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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间草木 ...

  •   潼州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后来很多年里,我无数次试图向阿昭描述我们初到潼州时的光景,但每次都词不迭意。说它破败,它却是北境六州里唯一还有城墙的州府;说它繁华,整座城最热闹的街上也不过七八家铺子,赶集的日子才有人杀猪,猪肉要挂三天才能卖完。说它穷,潼河两岸的黄土里能种出整个大昭最好的麦子;说它富,那年冬天我在城门口看见一个冻死的老乞丐,身上穿着七件破衣裳,一件比一件薄,像一棵被剥了皮的树。

      后来我想明白了,潼州就是潼州,它不需要被形容。它是一个你活下去就必须咬紧牙关的地方,而咬着牙的人,顾不上形容。

      我们是在一个傍晚到的潼州。

      船在洛口靠了岸,老孙头帮我们把包袱拎上码头,又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塞进二姐手里。二姐打开一看,是一把碎银子和十几枚铜钱。

      “大爷给的。”老孙头说,像是怕二姐不肯收,赶紧又补了一句,“大爷吩咐过的,送到地方就给这个。老奴只是照办。”

      二姐沉默了一瞬,把布包收进袖中,对老孙头深深行了一礼。老孙头慌忙避开,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转过身就上了船,撑开长篙,头也不回地走了。乌篷船顺着来路往回漂去,在暮色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河面上的一个小黑点,消失在烟波尽头。

      这人用三天三夜把我们送出死地,临别连个名字都没留。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再后来我托人打听过,说渭水上有个撑渡的老孙头,前年冬天掉进河里淹死了,尸首捞上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根竹篙,掰都掰不开。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同一个人。这条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夫太多了,他们大多没有名字,就算有也不会被人记住。可那一夜是他撑的船,我就得记一辈子。

      从洛口到潼州城,还有四十里山路。

      阿昭还在发烧。二姐的药丸子已经吃完了,烧还是退不干净,反反复复的。她有时清醒,有时迷糊,清醒的时候不哭不闹,就睁着一双大眼睛看山路两旁的树,问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花。我答不上来,她就一本正经地说小舅舅真笨,然后自己给那些树和花取名字——“这是大伞树”,“这是紫铃铛花”——取完又沉沉睡过去。

      二姐一路上几乎不说话,只在岔路口停下来辨认一下方向,然后继续往前走。她的脚程很快,我抱着阿昭跟在后面,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有一回我实在跟不上,落后了十几步,她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像是刚刚想起身后还有两个人似的。

      “走不动了?”她问。

      “走得动。”我说。

      她没有再说什么,但此后的脚程明显放慢了。

      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一夜加一个白天。第二天黄昏时分,翻过最后一道山梁,潼州城终于出现在了视野里。

      它是从黄土里长出来的。

      城墙是黄土夯的,城楼是黄土砌的,连城头上插的旗帜都蒙着一层黄土,风一吹就扬起一片黄烟。城墙不高,很多地方豁了口,用碎石块胡乱填着,看着不像御敌的工事,倒像是谁家塌了半边的羊圈。城墙根下有几棵歪脖子枣树,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上蹲着一排乌鸦,一声不吭,像一串黑色的省略号。

      “这就是潼州?”我说。

      二姐没有回答。她站在山梁上,望着脚下的城池,夕阳从她背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八年前我来过一次。”她忽然开口了,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早上吃了什么,“那时候我刚及笄,爹带我来巡视北境的军屯。潼州是北境六州里最穷的一个,军屯的收成连年欠产,种一斗收三斗,刨去种子和赋税,屯兵连饭都吃不饱。爹站在城头上看了很久,回去以后就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北境的军粮赋税。朝廷准了。”

      她顿了顿。

      “现在想来,大概从那时候起,爹就已经是某些人的眼中钉了。”

      山风吹过,卷起一片黄尘。远处的潼州城里,不知道谁家点了灯,一点豆大的光亮在暮色中明灭不定。

      “走吧。”二姐收回目光,“天黑了就不好找人了。”

