆生生的，“后来有一天，我在教室里看到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她站起来说‘到’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得变得更好一点。不然我不敢跟她说话。”

　　王艳妮安静地听着。窗外的烟花还在炸，一朵接一朵，把她的瞳孔染成不同的颜色。

　　“后来我跟她说话了。后来我发现她心里有别人。后来我想，那也没关系，我还是得变好——不只是为了她，也是因为变好本身是值得的。”他把苹果核放在桌上，擦了擦手，“所以我开始认真听课，开始做竞赛题，开始练篮球。我发现原来我能做到的事情比我以为的多得多。以前我只知道自己能把《拳皇97》打通关，后来我知道自己还能解绝对值不等式，还能在篮球义赛上投进三分球。”

　　王艳妮歪着头看着他，那个动作她做了无数次，但每次杨晓东看到还是会心跳加速。

　　“杨晓东，你知不知道你变了很多？”

　　“知道。但我没变的地方更多。”他看着她的眼睛，“比如，我到现在还是不会包饺子。比如，我到现在看到你笑还是会紧张。比如——”

　　“比如什么？”

　　“比如，我到现在还是喜欢你。”

　　窗外，零点的钟声敲响了。凤里镇的夜空被无数烟花同时照亮，鞭炮声此起彼伏，整个小镇像一锅煮沸了的水。电视里的春晚主持人在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

　　王艳妮在满城的烟火声中看着杨晓东。她的脸上有烟花的颜色，有除夕的暖意，有一种被什么东西打动之后的柔软。然后她笑了——是那种眼睛弯弯的、整个人都亮起来的笑。那个他只在开学第一天芒果树下见过的笑容。

　　“新年快乐，杨晓东。”

　　“新年快乐，王艳妮。”

　　他们在满城的烟火中相视而笑，电视里的歌声和窗外的鞭炮声混在一起，震耳欲聋，又温柔如春。

　　大年初一，杨晓东一大早就被鞭炮声吵醒了。他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外面的动静——隔壁家在放《恭喜发财》，音量开得老大，刘德华的声音响彻整条老街。楼下有人在敲锣打鼓，大概是镇上的舞狮队出来拜年了。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想给王艳妮发条短信，祝她新年快乐。打开收件箱，发现她已经在凌晨三点多发了一条过来——“新年快乐。围巾我洗好了，酱油渍洗不掉，但我不打算洗掉。晚安。”

　　杨晓东看着那条短信，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上有洗衣粉的味道——还是那个叫“超能”的牌子，他妈买了最大包装的囤在阳台上，说超市过年打折。

　　他给王艳妮回了一条短信——“新年快乐。围巾上的酱油渍是防伪标志，没有它的围巾是假货。”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仰面看着天花板上的孙悟空。海报贴了五年多了，边角已经泛黄，孙悟空的元气弹还是高高举着，像是永远不会累。旁边那只蜡笔画的小狗歪歪扭扭的，和他课本上画的小人一样丑。他盯着那只狗看了很久，然后笑了。

　　大年初五那天，杨晓东听说了一件事。

　　他从黄文彬嘴里听说的——黄文彬从他表哥嘴里听说的——他表哥从派出所的朋友嘴里听说的。陈华息在大年初五那天晚上被抓了。不是龙哥动的手。龙哥还没来得及卸他胳膊，他自己先栽了。他在镇上的台球室里跟另一伙人起了冲突，双方动了手，台球杆打断了三根，台球桌被掀翻了一张。有人报了警，警察赶到的时候，陈华息正骑着他的黑色太子摩托车企图逃窜，在路口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人飞出去摔在石板路上，右腿骨折，被救护车拉走了。

　　“龙哥那天晚上也被带走了。听说是因为放高利贷的事，有人举报了他。”黄文彬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兴奋，“还有那个瘦高个——脸上有刀疤的那个——他主动去派出所交代了情况，好像是要争取宽大处理。”

　　杨晓东听完，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外面有小孩在放鞭炮，噼里啪啦地响着，空气里弥漫着火药的味道。阳光很好，大年初五的凤里镇一切都喜气洋洋的，老街两边的店铺都贴上了红色的春联，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鞭炮碎屑，踩上去沙沙响。

　　“龙哥的事，是张汉钦他妈举报的。”黄文彬压低了声音，“我表哥说，张汉钦他妈之前一直躲在他舅舅家，龙哥的人找上门好几次，他妈忍无可忍了。这次趁着过年，陈华息和龙哥都不在台球室，她去派出所把攒了大半年的证据全交了——借条复印件、银行转账记录、还有陈华息他们发的威胁短信截图。派出所那边本来就不太想管这种民间借贷纠纷，但证据太全了，不管不行。”

　　杨晓东挂了电话，在房间里坐了很久。然后他拿起手机，翻到那个已经停机的号码。他想给张汉钦发一条短信，告诉他陈华息被抓了，龙哥也被抓了，他妈的举报起作用了。他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又打了一行又删掉。最后他只打了四个字。

