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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章 南伽巴尔 遇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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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迦巴瓦的雪顶在云层中若隐若现,像是悬在天边的一把银色利刃。海拔攀升到四千八百米的时候,我的车终于彻底不动了。
发动机发出最后一声闷响,然后整个世界陷入了高原特有的寂静。我试了很多办法后都没能启动车子,才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车子真的坏了走不了了。
看着手机上时有时无的信号,心再次沉入谷底。
风从山口灌进来,带着冰川的气息,刮在脸上像刀子。我下车看了看引擎盖下冒出的白烟,心里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或许是因为,对于一个脑癌晚期患者来说,车子抛锚实在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三个月前,医生看着我的MRI片子,用一种我已经在那间诊室里见过太多次的表情,说出了那句我早就预料到的话:“陈先生,肿瘤扩散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要快。”
“多久?”
“乐观估计,四到六个月。”
我点了点头,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追问有没有别的治疗方案。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做了三次手术,十六次放疗,把头发折腾得一根不剩,最后换来的只是医生越来越沉重的表情。
我已经锻炼出来了坦然面对的本领,比如,坦然地去死。
但死之前,我想去南迦巴瓦。
那是藏语里的“直刺天空的长矛”,一座被云雾常年笼罩的山峰,据说只有心诚的人才能看到它的全貌。我想去看看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停下探索这个世界的脚步。我希望,这里能洗涤我身上所有的痛苦,下辈子,别再过得这么苦了。
我在车门边站了一会儿,决定先徒步往前走,看看能不能遇到过往的车辆。这条路虽然偏僻,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车走。按照路牌上的标识,往前大约二十公里有一个补给站,运气好的话,我能在那里找到救援。
刚走出不到一公里,身后传来引擎声。
我回过头,一辆改装过的黑色越野车正从不远处的弯道拐出来,车身沾满了泥浆和灰尘,像是在这条路上跑了很久。车速很慢,经过我身边时,驾驶座的车窗降了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宋柯。
他戴着一顶深灰色的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露出下半张线条分明的脸。下颌线锋利得像刀裁出来的,嘴唇有些干裂,大概是高原气候的缘故。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眼睛,颜色很深,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海拔的沉静。
“车坏了?”他问,声音比我想的要低沉一些。
“抛锚了。”我指了指身后,“大概一公里外。”
他没说话,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两秒。那目光很轻,像是快门按下的一瞬间,却让我的脊背微微发僵。我下意识地拉了拉头上的棒球帽——帽檐下是那顶我花了不少钱定制的假发,和我的真发几乎一模一样,黑灰色的发丝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但应该看不出破绽。
“上车。”他说,语气很轻,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含义。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拉开了副驾驶的门。
车里比外面暖和得多,座椅上铺着一条藏式的毛毯,后座堆满了摄影器材和行李,三脚架从登山包侧面伸出来。中控台上放着一台单反相机,镜头盖没盖,屏幕上还显示着刚拍过的一张照片——是远处的一片雪山,构图很干净。
“你是摄影师?”我问,把背包放在脚边。
“野生摄影师。”他纠正道,发动了车子。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又立刻收住了,因为笑这个动作会让我的头隐隐作痛。肿瘤压迫神经导致的偏头痛已经成了我的常态,像一位不请自来的同居者,二十四小时与我共存。
车子调了个头,很快就看到了我抛锚的那辆白色SUV。宋柯把车停在旁边,下车检查了一下引擎,弯腰的样子很利落,手指在那些我看不懂的零件间移动,动作很熟练。
“皮带断了,水箱也漏了。”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这种路段修不了,得拖到前面的补给站去。”
“能拖吗?”
“能,但得先把你的东西搬过来,我这车还能塞一塞。”
我们去搬东西的时候,他一直没怎么说话。我注意到他的手掌很宽,指节分明,小臂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大概是以前在野外拍摄时留下的。
倒车、挂钩、检查拖车绳,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这人身上有一种严肃却又温柔夹杂的矛盾感,我忍住连连去看,却又在对方转身的刹那急匆匆收回视线。
车子重新上路,“去哪里?”他问,目视前方。
“南迦巴瓦。”
他偏头看了我一眼,“巧了,我也去那里。”
“你也是去看峰的?”我有些惊讶,又觉得很正常。
“去拍照。”他的右手从方向盘上移开,拿起了中控台上的相机,递给我,“你看看后面那张。”
我接过相机,翻到前一张照片。画面里是一头在悬崖边站立的岩羊,逆光的轮廓镀着一层金边,背景是深蓝色的山谷,像一幅古典油画。构图、光影、时机,都恰到好处。
“这是你拍的?”这是我真正意义上接触到野生摄影这个行业,只能说很震撼。
“在克什米尔拍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岩羊,喜欢在悬崖边上活动。我当时趴在那块石头上等了两天,等到第三天的傍晚,它才出现。”
“等了三天?”
“有时候更久。”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算笑,但让他的表情柔和了一些,“摄影师嘛,等是基本功。”
我把相机还给他,靠回椅背。车窗外是无尽的荒原,褐色的土地延伸到天边,和灰蓝色的天空在极远处融为一体。偶尔能看到几只藏羚羊在远处奔跑,身姿轻盈得不像话。
“对了,我叫陈纪淮,你呢?”
