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香无悔》林清如

8、南逃 我们是

　　我们是在四月中旬离开江淮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走了不到十天，清军的先锋就到了江淮城下。史可法闭门坚守，多铎在城外扎营，围而不攻。围了几天，城里的粮食就开始告急。再后来，四月二十五日，城破。但那是后来的事。我们离开的那个清晨，江淮城还在薄雾里安静地睡着。没有人知道十天后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出城之后的头两天，路上还算太平。逃难的人虽多，但秩序还没完全乱。官道上有推独轮车的、挑担子的、赶着牛车的，一家老小把全部家当堆在车上，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响一路。有人牵着孩子，有人背着老人，有人怀里抱着鸡——大概是从家里带出来的最后一只下蛋的母鸡，舍不得杀也舍不得扔。人们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有的麻木，有的慌张，有的还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轻松——他们觉得自己已经逃出来了，最坏的事已经过去了。

　　柳翩走在我的右边，清如用背带绑在她胸前，孩子的脸被她用袖口遮着，只露出头顶一小撮软软的头发。她走得不快，但很稳，每一步都踩实了再迈下一步——不是因为她自己怕摔倒，是因为她抱着孩子。我爹走在最前面，脚步还是那么快，快得我们要时不时叫他慢一点等等我们。但他总说走快点好，走快点就能早点到常州，到了常州就能歇歇了。

　　第三天，路上的情况开始变了。

　　先是粮食买不到了。路过的镇子，米铺全都关了门。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还开着半扇门板的，里面空空如也，地上散着几粒被踩碎了的米。老板娘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几个窝头，要价十文钱一个。平常一文钱能买三个。

　　“十文？”我爹瞪大了眼睛，“你这是窝头还是金子？”

　　“窝头。”老板娘面无表情，“嫌贵去别家。别家连窝头都没有。”

　　我爹还想说什么，柳翩轻轻拉了拉他的袖子。她从怀里摸出几枚铜钱放在桌上，拿了四个窝头，分了两个给我爹，一个给我，一个她自己留着。她留的那个是最小的，但她什么也没说。

　　“省着吃。”她只说了这三个字。

　　又走了一天，路上开始出现溃兵。不是清兵，是明军。是从北方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没了编制，没了粮饷，三三两两地在官道上游荡。有的坐在路边，兵器扔在一旁，眼神空洞地看着逃难的人群。有的混在难民堆里跟着一起走，走了几步忽然拐进路边的村子，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几只鸡或一袋米。有的干脆拦路抢劫——把刀往路中间一横，让过路的人留下买路钱。他们要的倒不多，几个铜钱、一件棉袄、一双布鞋。他们知道难民身上也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但被抢的人还是会哭——不是因为东西值钱，是因为那种被人拿刀指着的感觉，比饿肚子更让人心寒。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关卡，是在去镇江的路上。

　　官道在一个岔路口分了叉，往右是去镇江渡口的方向，往左是沿江往西绕远路。大部分人往右走了——渡口是最近的路，过了江就是镇江府，离南京也不远了。但我们在路口碰见了一个从渡口那边逃回来的老头，他推着一辆空独轮车，车上没有行李，只有他老伴缩成一团。他拦着我们，声音嘶哑得像用砂纸磨过。

　　“别往渡口去。清兵把渡口封了。所有的船都被征用了。没征用的被烧了。”他指着自己空荡荡的独轮车，“我家当全扔在渡口了，儿子和儿媳没挤上船，被挤下了水。现在不知道在哪儿。”

　　“那沿江往西呢？”我爹问。

　　“往西走，沿江找渔船。有些老渔民还没跑，躲在芦苇荡里。运气好能碰上——但价钱不是一般人出得起的。”

　　往西。沿江找船。我们改道往西。

　　那一天我们走了很远的路，从清晨走到天黑，沿着江边的土路一直往西。江面上的船越来越少，偶尔有一两艘渔船从雾里钻出来，又很快消失在雾里。江风吹在脸上，冷得刺骨，但更冷的是那些江边漂浮的东西——碎裂的木板、散开的稻草、一件泡得发胀的旧棉袄。柳翩把清如抱得更紧了，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目光直视前方，不看江面。我爹走在最前面，忽然停下脚步，指着前方一片芦苇荡。

　　“那里有烟。”

　　芦苇荡深处，果然有一缕细细的炊烟升起来。很细很淡，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我们拨开芦苇往里面走，走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在一片小小的滩涂上看见了一艘旧渔船。船不大，勉强能坐四五个人。船头上蹲着一个老渔民，正在用瓦罐煮东西，那缕炊烟就是从瓦罐底下冒出来的。他看上去有六七十岁了，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粒米，身上的棉袄打了好几个补丁，膝盖处磨得发亮。