      潼州城里比外面看起来更破。

      街道是土路,两边挖了排水沟,沟里淤着黑乎乎的烂泥和烂菜叶子,散发出一股酸臭味。两旁的房子大多是夯土墙,墙上糊着黄泥,黄泥剥落的地方露出里面的碎秸秆。很多房子的屋顶长着枯草,在风里瑟瑟发抖。整条街上只有一家铺子还开着门,门口挂着一条脏兮兮的幌子,上头写了四个字——“潼州老酒”。

      街上几乎没什么行人。偶尔有一个人走过,也是缩着脖子佝偻着腰,脚步匆匆,像是这街上有什么东西在追他。

      我们按照大哥信上的指示,沿着主街一直走到头,在城墙根下找到了那家“雁回堂”。

      它的招牌歪歪斜斜地挂在门楣上,漆皮剥落了大半,勉强能认出“雁回”两个字,“堂”字已经看不清了。门板是松木的,年头久了,裂了好几道缝,从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我站在门口,能听见里面有锅铲碰撞的声响,还有一股药味飘出来——不是寻常药铺里那种浓烈的药香,而是一种更清苦的、带着泥土腥气的味道。

      二姐抬手敲门。三长两短,大哥信上嘱咐的暗号。

      里面安静了一瞬。然后门闩被人从里面拉开,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浑浊的眼睛贴在门缝上,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遍。

      “谁啊?”一个沙哑的声音。

      “长安来的。”二姐说。

      “长安来的人多了。”

      “萧大哥让我们来的。”

      那只眼睛眯了一下,过了一会儿,门闩又响了一声,门彻底打开了。

      开门的是个老头。说老其实也不算太老,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却比同龄人深得多,像刀刻的一样。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袍,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他有一双很大的手,骨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痕迹。

      这就是秦叔。

      雁回堂的秦老板。

      他把我们让进屋,探头往门外左右看了看,然后迅速关上门,落了门闩。做完这一切,他才转过身来,正眼看了看我们。

      “大公子的信我收到了。”他的目光在二姐脸上停了一瞬,又移到我身上,最后落在我怀里的阿昭身上,那张粗糙的脸上忽然浮出一丝极淡的柔和,“这是……大小姐的闺女?”

      二姐点了点头。

      秦叔沉默了。他低下头,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抹了一把脸,那动作重得像是要把脸上的什么东西搓掉。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抬起头来。

      “先进来吧。”他的声音哑了几分,“后院有间空屋子,我前两天收拾过了。”

      雁回堂前头是间药铺,后头连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树下的水缸里养着几尾鲫鱼,鳞片黯淡,游动缓慢。正房三间,东厢是秦叔自己住,西厢是灶房和柴房,北面有间耳房,秦叔把我们领到那里。

      房间很小,一张土炕就占了大半,炕上铺着一领旧草席,席子上有两床打着补丁的棉被。窗户纸破了好几个窟窿,被风吹得噗噗作响。墙角放着一张缺了腿的方桌,用两块砖垫着,桌上搁着一盏油灯。

      “条件不好,将就着住。”秦叔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善言辞的歉意,“潼州这地方就这样,好多年没什么像样的人来过了。”

      “有劳秦叔。”二姐说。

      秦叔摆了摆手,没说什么客气话,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端着一个砂锅进来,砂锅里是刚熬好的小米粥,上头飘着几片切得极薄的姜。他把砂锅放在桌上,又摸出一个小油纸包打开,里面是半块红糖。

      “孩子发烧了吧?”他说,“先把粥喂了,姜糖水发汗。我去给配副药。”

      我这才注意到,他一进门就看出阿昭在发烧。他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说,只是先熬粥、配药。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做事的顺序里藏着一种不声不响的细致。

      阿昭被我叫醒,迷迷糊糊地喝了几口粥。大约是热粥下肚暖和了,她的小脸总算有了一点血色。她又喝了秦叔端来的药汤,苦得直皱眉,瘪着嘴想哭,可大概是太累了,哼唧了两声就又睡了过去。

      我把她放在炕上,仔细掖好被角。她的额头还是烫的,但呼吸比在船上的时候平稳多了。

      二姐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去了。

      我跟出去,看见她站在石榴树下,仰头望着满树光秃秃的枝丫。天已经完全黑了,没有月亮,只有远处灶房里透出的一点微光,把她的侧脸映得忽明忽暗。

      “明天我去找秦叔借笔墨。”她说。

      “做什么?”