“宋柯。”
宋柯,我在脑子一遍一遍的重复着这个名字。
头痛又开始了,从太阳穴蔓延到眼眶,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不断膨胀。我闭上眼睛,手指在口袋里攥紧,等那阵疼痛慢慢退潮。
“不舒服?”他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有点高反。”我说了一个最安全的理由。
他没再追问,但我感觉到他把车内的暖风调大了一些,电台的声音也调小了。那些细微的动作像羽毛一样轻,却让我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碰了一下。
我偏过头看着他开车的侧脸,心里忽然涌起一个念头。这个人最好不要发现我的秘密,就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旅人,一个车子抛锚被顺手救下的过客,仅此而已。
我不想再承受那种悲伤哀悼的目光,感觉像是在无时无刻的提醒我时间不多了,生命在一天天倒数着。
车子在天黑之前到了补给站,说是补给站,其实就是几间铁皮房子,加一个简易的修车铺和一个兼营住宿的小旅馆。老板是个藏族大叔,脸上沟壑纵横,笑起来露出一颗金牙,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招呼我们喝茶。
宋柯和修车师傅沟通完拖车费用和维修事宜,走过来跟我说今晚住这里,明天看修车的情况再决定怎么走。
“你的车要大修,至少两天。”他递给我一杯热酥油茶,“如果不赶时间,可以住下等。或者你可以先坐我的车走,回头再处理。”
“我跟你走。”我说得很快,快到连自己都愣了一下。
他看着我,那双深色的眼睛里有很淡的笑意:“行。”
旅馆只有三间房,两间已经住了人,剩下一间是四人间,摆着四张窄窄的床,藏式的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老板搓着手说不好意思,条件简陋,只能将就了。我正要说没关系,宋柯已经开口了:“可以。”
他在靠窗的那张床上放下行李,然后从包里抽出一条干净的床单铺上,动作熟练自然。我选了和他隔了一张床的位置,把背包放在床头,趁他转身去洗漱的时候,快速摘下棒球帽检查了一下假发的状态。
发网的边缘有些松了,长途颠簸让固定的夹子滑脱了一个,我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重新固定好,确认看不出任何异样,才松了口气。
晚上我们在旅馆的简易餐厅吃了顿饭,牦牛肉炖土豆,味道出乎意料地好。宋柯不怎么说话,但也不让人觉得尴尬,安静的恰到好处。
吃饭的时候他拿出了相机,对着桌上那碗热气腾腾的牦牛肉拍了张照片。我看着他专注的样子,忍不住问:“什么都拍?”
“什么都拍。”他放下相机,用筷子夹了一块肉,“好看的就拍。”
“好看的标准是什么?”
他想了一下,说:“能让我记住那一刻的东西。”
我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转了两圈,觉得挺有意思。能让人记住的那一刻,往往不是因为有多宏大多壮观,而是因为它碰巧戳中了心里某个地方。
“那你拍过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他停下筷子,抬眼看我。餐厅的灯光昏黄,照着他的脸明暗分明,那根从帽檐下漏出的头发被光镀了一层暖色。
“没拍成……”他说,声音很低。
我刚想追问,他忽然拿起相机对准了我。镜头像一只眼睛,黑漆漆地对着我的脸,我本能地往后一缩:“别拍我。”
“为什么?”
“我不上相。”
他没有放下相机,只是从相机后面看向我。我的视线不断的闪躲,我不喜欢镜头,因为感觉这个东西好像能洞察我的心,我的秘密一样。无端的害怕萦绕在脑海中,让我忘记了疼痛。
“你在怕什么?”他忽然问。
这个问题像一记闷锤,砸得我措手不及。
“没什么,”我低下头,用筷子搅着碗里的土豆,“就是不喜欢拍照。”
他沉默了两秒,收起了相机。
晚上回到房间,高原的夜冷得刺骨。旅馆没有暖气,只在墙角放了一个烧牛粪的铁炉子,微弱的火光在墙上投下晃动的人影。我把自己裹在两层被子里,蜷缩着身体,头痛又来了,这次比下午更猛烈,太阳穴像被电钻穿透,连带着右眼的视力都有些模糊。
这是肿瘤压迫视神经的症状,医生说过,接下来还会有更严重的失语、记忆力衰退、甚至癫痫。我在黑暗中咬着嘴唇,把一声呻吟咽回喉咙里,手抖着从背包侧袋里摸出止痛药,干吞了两片。
“睡不着?”
隔壁床上传来宋柯的声音,低沉而清醒。
“有点冷。”我说,庆幸房间很暗,他看不到我的脸。
他窸窸窣窣地从床上起身,我听到他走到铁炉边添了几块牛粪,火光亮了一下。他穿着单薄的卫衣,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往炉子里拨弄了几下,火光映出他侧脸的轮廓,像一张被精心构图的照片。
他回到床上之前,把一件冲锋衣扔到了我被子上:“盖上,防风。”
“你不冷?”
“习惯了。”
他躺回去,不再说话。我抓着那件冲锋衣,手指碰到粗糙的面料,闻到一股淡淡的雪松混杂着尼古丁的烟味,和他身上的气味一样。我把衣服展开盖在被子上,身体渐渐暖和了一些,头痛也随着药效的发作慢慢缓解。
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听到他在那边翻了个身,声音很轻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如果天晴的话,可以拍到很漂亮的日出。”
我已经说不出话了,就在黑暗里弯了弯嘴角,浅浅哼了一声算作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