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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闸北
闸北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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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那家小厂在一条弄堂深处。
陆怀瑾找了两天才找到它。不是它隐蔽——是他问错了人。他跟五金店的伙计打听“宝昌机器厂”,伙计摇头;跟弄堂口的老太太打听,老太太也摇头。最后是一个拉黄包车的老头回头说了一句:“你讲的是‘阿六头那个铁皮棚’吧?过了桥左拐,闻到煤烟味就是了。”
确实闻到了。烧煤的焦味混着切削油的味道,从弄堂尽头一扇敞开的铁皮门里涌出来。
门里没有招牌。里面大概五六个工人,车床是老掉牙的皮带式,铣床的导轨上有一层锈。角落里堆着半成品的脚踏车链条和缝纫机零件——这家厂显然什么都做,只要能换钱。
“找哪个?”一个光着膀子、系着皮围裙的矮壮男人从车床后面走出来。他大概三十出头,手臂上全是烫伤的旧疤,嘴里叼着半根没点火的卷烟。
“我姓陆。来做一根曲轴。”
“曲轴?”那人把卷烟从嘴里拔出来,“船用的?”
“船用。柴油机。MAN的六缸。”
那人咧嘴笑了,露出一颗金牙。“洋货?我这里只修中国货。”
“不做?”
“做。但要先付钱。”
陆怀瑾从口袋里掏出一卷图纸,展开。
图纸摊在车床旁边一张沾满铁屑的木桌上。那人低头看了很久,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旁边的工人也围过来,没有人说话。半晌,他把卷烟往耳朵上一夹,抬头看陆怀瑾。
“这是什么?”
“曲轴加工图。”
“我知道是曲轴。我问你——这是谁画的?”
“我。”
“你画了多久?”
“两个晚上。”
那人盯着陆怀瑾看了三秒。然后他回头冲里面喊:“阿六!出来看一下。”
阿六从最里面那台车床后面钻出来。和叼卷烟的矮壮汉子不同,阿六又高又瘦,穿着一件汗衫,戴着圆框眼镜,看起来不像工人,倒像是账房先生。他接过图纸,摘掉眼镜凑近了看,看了很久。
“公差标的太高了。”他说,“曲轴颈的圆度公差,你标的这个数,我这里的车床做不出。”
“做不出是什么意思?”
阿六推了推眼镜:“就是做出来也达不到你图纸上标的精度。差一丝,发动机转起来就会抖。”
陆怀瑾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台老掉牙的车床,导轨上那条锈迹像是刀疤。
“差多少?”
“一丝半。极限了。”
“一丝半——”陆怀瑾想了想,“行。曲轴颈留余量,最后一道工序不车,磨。”
“谁磨?”
“我磨。”
阿六和叼烟的男人对视了一眼。
“你磨?”
“我手工磨。”
阿六把图纸放回桌上,推了推眼镜,又推了推。然后他说了一句陆怀瑾没想到的话。
“你要是信得过我们这台破车床——料钱你出,工钱做完再算。做废了,不收钱。”
叼烟的男人回头看了他一眼,显然对这个报价有意见,但没出声。
陆怀瑾把图纸收起来,递给阿六。
“料我已经订了,明天到。我每天早上过来,晚上走。”
阿六接过图纸,夹在车床旁边的图架上。图架是用铁丝弯的,歪歪扭扭,但图纸夹上去之后,他用手背把图纸抚平,动作很轻,像是在展一块好料子。
“你叫什么?”陆怀瑾问。
“阿六。大名梁启明。”戴眼镜的高个男人说,“不过码头上都叫我阿六。这是我哥,梁启光。”
叼烟的男人一咧嘴,那颗金牙又露出来:“道上叫我‘金光’的。不过你叫我老梁就行。”
“老梁”把卷烟从耳朵上拿下来,终于点上了。
顾清梧在这天上午去了洋行。
怡和洋行的办公楼在外滩,花岗岩外墙,铜门擦得能照见人影。门童拉开大门时,一股打字机色带和地板蜡的气味扑面而来。
她不是来修发动机的。顺昌号的事整个航运圈都知道了,洋行的买办昨天托人带话,说想“谈一谈合作”。
接待她的买办姓吴,四十出头,上海本地人,西装穿得很挺,说话喜欢往外蹦英文单词。
“顾小姐,坐,坐。咖啡还是茶?我们这里有锡兰的红茶,very good。”
“茶就好。”
吴买办亲自给她倒了茶,然后在他那张宽大的桃花心木办公桌后面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顾小姐,咱们开门见山。顺昌号的事,上面其实可以通融的。”
顾清梧端起茶杯,没喝。
“怎么通融?”