      “写折子。”她的声音很平静,“萧家的案子,所有的疑点,所有的证据,我要一条一条写出来。先递到按察使司,再递到大理寺,一层一层往上递。总有一个人愿意看。”

      我张了张嘴,想说这有用吗,但看着她站在那棵枯死的石榴树下的背影,我忽然什么都问不出口了。

      “进屋吧。”她先说了,“晚上冷。”

      秦叔在灶房里生了火,招呼我们过去吃晚饭。说是晚饭,其实就是一锅杂粮糊糊,配一碟咸萝卜条。糊糊是用麦麸、高粱面和几片菜叶子煮的,稀得能照见人影。秦叔自己端着一碗蹲在灶台前,呼噜呼噜几口喝完,抹了抹嘴说:“你们慢慢吃,我去前头把药材归置一下。”

      他走了以后,二姐端着一碗糊糊,用筷子搅了搅,忽然说了一句:“潼州的军屯,当年爹来的时候还有八百亩。现在只剩不到三百亩了。”

      “你怎么知道?”

      “来的路上看见的。那些荒了的田,地垄还在,排水沟还在,一看就是很多年前开垦过的军屯田。界碑被人挖了,但土里的瓦片还在——军屯的田垄下都埋着碎瓦,这是北境军的老规矩。”她喝了一口糊糊,慢慢咽下去,“军屯荒了,守军就养不活自己,养不活就得靠朝廷拨粮。朝廷拨粮要经过户部,户部层层盘剥下来,到了潼州就只剩个零头。守军吃不饱,就跑。跑了的人多了,剩下的也守不住。北境六州有十几道烽燧,现在大概有一半都空了。”

      她放下碗,看着我。

      “这些事,朝中没有人不知道。可从来没有人提过。因为潼州越穷,某些人的生意就越好做。”

      “什么生意?”

      她没有直接回答。她只是从灶台边捡起一根烧焦的柴火棍,在泥地上画了几个圈,又在圈之间画了几条线。

      “北境的军粮,朝廷定的是每年二十万石。可实际拨下来的不到十二万石。差的那八万石哪里去了?被户部的人以‘损耗’的名目核销了,转头就卖给了北狄的商人。北狄用这些粮食养肥了战马,再来打北境。北境越打仗,就越需要军粮,军粮的缺口就越大,这些人赚的钱就越多。”

      她把柴火棍丢进灶膛里。

      “长姐在北境打了这么多年仗,你以为她打的是北狄?她打的是这个。”她指了指地上那些圈和线,“她挡了太多人的财路。所以她必须死。”

      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火光跳了一跳,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拉得又长又扭曲。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阿昭睡在我和二姐中间,呼吸渐渐平稳了,额头上的热度也退了不少。秦叔配的药起了作用,她终于退了烧。

      二姐也没睡。她靠墙坐着,手里拿着那把匕首,用一块破布一遍一遍地擦拭刀刃。黑暗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见刀刃反射出来的微光,冷幽幽的,像一小片凝固的月光。

      “二姐。”

      “嗯。”

      “秦叔是什么人?”

      擦刀的动作停了一瞬。

      “他以前是北境军的军医。”二姐说,“跟了爹十五年。后来在雁门关一役中中了箭,左腿瘸了,就退下来在潼州开了这间药铺。”

      “他是爹的人?”

      “他是大哥的人。”二姐顿了顿,“大哥信上说的‘此人可信’,不是指他可靠,是指——他可以托付后事。这两个词不一样。”

      我没再问了。

      后半夜的时候起了风。潼州的风不像长安的风,长安的风湿漉漉的,带着渭水的水汽。潼州的风是干裂的,像一把沙子打在脸上,又疼又糙。风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灌进来,吹得油灯的火苗东倒西歪。二姐起身把破洞用一块破布堵上,重新坐下来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爹当年如果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他还会不会去潼州?”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会。”二姐自己回答了,“他一定会。因为他是萧远山。”

      她说完这句话就没再开口。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的呼吸变得均匀而绵长——她终于睡着了。三天四夜没合眼的人,在一个透风的土屋里,靠着斑驳的土墙,抱着大哥的匕首,就这么睡了过去。