　　“大爷，”我爹上前一步，“您这船——能渡江吗？”

　　老渔民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又看了看柳翩怀里的孩子，低头继续搅他的瓦罐。

　　“渡江？”他嘿嘿笑了一声，“清兵把渡口全封了，你们怎么到这儿来的？”

　　“走过来的。”

　　“走过来的。”老渔民重复了一遍，像觉得这三个字很好笑，又像觉得这三个字很可怜。他搅了几下瓦罐，从里面捞出一条小鱼，用两根手指捏着送进嘴里，嚼得咯吱咯吱响。

　　“渡江行不行？”我爹又问了一遍。

　　“渡江嘛——行是行。我在这片芦苇荡里躲了一辈子，闭着眼都能摸到对岸。但不能白渡。”他扫了我们一眼，“一家四口，渡费，一人二十两。四个人，八十两。小孩算半价，十两。总共——”他顿了顿，扳着指头算了半天。

　　“七十两。”我说。

　　“对对对，七十两。”老渔民挠了挠头，“你看我这把年纪了，算数一直不好。老伴走了之后就没人帮我算账了。”

　　他在漫天要价，而且算数一塌糊涂。我们身上总共不到二百两银子，渡一次江就要七十两，到了常州还要安顿，还要继续往南跑。我爹和他讨价还价，最后以五十两成交。老渔民又扫了一眼我们身上的东西，说银子不够可以拿物件抵。我爹那件八成新的羊皮坎肩抵了二两，我那双厚底布靴抵了一两。他的目光扫过柳翩腕间的银镯子，停了一瞬。柳翩没有犹豫，褪下镯子放在船舷上。镯子在船舷上滚了半圈，她用手按住，最后停了一瞬才松手。

　　老渔民眯起眼睛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那只银镯子，拿起来掂了掂，揣进怀里。他把船从芦苇荡里撑出来，竹篙入水，悄无声息。

　　“都趴下。”他说。

　　我们趴在船舱里，大气也不敢出。船在芦苇的遮掩下慢慢滑入江中。江面上雾很大，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清。老渔民撑着竹篙，船走得很慢——他说不能走太快，快了会起浪，浪会引来巡逻艇。他把船划进一片芦苇更密的水道，两边的芦苇比人还高，遮天蔽日的，船在里面穿行，像钻一条绿色的隧道。

　　清如在这时候醒了。

　　她大概是饿了，或者是被江风吹得不舒服，嘴巴一瘪，喉咙里发出一声闷闷的、即将爆发的前奏。柳翩赶紧把袖口塞进她嘴里，不是塞得很紧，但足够压住那一声啼哭。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看着我，又看着孩子，手在发抖。她在用眼神问我——怎么办？

　　巡逻艇的声音越来越近了。我们能听到船桨划水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有节奏。还有人在说话——是清兵的口音，低沉粗粝，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语气里带着一种慵懒的、猫捉老鼠般的从容。他们在巡逻江面，发现私自渡江的船只会直接扣下，或直接射杀。

　　清如的脸憋得通红，小腿在襁褓里蹬了几下，但哭声被袖口堵住了，只发出几声闷闷的、几乎听不见的呜咽。柳翩把脸贴在孩子耳边，嘴唇轻轻动着——她在给孩子唱那支曲子。那支她从江淮带出来的、江南采茶时唱的山歌。很老很老的歌，她的声音压得极低，低到几乎只是气声，但我能听出每一个音。那支歌她在我耳边唱过很多次了。

　　巡逻艇从我们旁边经过。大约只有十几步的距离，隔着两重芦苇。我的心跳在那一瞬间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跳，跳得比刚才更快。巡逻艇的声音渐渐远去，消失在雾气深处。

　　柳翩把袖口从孩子嘴里抽出来。清如咳嗽了两声，没有哭，只是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她睁着那双圆溜溜的眼睛，对着她娘，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很突然，像在说——没事了，我刚才没哭出来，我很勇敢。柳翩抱起孩子，把脸埋在她的小胸脯上，肩膀抖了几下。

　　过了江之后，镇江也不太平。

　　我们在镇江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歇了一夜。说是村子，其实只剩几间空屋子——村民早就跑光了，灶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院子里散着几只踩烂的竹篮。我们找了间屋顶还算完整的房子，在地上铺了稻草，和衣躺了一宿。第二天天刚亮，村口就传来消息——清军的先锋已经逼近镇江，城里的富户正在往南跑，城门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我们决定不在镇江停留，继续往南。