“排期可以提前。两个月之内,一定修好。”
“条件呢?”
吴买办笑了。那种笑和孙宝昌的笑不同——孙宝昌的笑是棉里针,这个笑是算盘珠子,每一颗都摆在明面上。
“顾小姐是聪明人。怡和一直想做华商船运的维修生意,但您也知道,华商大多有自己的维修班子,我们不好插手。如果顾小姐愿意做这个‘示范’——”
“你要我做怡和的口碑?”
“不是口碑,是标杆。”吴买办纠正道,“顾氏是华商船运的头一号。顾家用怡和的维修服务,别家自然就跟上了。”
“维修服务。就是以后我的船,都只能到怡和修?”
吴买办摊了摊手:“怡和的配件是全上海最全的,技师是最好的。这有什么不好呢?顾小姐,一个陆怀瑾,能修几条船?而且——据我所知,他连配件都买不到。”
顾清梧放下茶杯。
“吴先生,”她说,“我问您一件事。”
“请讲。”
“顺昌号的发动机,是MAN公司的机器。MAN是德国公司,怡和是英国公司。为什么德国公司的配件,要通过英国公司来卖?”
吴买办的脸色变了一点点。不是变差——还是在笑——但眼角没笑了。
“这个是商业上的安排,顾小姐。”
“明白了。”顾清梧站起来,“谢谢您的茶。”
“顾小姐——”
她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
“吴先生,配件的事,我自己想办法。至于维修生意——顾家的船,以后会在一个中国人开的维修厂里修。”
她顿了顿。
“不在怡和。”
门在她身后关上了。吴买办独自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一会儿,然后把那杯没动过的锡兰红茶端过来,自己喝了一口。
“Interesting.” 他自言自语,用的是英文。
下午,陆怀瑾正在车床边看阿六车第一刀,老严来了。
他是从码头走过来的,走了将近一个钟头,脸上全是汗。他往车床边一站,先看了一眼床身上夹的那块毛坯,又看了一眼图纸,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搁在旁边的工具箱上。
“什么?”陆怀瑾问。
“炒蚕豆。我闺女炒的。”老严说,“她说码头上新来的那个工程师太瘦了。”
陆怀瑾低头看了一眼那个油纸包,没接。
“你闺女怎么知道我瘦?”
“我说的。”老严面不改色,“我跟我闺女说,码头上来了个年轻人,本事大,脾气怪,不爱说话,瘦得像根车轴。她说——那得吃点东西。”
阿六在旁边闷笑了一声。陆怀瑾拿起油纸包,打开,里面是炒蚕豆,还带着锅气的温热。他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然后把油纸包递给阿六和老梁。
“分了。”
“不客气。”老严说。他往车床旁边一站,开始认真看阿六的刀路。
“这料是合金钢?”
“嗯。”
“硬不硬?”
“硬。”阿六说,“崩了我一把刀了。”
老严蹲下来看车床下面堆的铁屑。铁屑不是粉末,是细碎的短卷,颜色发蓝——这是材料确实硬,刀走得艰难。
“小陆先生,”老严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铁屑,“按这个速度,来得及吗?”
陆怀瑾正盯着车床上的工件看。工件在夹具里慢慢转,刀刃推出一条细细的金属丝,像刨木头刨出的刨花——只是更硬,更亮,落到地上叮叮响。
“曲轴颈粗车,按三班倒算,五天。”他说,“精车三天。磨两天。加起来十天。”
“中间万一出岔子呢?”
“不会。”
“你倒是笃定。”
陆怀瑾把目光从工件上移开,看了老严一眼。
“我不是笃定。我是没有第二个方案。”
阿六的车床继续转。刀刃又崩了一次,他停下来换刀,嘴里骂了一句粗话。老梁在旁边叼着新卷的烟,看他弟弟换刀,又看了看陆怀瑾。
“你两个晚上画出来的图纸,”老梁忽然说,“怎么知道我弟弟能看懂?”
“我没想过他能不能看懂。”陆怀瑾说,“我只会这么画。”
老梁把烟从嘴里拔出来,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烟往工具箱上一搁,站起来,走到车床后面,拎出一个满是铁锈的铁桶。
“会画图纸的人,会不会修冷却液泵?”
