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成都》冰雪森林

28、两个顺女竟也能办结婚证 只有在荷兰

　　决定是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傍晚做出的。

　　哈尔滨的夏天终于来了，松花江边的柳树绿得发蔫，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热浪。叶晚在客厅里给双胞胎喂奶，一手一个，姿势娴熟得像在操作一台精密的仪器。顾清在旁边拿着手机录像，说要留给知微知著长大后看——“看你们妈妈当年多厉害，一个人能同时喂你们两个。”

　　林墨窝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罐冰可乐，看着这一幕，沉默了很久。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苏婉，我们也生一个吧。”

　　苏婉正在窗边给一盆新买的绿植换土，闻言没有抬头，只是轻声回答：“好。”

　　然后两人就真的开始行动了。

　　她们首先遇到的问题非常现实：在中国，两个女人无法登记结婚。没有结婚证，就无法合法进行试管婴儿。孩子出生后也无法落户。制度走不通，就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横亘在她们面前。

　　林墨在网上查了三天资料，越查越暴躁。她给顾清打电话抱怨：“你知道吗，我查遍了所有可能的途径，结论就是——在国内，我们这条路走不通。要么出国，要么放弃。”

　　顾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安德烈之前提过一个方案，你们要不要跟他聊聊？”

　　林墨本来没抱什么希望——安德烈，一个直男，单身，在哈尔滨混了二十年的俄罗斯裔摄影师，他能懂什么？但出于“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她还是约了他出来吃饭。

　　饭桌上，安德烈听完她们的情况，放下筷子，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们去荷兰登记伴侣吧。”

　　林墨愣住了：“什么？”

　　“荷兰。同性婚姻合法化已经好几年了。伴侣关系和婚姻在法律上几乎等同。你们去荷兰领个证，拿个合法的身份回来，将来有条件了，再考虑移民或者要孩子的事情。”安德烈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背诵一本旅游手册，“先把证办了，其他的慢慢来。”

　　林墨看着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你一个直男，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安德烈面无表情地回答：“因为我单身，时间多。”

　　林墨当天晚上就和苏婉商量了这件事。苏婉听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好。去办个证，办完就回来。”

　　她们花了一个月时间准备材料——护照、出生证明、单身声明、收入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林墨跑了好几个部门，盖了七八个章，填了十几张表格。每次她从某个政府部门出来，都会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然后对陪她一起跑的苏婉说：“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办这种手续了。”苏婉每次都回答：“你上次发誓还是在上次。”林墨说：“上次是什么时候？”苏婉说：“你说你再也不接急单的时候。”林墨沉默了片刻：“……那个誓我确实没守住。”

　　出发那天，顾清和叶晚带着双胞胎来机场送行。知微和知著已经半岁了，长得白白嫩嫩，像两个糯米团子，被叶晚一手一个抱着，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世界。林墨蹲下来，捏了捏知微的小手，又捏了捏知著的小脚，然后站起来，对顾清说：“我们去几天就回来。你们看好家。”

　　“放心。”顾清说。

　　叶晚在旁边补了一句：“顺便帮你们拍照。安德烈说他最近交了女朋友，没空给你们当摄影师了。”

　　林墨翻了个白眼：“安德烈那个女朋友谈得怎么样了？”

　　“据说挺好的。”顾清说，“上周他还发了一张合照，配文是‘我终于不是单身了’。点赞破了新高。”

　　林墨笑了一下，然后转身，拉着苏婉的手，走向了安检口。她没有回头。苏婉倒是回了一次头，对顾清和叶晚挥了挥手，然后也转身，消失在了安检通道的尽头。

　　阿姆斯特丹迎接她们的，是一场典型的荷兰式细雨。她们从机场坐火车到中央车站，然后拖着行李箱，沿着湿漉漉的砖石路，找到了提前订好的酒店——一间小小的运河边旅馆，房间不大，但窗户正对着一条狭窄的运河，对岸是色彩鲜艳的山形墙楼房。运河水光将变幻的天色映在天花板上，鸽子在窗沿咕咕叫着。

　　林墨站在窗前，看着运河上驶过的一艘小船，船上坐着一对情侣，共撑一把伞，在细雨中悠闲地喝着啤酒。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苏婉，我们好像真的到荷兰了。”

　　苏婉正在拆行李箱，闻言没有抬头：“嗯。好像是的。”

　　“你紧张吗？”

　　“有一点。”苏婉停下手里的动作，直起身来，看着林墨，“你呢？”

　　“我也有一点。”林墨说，“但更多的是饿。我们晚上吃什么？”

　　苏婉笑了一下：“我先收拾完，然后出去找吃的。”

　　第二天一早，她们去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手续简单得让习惯了复杂文件与审视目光的她们有些恍惚。预约，提交身份证明和单身声明——在荷兰，她们的法律状态是“单身”。工作人员是位头发花白、语气平和的中年女士，查看文件时，目光只在“申请人A”和“申请人B”的称谓上短暂停留，便温和地问：“你们是自愿结合为registered partnership，并了解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吗？”