　　接下来的路，是一段一段的。从镇江到丹阳，从丹阳到常州。到了常州城外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城门口挤着黑压压的人群，比江淮城外还多，但城门关着——只开了一条缝，几个守城兵丁正在盘查进城的人，每放一个进去都要磨蹭半天。我们在城门外等了半个时辰，队伍纹丝不动。有人在前面喊“开门”，有人在哭，有人把包袱举在头顶想挤过去，被兵丁一枪托砸了回来。

　　就在这时候，有人在人群里叫了一声：“老沈？”

　　我爹回过头。一个中年男人正从人群里挤过来，身上穿着一件沾满泥点的绸面棉袍，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他脸上的胡茬好几天没刮了，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但我爹还是一眼认出了他——周全，常州城里的布商，跟我们家铺子做过好几年的生意。每年开春，他都会来江淮挑一批苏杭的新料子回去卖。我爹跟他关系不算深，但商会里碰过面、酒桌上碰过杯的交情，在乱世里已经足够热络了。

　　“周全！”我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早就不在城里了，”周全苦笑道，“铺子五天前就被征了粮，守军把布料全拉走了，说是给守城将士做冬衣。我一个做小本生意的，攒了半辈子的货，一晚上全没了。”他指了指身后灰头土脸的几个人，“带着老婆孩子跑出来，本来想去无锡投奔亲戚，结果无锡那边说清军也快到了。亲戚自己都在收拾东西往南跑。老沈，你们这是——”

　　“刚从江淮出来。打算去常州落脚。”

　　“常州？”周全摇头，“别去了。常州的城门从昨天开始就不放人进去了，说是城里粮食不够，再多几张嘴守军自己都撑不住。你那几个老客户——老赵、老孙、钱掌柜——跑的一个不剩。前天在城门口碰见老赵的儿子，说他爹把铺子盘给别人了，换了一辆牛车，带着一家老小往湖州方向去了。现在常州就是个死城，进去容易出来难。清军一到，第一个打的就是常州。”

　　我爹沉默了一会儿。他转过头看着常州城的城门，城楼上还插着大明的旗帜，在暮色里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然后他回过头来，问周全：“那你打算往哪儿走？”

　　“往南吧。浙江，福建，走到哪儿算哪儿。反正常州是回不去了。”

　　“那一起走。”我爹说。

　　周全愣了一下，咧嘴笑了一下。那笑不是高兴，是那种在绝境里忽然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可以互相壮胆的、很苦的笑。他回头招呼他的家小跟上，一行人的队伍就这样多了几口人。

　　后来的路，我们和周全一家结伴走了一段，又走散了一段。有时候在客栈里碰见，有时候在渡口等船的时候重逢，更多的时候是各走各的。乱世里的同行，都是暂时的。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段路还能一起走。

　　在无锡的客栈里，我爹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那是一家很小的客栈，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盏油灯。清如在床上睡着了，柳翩坐在床边，一只手搭在孩子身上。我爹把剩下的银子分成四份，用四块布包好，每人身上藏一份。他自己一份，我一份，柳翩一份，连清如的襁褓里也缝了一份。

　　“要是路上走散了，各人身上还有口饭吃。”我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交代一桩生意，“铺子没了可以再开，银子没了可以再赚。人没了——什么都没了。所以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老了，跑不动了。你们年轻人的腿脚比我利索，该跑就跑，别等我。”

　　窗外是冷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他的声音被雨声压得有些模糊。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他说“我老了”。以前他走路像一阵风，骂我的时候能把茶盏磕得脆响。现在他说跑不动了。不是腿跑不动了，是怕自己撑不到目的地。他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事——生意亏本没怕过，我娘走的那年没怕过，清兵打到江淮也没怕过。但现在他怕了。他怕的不是死，是拖累我们。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说了一句，声音很轻，不像是说给我们听的，更像是自言自语。

　　“你娘那棵石榴树，怕是没人浇水了。”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不是哀叹，不是抱怨，只是陈述一个他想了很久终于说出口的事实。就像在说“明天可能会下雨”。说完他站起来，拿起桌上的茶壶，发现是空的，又放下了。

　　柳翩抬起头看着他。她怀里抱着清如，清如正在吃手指，口水流了一下巴。她腾出一只手，把她那份银子从布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不走散。”她说。

　　就三个字。语气很轻，但很稳。不是恳求，不是商量，不是在表达一个美好的愿望。是在陈述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就好像有人在谈判桌上说“这个价不能还”，像有人在签契约时说“这一条不能改”，像有人在赌桌上把所有筹码推到中间，然后看着对方的眼睛说——我跟。

　　她把银子推回我爹面前，然后低下头继续哄清如，好像刚才那句话只是顺便说出来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她低头的时候发间的银簪子晃了一下，簪头的桂花在油灯光里一闪而逝。