陆怀瑾看了一眼那台铁桶。
“你先把它拆了,我看一眼。”
顾清梧回到吴淞口时已经快黄昏了。
她没有直接去码头,而是去了公司账房。
顾氏船运的账房在码头边一栋两层砖木小楼的二楼。一楼是货栈,常年堆着麻袋和木箱,空气里是一股干海货的味道。楼梯窄而陡,踩上去咯吱响。
账房里只有两个人:一个老账房姓刘,跟了她父亲二十年,算盘打得比谁都慢,但从来没有错过一笔账;还有一个年轻学徒叫阿青,今年刚满十七。
顾清梧在账本前面坐了一个时辰。
顺昌号停运的损失、维修的预算、下个月到期的几笔货款——她一项一项地算,算盘珠子在她指下噼里啪啦响。那个声音很脆,很急,像冰雹砸在窗玻璃上。
刘账房在旁边看着,发现她打算盘的速度比平时快。
“小姐。”他忍不住开口,“歇一歇吧。”
“不用。”
“你从昨晚到现在没合过眼。”
顾清梧的手指停了。她低头看算盘上的珠子,又抬头看窗外。
窗外是码头。煤油灯已经亮起来了,货船上的灯也在江上晃动。远处,顺昌号像一具巨大的骨架趴在码头尽头,工棚的帆布下面透出一点微弱的光。
那是陆怀瑾的灯。
“刘叔,”她说,“你说一个人为什么要在酒会上帮一个不认识的人?”
刘账房愣了一下,然后慢慢摘下老花镜。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在顾家做了二十年账,见过的人情冷暖比账本上的数目还多。好人帮人,一般有两个原因:一是图回报,二是不图。”
“不图的是什么?”
刘账房想了想。
“不图的,就是他觉得应该做。”
他把老花镜搁在账本上。
“这种人很少。遇上了,要珍惜。”
顾清梧没说话。她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低头看自己握笔的那只手。手上有几道很浅的旧痕——账页割的。虎口一块薄茧——打算盘磨的。昨晚在灯塔前面,有个人看了她的手,说“不像商会里那些人的手”。
她把算盘清零,重新开始算。
闸北的弄堂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阿六的车床还在转。老梁在修那台冷却液泵,陆怀瑾在旁边看着,不时伸手进去指一个位置。老严已经回去了——走之前把他闺女炒的蚕豆全部留在了工具箱上。
梁启光把泵体拆开,发现是一个密封圈老化。陆怀瑾说可以车一个新的铜垫圈代替——他当场画了一个草图,老梁接过去看了两眼,回身就上了车床。
三个男人在煤油灯下干活,车间里的声音很单调:车床的嗡嗡声、切削的沙沙声、偶尔的当啷一声——工具搁在铁板上的声音。窗外是弄堂里小孩的追逐声和一个女人喊吃饭的声音。
阿六忽然关了车床。
安静下来的车间里,只剩下煤油灯咝咝的声音。
“陆先生,我问你个事。”
“嗯。”
“你在洋行做事,一个月薪水多少?”
陆怀瑾说了个数。
阿六沉默了一会儿。那个数字大概是他这台破车床转一整年才能赚到的。
“那你为什么接这个活?”阿六问,“三十天修一台洋行都不肯碰的发动机,钱没几个钱,还立了对赌协议。图什么?”
陆怀瑾正在用卡尺量曲轴颈的粗车余量。卡尺在他手里很稳,量完一个点,在纸上记一个数,再量下一个点。
“你会车曲轴吗?”他问阿六。
“以前没车过。第一次。”
“现在会了。”
阿六愣了一下。
“以后别人找你车曲轴,”陆怀瑾收起卡尺,在纸上写下最后一个数字,“你就不用说‘以前没车过’了。”
他这话说得很随意,好像只是在陈述一件技术上显而易见的事。阿六摘下圆框眼镜,用汗衫的下摆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没说话。
“他把图纸夹回车床旁边的图架上。歪歪扭扭的铁丝架子,图纸夹在那里,被车间的煤烟熏着,被煤油灯的光照着,纸边微微卷起——但图纸上每一根线条都清清楚楚。”
老梁在旁边一直没出声。他把新车的铜垫圈装回冷却液泵,拧紧最后一个螺丝,然后把扳手往工具箱里一搁。
“我弟弟问你的话,”他说,“你还没答。”
陆怀瑾想了想。
“我在德国的时候,”他说,“导师有一句中国话,是跟一个中国留学生学的。他不标准,每次说都会把声调搞错——但他总说。”
“说什么?”
陆怀瑾关掉手电筒。煤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投到弄堂对面的墙上。
“‘学好了,回去。’”
车间里没人说话。阿六重新开了车床,嗡嗡声又响起来。老梁把冷却液泵拎到墙边放好,然后在工具箱上坐下,终于点了一根新卷的烟。
那根烟在煤油灯下明灭了一下,像是弄堂深处的一颗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