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声，声音的声》海枯石烂

5、微光消散，再无同路人 苏

　　苏晚的朋友圈里都是她参加学校社团的照片，辩论队、模拟联合国、校园歌手大赛。她的照片里总是很多人，大家穿着统一的校服站在舞台上，灯光打在脸上，每个人都亮闪闪的。我的校服是灰白色的，洗了很多遍，领口和袖口都起了球，穿在身上像套了个麻袋。我没有什么社团可以参加，二中最好的社团是学生会，我连报名表都没敢去领。

　　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就是这么远。

　　高一下学期，我彻底失去了苏晚。

　　起因是我给苏晚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那天发生了很多事，我感觉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需要找一个人说说话。我跟她说，我觉得自己好累，我好像不属于任何地方，我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在那个消息里说了很多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话，包括那些年寄住的委屈，那些年收到的伤害，那些年藏起来的眼泪。

　　我按下发送键的时候，手在抖。

　　我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苏晚一直没回。

　　第二天她回了，只有一句话：“声声，你那天发的消息太多了，我给同桌看了一眼，她不小心发到群里了，对不起。”

　　我不记得我哭了多久。我只记得那一天是周三，第二节课后我做值日，在走廊上拖地的时候，旁边几个别班的学生指着我小声说“就她就她，说要死要活的那个”。走廊很宽，我可以假装没听见。可是拖把太长，水桶太重，我端着水桶去换水的时候，楼梯太高，我走得很慢，有个学姐从后面推了我一把说“你能不能快点”。

　　水桶翻了。水洒了一地，连同我手里那个破抹布，淹了楼梯间的半个角落。

　　我蹲下去收拾的时候，终于没忍住，哭了出来。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是那种被捂住了嘴巴的、闷闷的、断断续续的抽噎，像一只被踩住了尾巴的猫，想叫又叫不出声。

　　眼泪滚烫地砸在冰凉的水磨石地面上，和脏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滴是泪，哪滴是水。

　　后来苏晚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我也没再找过她。我们就这样从彼此的世界里消失了，像两列往相反方向开的火车，在某个站台短暂地交汇之后，各自驶向了不同的远方。

　　有些人的出现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你和他之间永远跨不过去的距离。苏晚之于我，就是这样的镜子。她越亮，照得我越暗；她越完整，照得我越破碎。

　　高二的那年夏天，我回了一趟姥姥家。

　　姥姥的腿已经完全不行了，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生活起居由隔壁的舅姥姥帮忙照顾。我去的时候带了在半路买的一袋苹果和一箱牛奶，推开那扇老旧的木门，看到姥姥躺在床上，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眼睛却还是亮的。

　　“声声？”姥姥抬头看我，伸手想摸摸我的脸，手指在半空中微微颤抖。

　　我接住姥姥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那双手的温度，和十三年前一模一样。

　　“姥姥，我回来看你了。”

　　“声声瘦了，是不是在学校没好好吃饭？”姥姥的声音又轻又哑，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叶子。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要怎么跟姥姥说我不是不好好吃饭，是吃不下。我要怎么跟姥姥说我的胃里好像永远堵着一团东西，吃什么都是苦的，吃进去就想吐出来。我要怎么跟姥姥说我的身体好像生病了，但又好像不仅仅是生病，是一种从骨头里面往外腐烂的感觉，烂到骨髓里，烂到血液里，怎么都治不好。

　　姥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叠钱，最大面额二十，最小的五块，皱皱巴巴的，叠得整整齐齐。她把那叠钱塞到我手里：“姥姥给你攒的，你拿去买件新衣服，别总穿旧的，让人笑话。”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不是感动，是疼。姥姥一个月几百块的养老金，这点钱不知道攒了多久，她自己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却要给我攒钱买衣服。

　　“姥姥我不要，你自己留着用。”

　　“姥姥老了，用不着什么钱，你拿着。”

　　我们推来推去了好几回，最后我拿了十块钱，把剩下的又塞回到姥姥的枕头底下。姥姥拗不过我，说了句“你这孩子，跟你妈一样犟”，然后叹了口气。

　　后来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讲了很多以前的事。讲我妈小时候多皮，上树掏鸟窝摔下来磕破了额头；讲我爸当年追我妈的时候多笨，在门口站了三个小时不敢敲门；讲我出生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我爸在医院走廊里走来走去，走了整整一晚上，鞋底都磨薄了。

　　我听着，一直点着头，嘴巴里说着“嗯”，心里却在想，姥姥，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你说的这些人，真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吗？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为什么他们可以三年五年不见我一面？为什么要让我在别人家长大？

　　我差一点就问出口了。但看到姥姥花白的头发和布满沟壑的脸，我把那些话连同嘴边的质问，一起咽了回去。

　　姥姥是无辜的。姥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始至终没有放弃过我的人。我不想让她难过。

　　从姥姥家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我走在回县城的公路上，路灯还没亮，天光从深蓝变成墨黑，我踩着柏油路的边缘，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路过那棵石榴树——哦不，石榴树在姥姥家的院子里，我路过的是姥姥家的院墙。

　　我停下来，从墙头看进去。

　　院子里的石榴树还在，比记忆中粗了很多，枝干遒劲地伸向天空，结了满树的果子，青的红的，大大小小，压得枝头都弯了。可是树下没有人了。小时候坐在树下等爸妈的那个小女孩，已经不在了。

　　十八岁的某一天，爸爸妈妈终于回来了。不是过年，不是过节，就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星期六。他们说他们在外面挣了些钱，打算回县城做点小生意，以后可以天天陪着我，把我之前缺失的那些“爱”一点一点地补回来。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我靠在姑姑家阳台的门框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脚上趿拉着一双旧拖鞋。我看着他们——妈妈烫了头发，染了颜色，脸上敷了粉，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爸爸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手上戴了块表，皮鞋擦得锃亮。

　　他们看起来很成功，很体面，跟我这个站在阳台门口穿着破拖鞋的女儿格格不入。

　　“声声，爸爸妈妈回来了。”妈妈张开双臂，想抱我。

　　我没动。

　　她就那么张着手臂站了几秒钟，然后自己把手放了下来，笑了两声，那个笑声干巴巴的，像两张砂纸在互相摩擦。气氛变得很微妙。姑姑从厨房探出头来，笑着说“这孩子，等了你们多少年，现在倒不好意思了。”

　　不是不好意思。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但绝对不是不好意思。

　　后来我才慢慢理清楚那种感觉——那种站在阳台门口看着他们，浑身上下没有一个毛孔想靠近他们的感觉。那不是害羞，不是赌气，不是青春期叛逆，是一种接近于生理排斥的东西。就像你的皮肤记得所有的刺痛，你的骨头记得所有的寒冷，你的血液记得所有流过的眼泪，它们都在替你的大脑拒绝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哪怕那个人是你的亲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