　　“是。”林墨和苏婉同时回答，声音在安静的市政厅小房间里清晰无比。

　　没有问为什么是两个女人，没有探究的眼神，没有需要额外解释的环节。只是两个成年人，自愿选择在法律上联结彼此。签字，盖章，交换文件。不到一小时，她们拿到了印有双方名字、带有市政厅印章的伴侣关系证明。纸张朴素，却重逾千斤。

　　走出市政厅，阿姆斯特丹的天空是典型的荷兰灰蓝色，飘着细雨。她们没有打伞，沿着湿漉漉的砖石路慢慢走。运河的水面被雨滴敲出细密的涟漪。

　　“就这样？”林墨捏着那张薄薄的纸，还有点不敢相信。

　　“嗯，就这样。”苏婉挽住她的手臂，声音里有雨丝般的轻柔，也有磐石般的安定。

　　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宾客，甚至没有亲吻。但一种深沉而坚实的平静，在潮湿的空气里，在相挽的手臂间，静静流淌。法律给了她们一个名分，一个框架。而她们早已用无数个日夜的相守，将那个框架填满了滚烫的生活。

　　她们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三天。没有急着回去，而是慢慢地逛了这座城市——运河边的集市，梵高博物馆，街角的咖啡馆，卖奶酪和郁金香种子的商店。林墨在一家二手书店里淘到一本关于荷兰建筑设计的画册，苏婉在花卉市场买了几包荷兰特有的花籽。她们坐在运河边的长椅上，分吃一份炸薯条，看着船只来来往往，看着自行车铃铛声此起彼伏。

　　“以后，我们真的会搬来这里吗？”苏婉问。

　　林墨想了想：“会。但不是现在。钱还不够。”

　　苏婉点了点头，没有追问。她知道林墨说的是实话——她们在成都的工作室虽然稳定，但积蓄并不多。移民需要一大笔钱，签证费用、律师费用、安家费用、以及在找到稳定收入来源之前的生活开销。这些都不是小数目。

　　“那就再等等。”苏婉说。

　　“嗯。再等等。”

　　三天后，她们飞回了成都。

　　安德烈去机场接的她们——他刚好在成都有个拍摄项目，顺路。他看到林墨手里那张荷兰市政厅颁发的伴侣证明，拿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还给她们，说了一句：“恭喜。现在你们是有证的人了。”

　　“谢谢。”林墨把证书小心地收好，“你女朋友呢？”

　　“上班。”安德烈说，“她是个老师，工作日很忙。”

　　“你终于不是单身了，感觉怎么样？”

　　安德烈想了想：“感觉……有人等我回家的感觉，还不错。”

　　林墨看着他，笑了一下：“那挺好的。”

　　回到成都后，生活似乎恢复了原来的轨迹。但林墨知道，有些事情已经不一样了。那张荷兰的伴侣证明，像一粒种子，埋在她们的生活里，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芽。而为了让那颗种子有朝一日能破土而出，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拼命工作，拼命攒钱。

　　林墨本来就是个工作狂，但回来后她变得更拼了。她开始接更多的订单，延长工作时间，减少休息日。她的工作室“经纬”在圈内已经小有名气，客户遍布全国，甚至有一些来自海外的订单。她开始接以前不愿意接的急单——加钱就行，熬夜也行。她开始接以前嫌麻烦的小单——虽然利润薄，但积少成多。她甚至开始接一些她以前不屑一顾的商业订单——企业工服设计、连锁店员工制服，这些活没有创意含量，但胜在量大、稳定、付款快。

　　苏婉看在眼里，没有多说什么。她只是在每天晚上林墨加班的时候，给她泡一杯热茶，放在工作台边上。她也在自己的花艺工作上更加用心，“谧语”的线上课程和永生花设计渐渐有了稳定的客源。她甚至开始接一些婚礼花艺的订单——虽然累，但收入可观。

　　有一天晚上，林墨在工作室里裁一块面料，裁到一半，忽然停下来，对旁边正在整理干花的苏婉说：“苏婉，我们可能要等很久。”

　　苏婉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等多久？”

　　“不知道。可能一两年，也可能三五年。要把钱攒够，要把工作室的业务稳定到可以远程运营，要把这边的客户关系都处理好。很多事情要做。”

　　苏婉放下手里的花枝，走到林墨身边，从背后轻轻环住她的腰。“那就等。反正茶一直煮着，人一直陪着。”

　　林墨没有说话。她只是放下剪刀，把手覆在苏婉环在她腰间的手上，轻轻地握了一下。窗外，成都的夜色安静而温柔。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犬吠，和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在这座城市的一间小小的工作室里，两个女人，一张荷兰的伴侣证明，和一个还需要等待很久的计划，构成了她们当下的全部生活。

　　路还很长。但她们已经开始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