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随笔》黎木猫

3、薄荷糖3 三年后

　　三年后我搬回这座城市，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租的房子到期了，正好有一份工作在这里等我。下火车那天下午，我拖着一个行李箱，站在出站口看天。云很低，灰白色，压着远处高楼的尖顶。空气里有潮湿的土腥味，和那年夏天一模一样。

　　我租的房子在老城区，离那家小卖部隔了两条街。搬进去第一天收拾东西，书架上的空铁盒被我碰掉了，滚到地板上，转了两圈才停。我捡起来，“绿箭”两个字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边角有一小块锈迹，像一滴干涸的茶渍。旁边那枚五毛硬币还在，我捏起来对着灯看，光线从边缘透过来，照出一个模糊的圆。

　　我没把它们放回书架。锁进抽屉了。

　　新工作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朝九晚六，工资不高，但足够付房租和吃饭。每天下班我会绕一段路，经过那条街，经过那家小卖部。有时候进去买瓶水，有时候只是路过。

　　老板换了第四部手机，屏幕更大。风扇还是新的那台，嗡鸣声均匀。辣条涨到三块，冰柜挪回了里面。收银台后面那张收款码还在，积了一层薄灰。

　　他不在。

　　我从没在里面见过他。

　　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每天下班走那条路。只是习惯。就像很多人习惯在某个路口等红灯，习惯在固定的便利店买早餐。我甚至不确定自己在等什么，只是腿会自己拐过去。

　　那天是冬天，天黑得早。下班时下着小雪，细碎的，落在地上就化。我缩着脖子走到小卖部门口，看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袋子，透明塑料袋，里面露出一角绿色。

　　我站住了。

　　袋子系在门把手上，打了一个很紧的结。里面是一盒绿箭薄荷糖，铁皮盒装的，长条形。旁边贴着一张便签纸，被雪水洇湿了一角，上面的字有点晕开，但还能辨认。

　　铅笔写的，笔画很轻，像怕用力会戳破纸面。

　　“四块五。这周没涨价。”

　　没有署名。

　　我盯着那张便签看了很久，久到雪落在头发上化成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我把袋子解下来，铁皮盒子凉得透心，隔着塑料袋都能感觉到温度。便签纸被我小心地揭下来，折好，放进口袋。

　　推开门的时候，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以前没有铃铛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挂上去的。

　　老板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手机。然后他停住了，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我第二眼。

　　“哎，”他说，“你——”

　　“嗯，”我说，“是我。”

　　“好多年没见了，”他把手机放下，往后靠在椅背上，“你那个同学，今天下午来过。”

　　我攥着袋子的手紧了紧。

　　“他说什么了？”

　　“什么都没说，就放了袋东西，”老板朝门口努努嘴，“挂了就走了。我喊他他也没停。”

　　“他——”我嗓子突然有点紧，“他常来吗？”

　　老板想了想：“隔一阵子吧。买糖，就那种绿盒子的。每次买完就在门口站一会儿，也不进来。有时候站两分钟，有时候站久一点，看手机，看路。”

　　“站门口？”

　　“嗯。就那个位置，”老板抬手指了一下门框右边，“靠在那儿，也不进来。我问他干嘛，他说等雨停。可有时候没下雨他也站着。”

　　我转过头去看那个位置。门框右边，有一小块墙皮被蹭得发亮，像是有人经常靠在那里，肩膀的位置。

　　“他今天什么时候走的？”

　　“四点多吧，”老板说，“挂了那个袋子就走了。哦对了，他留了个东西，说要是你来了就给你。”

　　老板弯腰在柜台底下翻了翻，拿出一张对折的纸，递过来。

　　我接过来的时候手在抖。打开，是一张发黄的便利贴，边角卷起来了，上面写着一行字。也是铅笔，比便签上的字更轻，像是很久以前写的。

　　“三块五。下次我拿找零。”

　　我认出那张纸了。是我写的。三年前那个夏天，我坐在小卖部最里面的小凳子上，在那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空白页撕了一角，用铅笔写了这几个字。写完之后我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就夹在练习册里。后来搬家，那本练习册不知道丢到哪去了。

　　我始终没给他找零。那枚五毛硬币一直在我的钱包里，一直。

　　我把便利贴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跟便签上的笔迹一样。新的，墨色清晰，像是今天刚写的。

　　“那个位置现在没人坐。”

　　我攥着那张纸站在柜台前面，空调的暖风吹过来，把纸角吹得微微颤动。铁皮盒还在塑料袋里，隔着那层薄薄的透明膜，绿得刺眼。

　　“他人呢？”我问。

　　“走了，”老板说，“往南边去了。”

　　我推开门冲出去的时候，雪下得密了一些。街上没什么人，路灯刚亮起来，橘黄色的光铺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反射出一层薄薄的光晕。我往南跑了十几步，停下来，喘着气看路的尽头。

　　没人。

　　雪落在我脸上，化成很小的水珠。我低头看手里的塑料袋，铁皮盒的边角硌着掌心，有点疼。

　　我把那盒糖拆开了。

　　里面不是糖。

　　是一把钥匙，旧的，铜黄色，齿痕磨得圆润。钥匙环上拴着一个很小的吊牌，用透明胶带裹了两层，上面写着三个字：

　　“三块五”。

　　我站在雪里，把那枚钥匙攥在手里攥了很久。

　　后来我搬了第三次家，从那条街搬走的时候，路过小卖部门口，门上挂了一个新的牌子——“转让”。

　　我站在那个位置，门框右边靠了五秒钟，墙皮蹭着肩膀，凉丝丝的。铃铛在头顶晃了一下，没有响。

　　我往南走了。

　　三个月后，我在城南一个老小区找到了那扇门。门牌号模糊了，铁门掉漆，门框右边的墙皮也蹭得发亮，跟我肩膀一样高的位置。

　　我摸出那枚钥匙，插进去，转了一圈。

　　锁开了。

　　屋子里很空，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盒未拆封的绿箭薄荷糖，旁边一张便签纸，上面是铅笔写的：

　　“四块五。下次一起付。”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薄荷的凉意，很轻，很淡。

　　我低头摸出口袋里那枚五毛硬币。边缘磨得更光滑了，捏在指尖几乎感觉不到纹路。

　　我把它放在桌上那盒糖旁边，然后关上门，把钥匙拔出来，揣进口袋。

　　外面的雪停了。

　　空气里全是泥土和柏油混在一起的味道，跟很多年前一样。

　　我靠在门框上，等着。

作者有话说

　　薄荷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