　　我爹看着桌上那包被退回的银子，嘴唇动了一下，像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他把那包银子重新包好，塞进怀里，站起身来走到窗边。窗外冷雨淅淅沥沥，芭蕉叶子被雨打得一颤一颤的。

　　我最终没有去常州。周全说得对——清军一到，第一个打的就是常州。我们改道往湖州方向走，绕过太湖的西岸，经宜兴、长兴，一路往南。越往南走，战火的痕迹越少。路边的村子开始有了炊烟，田里的稻子虽然没人管，但至少没有被马蹄踏过的痕迹。偶尔能看到几个老人坐在村口晒太阳，看见我们这群逃难的人，也不惊慌，只是安静地看着，像在看一群过路的候鸟。

　　我们在一个连名字都不太被人记住的小镇停了下来。

　　镇口有一条小河，河边有几棵老樟树，树冠遮天蔽日，树下散落着厚厚一层落叶。镇上的人不多，但还算安宁——大概是太偏远了，远到战争还没来得及蔓延到这里。街面上居然还有一家开着门的杂货铺和一家卖豆腐的小摊。豆腐摊的老板娘看见柳翩抱着孩子，多给了她半块豆腐，说“给孩子补补”。柳翩接过豆腐的时候，眼眶红了一下。

　　我们租了一间空置的民房。房子很小，只有一间堂屋和一间卧房。灶台是土砌的，锅是前任房客留下的，缺了一个耳朵。院子里没有石榴树，墙角倒是长着几株不知名的花草，叶子被霜打过，蔫蔫地伏在泥土上。但至少，屋顶不漏雨，墙不透风，灶台能生火。比起路上那些露宿的夜晚，已经是天大的福分。

　　搬进去的第一天，柳翩把清如放在床上，开始收拾屋子。她把灶台擦了三遍，把锅刷得能照见人影，把地扫得一尘不染，又找来几块旧布缝了窗帘。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动作比在路上轻快了很多。就好像她身体里有一根被压了很久的弹簧，终于找到了释放的空间。

　　忙完之后，她推开院门，走到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院子很小，几步就能走完一圈。她看了看墙角那几株蔫蔫的不知名的花草，又抬头看了看天。江南的天空和江淮一样蓝，但蓝得陌生。没有石榴树，没有石桌，没有那把旧茶壶。廊下没有风铃，隔壁没有烧饼铺飘来的芝麻香。

　　“没有石榴树。”她说。

　　“以后种一棵。”我说。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一下，像想笑，又像想说什么别的。

　　“好。”她说。

　　日子稍微安稳了些，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托人回去找那个老渔民。周全有个远房亲戚在镇江跑买卖，我托他沿着江边打听。他去了三次，第三次才找到。那个老渔民还在那片芦苇荡里，老伴已经过世了。他认出周全的亲戚，从瓦罐底下摸出那只银镯子，说：“这是人家姑娘的嫁妆，不能当。我老伴临走前还念叨，说这东西得还回去。”

　　周全的亲戚把镯子带回来给我。我拿在手里，内侧的“柳沈”两个字还在，划痕比渡江前多了几道，但擦得干干净净。那天晚上我把镯子放在她掌心里。她低头看了很久，然后转了转镯子，像在确认它还在。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把镯子重新戴回腕上。

　　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她娘。那个把镯子留给她就走了的女人，那个带着她逃难、病死在路上的女人。这只镯子是她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渡江的时候她把它褪下来，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现在它回来了。她娘的姓氏和父亲的姓氏，还刻在一起，还在她手腕上。

　　戴好之后她抬起头看我。“怎么找回来的？”

　　“托人。那老渔民还在芦苇荡里。”

　　她没有再问，只是转了转镯子，手腕上那圈被镯子磨出来的浅痕还在。她伸手摸了摸我的手腕——和当年渡江时我按住镯子时一模一样的位置。然后低下头，继续翻看那本手抄书。

　　那天晚上，清如睡着之后，柳翩把包袱打开，一件一件往外拿东西。换洗衣裳、针线盒、半包盐、一小瓶药粉、清如的尿布——最后，她的手在包袱最底层摸到了一个油纸包。她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没有打开。那是《千字文》。油纸包得严严实实，一滴水都没渗进去。她看着那个油纸包，看了很久，然后用指尖在油纸上面轻轻摸了一下。她没有说一句话。

　　“等清如会说话了，”她把油纸包重新放回包袱底层，“我教她念天地玄黄。”

　　我爹在隔壁屋里打起了呼噜。那声音和从前一模一样——粗犷、响亮、毫不客气，像一把钝锯子在锯木头。柳翩靠在我肩上，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平稳而绵长。窗外的小河在月光下静静流淌，和运河一样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