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山茶samelove

13、深处 高二的

　　高二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早。十一月中旬下了第一场雪，不是那种温柔飘洒的初雪，是裹着冰粒砸下来的雨夹雪，打在脸上生疼。梧桐树还没来得及落光叶子就被冻住了，一半枯黄一半冰封，挂在枝头咔嚓作响。学校走廊里的暖气片终于开始供暖，但热度远远不够，所有人依然裹着羽绒服上课，呼出的白气在课桌上空飘成一团一团的雾。

　　谢渺更瘦了。

　　他坐在三班第二排中间，以前那个位置正对窗户，光从侧面照进来的时候会在他的笔筒上映出一道斜影。现在光影还在，但坐在光影里的人变了一个样。校服外套穿在他身上越来越空，肩膀的缝线往下垮，袖口磨出毛边的地方用黑线草草缝过几针，针脚不齐，一看就是自己缝的。他不再打球了。隔壁班的男生在走廊里拍着篮球喊他去操场，他把这周的第五次邀约也摆摆手拒绝掉，动作很随意，像真的只是“今天不想打”。但我知道——中午他没有吃饭。他把午饭钱省下来，和他妈叠衣服挣的那五十块钱一起，塞进了店里那本账本的塑料封皮里。

　　他的头发长了一些，刘海搭在额前，有时候低头记账会挡住眼睛。他习惯性地用左手把它们往后拨，拨完又垂下来，再拨，反复好几次。他的手还是那双我愿意盯着看很久的手，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干干净净。但指节上的擦伤和创可贴比以前更多了——搬货时被纸箱边缘划的，修灶台时被铁丝扎的，骑电动车送货时被冷风割出来的口子。我帮他贴过很多次创可贴。他每次都乖乖伸出手来让我贴。他会笑着说你这手艺可以去当护士，我说你要是少受点伤我就不用贴了，然后他就笑得更开了，眼角挤出细纹。

　　我们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少，每一次停顿却在拉长。不是尴尬的沉默，也不是无话可说的空白，是我越来越能分辨他的呼吸里有没有叹息，是他越来越习惯在我面前不用开口。上课时我侧头看窗外枯枝上的霜化了一半，会想到他店里的冰箱后面结冰了，他今早是不是又蹲在地上凿冰。中午食堂如果有红烧肉，我会下意识想多打一份，然后反应过来他已经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了——他中午要赶回店里帮忙备料。

　　十二月的一天傍晚，他约我去天台。

　　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他发消息的语气很平，和平时说“放学等我”一模一样。但我知道不一样——因为他从来不在放学后约我去天台。天台是我们的备用方案，是没地方去的时候才去的地方。而他现在明明可以坐在开了暖气的教室里，或者去馄饨店蹭一碗热汤。

　　我推开天台铁门的时候，冷风呼地灌进来，把领口吹得紧贴着脖子。门没有锁，挂锁早就坏了，用一个铁丝弯成的钩子虚虚地勾着。雪已经不下了，天台地面上积了一层脏脏的雪泥，踩上去吱嘎作响。排水口旁边结了一圈薄冰，反射着远处城市天际线的灰紫色光。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全部往后倒，露出额头和眉骨。他的侧脸在暮色里显得比平时更瘦，颧骨和下颌骨的线条清晰得不属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他坐在天台边缘的水泥护栏上，腿悬在外面晃荡。那截护栏只有不到半米宽，他坐在上面，身后就是十八米的落差。

　　“你坐那么边上干什么。”我的声音比预期中更紧。

　　他回过头来看我，笑了一下。“又不会掉下去。”

　　我走过去，站在水泥护栏和他之间，膝盖几乎要碰到他的后背。我能看到他的鞋底悬在半空中，鞋带被风吹得往一边飘。我的右手不自觉抬起，手指张了一下，悬在他腰后——没有碰到，但只差几厘米。那个姿势很别扭，胳膊架在半空，风吹得袖子哗哗响，但我不敢收回去，好像撤回手也会同时撤回什么东西。

　　他大概是感觉到了，回过头看了一眼我的手，没说什么，只是把身子往内侧挪了一点点。大概只挪了一两厘米，但那一两厘米让我狂跳的心脏从嗓子眼咽回去了一半。

　　“你今天怎么了。”我问。

　　“没事。”

　　“谢渺。”

　　“真没事，”他的声音很轻，目光落在远处城市的灯光上，“就是忽然想上来坐坐。以前不是也来过吗。”

　　他说的“以前”是高一春末。那时候他带我来天台，并肩坐着，书包扔在脚边，他问我以后想做什么。他说想当老师，站在讲台上念诗的那种。我说了一个词，“数学”。当时他听完笑了，说“真像你”。那个傍晚的风是暖的，夕阳把整个城市染成橙红色，远处有人放风筝，风筝尾巴在天边一抖一抖地颤，像被落日烫伤的鱼。

　　“你记得那天吗，”他忽然说，“就是去年春天，我们第一次来天台。你跟我说以后想学数学。”