      我轻轻地起身,把她的外袍往上拉了拉,盖住她的肩膀。

      然后我重新躺下来,望着黑洞洞的屋顶,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和阿昭均匀的呼吸声,忽然想起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有一年夏天,长安特别热,热得知了都叫不动了。长姐从北境回来述职,带了一筐潼州的沙果。那沙果又小又酸,赵谦咬了一口就吐了,说这什么玩意儿,猪都不吃。长姐没生气,只是笑了笑,把剩下的沙果都收了起来。

      晚上我去她院里找她,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廊下,面前摆着一碟沙果,正在一个一个地吃。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想把那个味道记住似的。

      “长姐,这么酸,你怎么还吃?”

      她转过头来看见我,笑了。月光下她的面容柔和得像一汪水。

      “琰儿,你不懂。”她说,“人在北境待久了,吃到酸的东西才知道自己还活着。那边太苦了,苦到后来舌头都木了,什么都尝不出来。只有酸味还能尝出来。”

      她递给我一个沙果。

      “你尝尝。酸过之后,有一股回甘。那才是北境真正的味道。”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酸得整张脸都皱在了一起,囫囵吞下去,什么回甘也没尝出来。长姐哈哈大笑,揉了揉我的脑袋说,算了,你还是在长安好好待着吧。

      那时候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北境的风沙、黄土、和那些望不到头的烽燧。我以为她只是在说沙果。

      现在我到了潼州,看见了这里的黄土城墙、歪脖子枣树、和乌鸦蹲在枝头一动不动的样子,忽然有点明白了。

      可惜明白得太晚了。

      天快亮的时候,风停了。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小会儿,醒来的时候发现阿昭已经醒了,正睁着一双黑亮亮的眼睛看着我。她的烧退了,小脸虽然还苍白,但总算有了精神。

      “小舅舅,”她小声说,“阿昭饿了。”

      我起身去灶房找吃的。秦叔已经在灶房里了,正蹲在灶台前往里添柴。看见我进来,他指了指灶台上的一碗粥:“给孩子热好了。放了红枣,不苦。”

      那碗粥比昨晚的糊糊稠得多,上头飘着两颗红枣,红艳艳的,像雪地里落了两滴血。我端起来的时候,看见秦叔自己碗里还是昨晚剩的杂粮糊糊,稀得能照见碗底。

      “秦叔……”

      “吃你的。”他头也不回地说,“孩子要紧。”

      我把粥端回屋里,阿昭捧着碗小口小口地喝。喝到一半她忽然停下来,抬头问我:“小舅舅,这里是什么地方?”

      “潼州。”

      “潼州是哪里?”

      “是一个……离长安很远的地方。”

      “娘亲会来找阿昭吗?”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我低下头,看见她碗里的红枣在粥面上轻轻晃荡,像两只要沉没的小船。

      “会的。”我说,“娘亲打完了仗就会来。”

      阿昭低下头继续喝粥,喝了两口又抬起头来:“大舅舅呢?二姨说大舅舅也去打坏人了吗?”

      “嗯。”

      “那他们都打完了坏人,是不是就都来了?”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她的小脑袋在我掌心里轻轻蹭了蹭。她的头发又细又软,和长姐的头发一模一样。

      “对,”我说,“都来。”

      阿昭满意了,低下头把剩下的粥喝得干干净净,连碗底都舔了一遍。她把空碗递给我,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笑意,是那种小孩子确认了某件重要的事情之后才会有的、踏实的笑。

      我拿着空碗走到院子里。晨光刚刚越过城墙,把半座潼州城照成了金红色。石榴树上的露水反射着碎光,像挂了一树的琉璃珠子。

      二姐已经起来了,正站在院子里和秦叔说话。他们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内容。但二姐的脸色很不好看,秦叔的表情也很沉重。

      “怎么了?”我走过去。

      二姐看了秦叔一眼。秦叔叹了口气,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望着那棵石榴树,肩膀微微塌了下去。

      “秦叔昨夜里收到消息,”二姐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雁门关外,乱葬岗上,有人发现了一具没有名字的尸首。是女的。身上……”

      她顿了顿。

      “身上没剩一块好肉。”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阿昭喝粥的空碗。清晨的风从城墙上灌下来,冷得我打了一个寒颤。碗从我手里滑落,摔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