　　“你可以回来了。”

　　他按下了发送键。屏幕上弹出一个小小的提示框——“发送失败。此号码已停机。”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凤里镇新年的天空特别蓝，蓝得像被鞭炮炸过之后重新洗了一遍。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过头顶，往东边去了，往广东的方向去了。

　　杨晓东没有删掉那条发送失败的短信。他把它留在草稿箱里，等着有一天那个号码重新开机的时候，它会在第一时间飞出去。

　　那年春天，周海龙也回来了。

　　他的第三次化疗效果很好，医生说可以出院回家休养，等身体恢复之后再考虑骨髓移植的事。他爸周德贵在校门口放了一挂五百响的鞭炮，被门卫老陈骂了一顿，说学校门口不准放鞭炮。周德贵一边挨骂一边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说“我儿子回来了”，说“被骂算什么”。

　　周海龙回到教室的那天，刘思琪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欢迎回来”四个字，用的是王艳妮那支粉红色的圆珠笔。周海龙走进教室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鼓掌。他的头发确实掉光了，戴着一顶鸭舌帽，脸瘦了一圈，颧骨高高地凸出来。但他还是那个周海龙——进教室第一句话就是问赵鹏飞：“我不在的时候校队是不是废了？”

　　赵鹏飞说：“废了一半，你回来了就能满血复活。”

　　周海龙笑了一下，然后看到杨晓东站在后排靠窗的位置看着他。他走过来，两个人在过道里对视了一秒，然后周海龙伸出手。

　　“听说你寒假在溜冰场打工，把钱都捐给我了。”

　　杨晓东握住他的手。“听谁说的？”

　　“刘思琪。”

　　“她嘴真快。”

　　“不只是她。”周海龙往第二排看了一眼。王艳妮正跟刘思琪一起把黑板上的字擦掉，粉笔灰在晨光里飞舞。她的马尾辫今天用的是一根新发圈，浅绿色的，上面有一朵小小的塑料太阳花。她擦黑板的时候嘴里还哼着歌，哼的好像是梁静茹的《勇气》。

　　“张汉钦的事我听说了。”周海龙收回目光，压低声音，“他妈举报了龙哥。陈华息腿断了。还有那个瘦高个，听说主动交代了问题，估计也判不了多重。总之——威胁解除了。”

　　“我知道。”

　　“那你现在还怕什么？”

　　杨晓东想了想。“怕她数学又考不及格。”

　　周海龙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他的笑声比以前虚弱了一些，但中气还是在的，后排的几个同学都被他吓了一跳。他拍了拍杨晓东的肩膀，用的力气比杨晓东预想的大得多。

　　“你放心。她数学要是再不及格，我帮你给她补——算了，我数学还不如你呢。你给她补吧，我给你加油。”

　　新学期的座位调整了。吴老师按照期末考试成绩重新排了座次，成绩好的往前坐，成绩差的往后坐。王艳妮从第二排调到了——倒数第三排。杨晓东旁边的位置。

　　“这是刘思琪的位置。”王艳妮抱着书包站在走道里，看着杨晓东旁边那个空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座位。她歪着头，嘴角带着一点说不清是高兴还是紧张的笑。

　　“刘思琪考了全班第三，调到第三排了。”杨晓东说。

　　“我知道。我就是——”王艳妮把书包放在那个座位上，坐下来，把椅子往前挪了挪，“有点不习惯。从开学第一天我就坐在第二排，坐了半年了。”

　　“那你要是想回第二排，可以跟吴老师说——”

　　“不用了。”王艳妮打断他，把笔盒放在桌面上，把课本一本一本地摞好。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七本课本排成一排，书脊朝外，整整齐齐的。然后她转过头，看着杨晓东，那个距离比三十厘米还近——两个人之间只隔了一个笔盒的宽度。

　　“第三排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她压低声音，弯起嘴角，“以后有不会的题，不用回头就能问了。”

　　杨晓东低头假装翻课本，但嘴角的弧度已经翘到了耳朵根。他在课本空白处画了一颗小小的五角星，就像几个月前他在老课本上画过无数次的那种——先画一个圈，再添五个角，每一笔都画得很慢很用心。然后他在五角星旁边写了一个字——“好”。

　　一个周五的下午，放学后，杨晓东和王艳妮坐在教室里做题。窗外的芒果树已经长出了新叶子，嫩绿的，小小的，在春风里轻轻摇晃。操场上有几个男生在打篮球，篮球撞击水泥地面的声音和喝彩声远远地传过来，混着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夕阳从西边的窗户斜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对面的墙壁上——一高一矮两个影子，挨得很近，近到轮廓的边缘几乎要重叠在一起。

　　王艳妮在做一道关于概率的数学题——一个袋子里有五个红球三个白球，摸两次不放回，问摸到一红一白的概率是多少。她算了半天，列了三种不同的树状图，涂了又改，改了又涂，最后在草稿纸上列出了一行算式，用红笔把它圈起来。

　　“是十五分之二十——”她皱着眉头自己检查了一遍，然后眼睛突然亮了，“不对，可以约分。是三分之一？”她又算了一遍，语气还是不太确定，“杨晓东，你帮我看看，这个概率题我算出来是三分之一，但后面参考答案写的是十五分之八——”

　　杨晓东侧过头去看她的草稿纸。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很近很近。近到他可以看清她耳垂上那颗小痣上细细的纹路，近到他能闻到她头发上那股熟悉的西瓜味，近到他可以看到她睫毛在阳光下投在脸颊上的影子。

　　他的心跳停了一拍。

　　“杨晓东？”王艳妮抬起头。

　　她的脸就在他的面前。他们的鼻尖几乎要碰到一起。她的眼睛在这么近的距离里显得格外大，深棕色的瞳孔里映着他的脸。

　　“你忘了乘以二，”杨晓东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低到他自己都差点听不清，“一红一白有两种情况——先红后白和先白后红。你只算了其中一种。”

　　王艳妮眨了眨眼睛。她的睫毛扫过他的眉心。但她没有躲开。

　　“哦。”她的声音也变得很轻很轻，“那应该是——”

　　“十五分之八。”杨晓东说，“你漏掉的那一半，正好是另一个十五分之四。加起来就是十五分之八。”

　　“十五分之八。”王艳妮重复了一遍，然后笑了。是那种安静的、自然的、像是跟一个很熟悉的人分享秘密时才会有的微笑。不是十五分之八这个答案有多好笑，而是一种“原来你离我这么近”的了然。

　　教室外面，芒果树的新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晃。凤里中学的放学铃刚刚响过，走廊里传来同学们奔跑打闹的脚步声和值日生扫地的沙沙声。有人在楼下喊“快点要迟到了——”，有人在操场上喊“再打一球就走——”。黄文彬从教室门口探进头来，刚要张嘴说什么，看到倒数第三排那两个挨得很近的人影，愣了一秒，然后无声地缩回去了。他走的时候还顺手把教室门虚掩上了——这个整天抄作业、打游戏、考试不及格的家伙，在这一刻展现出了惊人的情商。

　　教室里，杨晓东和王艳妮还保持着那个距离。

　　窗外，凤里镇的春天正在安静地到来。

　　老街的青石板路面被春雨洗过，泛着湿漉漉的光泽。骑楼的墙面上，新的青苔盖住了旧的青苔，一层一层的，像是时间留下的年轮。菜市场里，卖鱼的摊位上换了新的鲫鱼，在清澈的水盆里活泼地摆着尾巴。卖菜的大婶把新摘的蕨菜码得整整齐齐，嫩绿的茎秆上还带着露水。

　　杨晓东想起九月那个炎热的下午——他站在芒果树后面，假装在弄车锁，偷偷看着王艳妮站在电线杆旁边吃咪咪虾条，等张汉钦的摩托车。那时候他的心口闷得发疼，以为自己只是在看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梦。他不知道这个梦有一天会真的走到他身边，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问他一道概率题的答案。

　　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他不知道那个脸上有刀疤的瘦高个在去派出所交代问题之前，给龙哥发过一条短信——“我不干了。我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过得怎么样。我没法回答。以后你们的事别找我。”他不知道张汉钦在东莞的工厂宿舍里，每晚熄灯之后拿手电筒照着看那条发送失败的短信，一行又一行，一遍又一遍。他不知道蔡姐在他离开之后又织了一条新围巾——深蓝色的，比灰色的那条厚一些——放在售票窗口的抽屉里，等着下一个冬天。他不知道凤里没有第二个夏天，但春天之后，还会有新的春天。

　　他只知道此刻。此刻，夕阳很好，芒果树的叶子正在生长，他喜欢的女孩就坐在他旁边，问他一道概率题的答案。

　　而他知道答案。

　　“杨晓东。”王艳妮又叫了一遍他的名字。不是问他数学题，只是叫他的名字。像是在确认什么事情。

　　“嗯。”

　　“没什么。”她转过头，翻开练习册的下一页。但她靠得比以前更近了一点，肩头隔着校服轻轻挨着他的肩头，像两只找到同一条航线的船。

　　杨晓东低头看着课本，嘴角的弧度轻轻上扬。他在心里默默地想——那些从九月开始的、漫长的、闷热的、迷茫的、危险的、疼痛的日子，终于开始慢慢地愈合了。像老街石板路缝隙里长出的新苔藓，像芒果树秃了一整个冬天之后冒出的第一簇嫩芽。

　　翻过这一页，就是春天了。

作者有话说

王艳妮爱张汉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