      没有碎。只是豁了一个口。

      我弯下腰把碗捡起来,碗沿上那道豁口参差不齐,像一张无声尖叫的嘴。

      “我去。”二姐说,声音没有任何起伏,“我要去看一眼。不是她最好。如果是她——”

      她没有说完。

      秦叔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但最多的是一种过来人的悲悯。他瘸着腿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那只豁了口的碗,放到井台上,然后说了一句。

      “你带着孩子留下。”

      “我不留。”我说。

      “你得留。”秦叔的声音忽然硬了起来,不是那种凶人的硬,而是那种经历过太多生死之后才有的、不容置疑的硬,“你去了能干什么?送死?大小姐拼了命才把阿昭送出来,你把孩子一个人扔在这儿?”

      “她不是我一个人送的。”我说。

      秦叔愣住了。

      “我大哥在城门口挡追兵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活。我二姐烧侯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活。我长姐在北境挨那三千六百刀的时候——”我的声音忽然断了一下,“我甚至不知道她在受罪。”

      晨光越过城墙照进院子里,照在秦叔花白的头发上,照在二姐苍白的面容上,照在那棵枯死的石榴树上。树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是一只蜘蛛,正在两根枯枝之间结网,丝线在晨光里闪闪发光。

      “现在我知道了。”我说,“所以我不会留。”

      院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秦叔看着我,目光渐渐从那种过来人的悲悯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他说不清那是什么,但那个表情让我想起大哥信上写的最后一句话——让他长大吧。

      “行。”秦叔说,只一个字。

      他转过身,一瘸一拐地走向前头的药铺,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灶台上还有一碗粥。吃了再走。去雁门关的路,不好走。”

      那天上午,我们把阿昭托付给了秦叔的邻居——一个姓田的寡妇,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人心肠不坏。阿昭起初不肯撒手,死死攥着我的衣襟,怎么都不松。后来二姐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用一种我从没听过的、温柔到了骨子里的语气说:“阿昭乖,二姨和小舅舅出去几天,很快就回来。你帮二姨照顾好石榴树,每天浇一瓢水,好不好?”

      阿昭眨眨眼睛,认真地点了点头。她松开我的衣襟,伸出小手,学着大人的样子拍了拍二姐的肩膀,奶声奶气地说:“二姨不哭。”

      二姐没有哭。她笑了笑,站起身来的那一刻,我看见她眼底有什么东西飞快地闪了一下,然后就被她压了回去。

      我们出发了。

      潼州的北门是一道歪歪斜斜的栅栏,门洞里堆着半人高的沙土,像是很久没有开过了。守门的老卒靠在墙上打盹,连我们从他面前走过都没察觉。

      出城之后,路两边全是荒了的田地。地垄还在,排水沟还在,但田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有些地方连草都长不出来,只露出干裂的黄土,裂口又深又宽,像大地的伤口。

      二姐走在前面,步子又快又稳。我跟在后面,背着包袱,一言不发地走着。风从北方吹过来,卷起黄土,打在身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走了大约三里地,二姐忽然放慢了脚步,等我走到她身边。

      “到了雁门关,不管看见什么,”她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记住你现在的名字。”

      “沈玉。”我说。

      她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还有,从现在开始,不要叫二姐。”

      “那叫什么?”

      她想了想。

      “叫阿姐。”她说,“同母异父的阿姐。我姓王,你姓沈。我们是从江南来的,到北境来投奔亲戚。”

      “亲戚呢?”

      “没找到。”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潼州落了脚,做点小买卖。”她看了一眼路边的荒田,“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话。跟任何人都这么说。官府问,这么说。邻居问,这么说。连阿昭长大了问,也这么说。”

      “阿昭也要瞒?”

      二姐没有回答。

      风忽然大了起来,卷起的黄土遮天蔽日,前方的路变得模糊不清。她站在风沙里,身形单薄,衣袍猎猎作响。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轻得差点被风吹散。

      “等阿昭长大了,她自己会知道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

      身后的潼州城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灰点,和那些荒了的田地、干涸的水渠、倒塌的烽燧一起,被漫天的黄土吞没了。

      前方的路还很长。

      长到看不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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