　　“记得。”

　　“我当时觉得，你这人真有意思。别人说理想都是一大堆话，你就说两个字——数学。”他学着我的声调说出最后两个字，嘴角往上翘了一下，然后那点弧度慢慢塌下去，像一面旗被收了杆，“现在呢。还想学数学吗。”

　　“想。”

　　“那就学。”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天已经完全黑了，城市的灯光从下面漫上来，橘黄和冷白混合的霓虹光线把他的脸部轮廓映成一道明暗割裂的剪影。他忽然笑了一下，笑得比任何一次都更安静，安静到没有声音。

　　“陆瑜，我可能考不了师范了。”

　　“为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风灌过天台的铁栏杆，发出嗡嗡的空腔共鸣，像远处有人在重复地拉大提琴最低的那根弦。

　　“那个店面不行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在口腔里加工过，滤掉了所有情绪。下个月交完房租，他们家就彻底没有积蓄了。老谢的膝盖关节炎复发了，走路都得拄拐杖，不能长时间站立，但固执地不去医院，说开了药也治不好不如省着点。他妈最近开始接晚上帮超市理货的活，干到凌晨一两点，回来时骑电动车穿过没有路灯的巷子，上个月摔了一次，膝盖上破了块巴掌大的皮，用碘伏擦了两天又去上班了。他试着帮忙，找过三份兼职——便利店夜班理货、快递站分拣、周末给初中生补数学。但老谢的腿需要人照顾，店里的灶台只要一点火他妈就得在旁边盯着，他如果不住在家里，这个家就没人撑。

　　“我不打算考了。”他说。

　　“什么叫不考了。”

　　“高考，可能不考了。或者考了也没用。考上师范我也读不起。路费、生活费、学费——我们家现在连门面下个月的房租都在凑。我不怕考不上，我怕考上了去不起。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知道能去哪里。”

　　他自嘲地扯了一下嘴角，喉结滚了一下。那个笑容我一直记了很久——那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底牌摊开之后，还在努力让对方不要觉得难过的笑。那是一个习惯了接住所有人的人，第一次承认自己也需要被接住。但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很沉，不是因为悲伤，是沉静，是那种已经做完最坏打算之后的、石头落底的沉静。他没有在自怨自艾，他是在宣布一个决定，像他做所有决定一样——不犹豫，不求人，不解释。唯一的不同是，他这次是在对我说。

　　一瞬间我想说很多很多话。我想说——你不能放弃，你作文写得那么好，你答应过要站在讲台上念诗给学生听，你不能就这么算了。但我说不出口。我有什么资格劝他坚持？他每天五点半起床备料的时候我还在睡觉。他蹲在后厨地上凿冰箱里的结冰时我在教室里抄笔记。他手上的创可贴没有一只是为自己贴的，他肩上的淤青没有一块是他自己的重量造成的。

　　我能说什么？“别放弃”？这句话对于一个已经把梦想亲手捆好放进储藏室最深处的人来说，跟扇他耳光没区别。

　　所以我没有劝他。我在他旁边坐下来，坐在冰凉的水泥护栏上，脚下是十八米的垂直落差。风从裤腿灌进来，冻得小腿发木，整个球场的灯光在下方被雪泥反射成摇荡的碎片。我学他把腿悬在天台外面，往下看。红色的跑道隐约泛着雪水，篮球架孤零零地在雪后滴水，操场空无一人。那个他跑过一千五百米的跑道，那个把水瓶举起来朝我干杯的地方，现在被残雪覆盖，只有几盏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积水边缘。

　　“那我们考同一所大学吧，”我说，“你对师范有执念，我可以陪你上一所不那么好的。学费我帮你凑，生活费我们一起挣。就算考砸了，哪怕去一个只要不交学费就行的学校。”

　　“那你呢？”

　　“什么我。”

　　“你年级第三。你有数学竞赛。你想要最好的数学系。跟我去那破学校你是不是傻。”

　　“也许。”

　　他没有说话。他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伸过来，捏住我的小指。他的手指很凉，比我的还凉，但握得很紧。指节侧面那道还没愈合的擦伤蹭在我的指根上，硬硬的，像一小片砂纸。他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你对我真好”。他只是使劲捏了一下我的小指，然后松开了。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那个堵在胸口太久的问题吹散在冬夜里。

　　“你闻。冬天晚上的风是一个很特别的味道。尤其是天台，高度不一样。有一种冷水洗干净的毛巾被搭在暖气片上的感觉。”

　　我闭上眼睛，试着跟随他说的去闻。但我的嗅觉失灵了——又或许没有。我闻到了远处食堂烟道残余的油烟味，操场塑胶跑道被雪水浸透后散发出的橡胶味，他肩上那件洗过太多遍的外套上褪不掉的皂香。还有断裂。断裂也有味道吗。它闻起来很干净，没有什么多余的杂质。有铁栏杆生锈的腥，有雪水被灰尘中和之后的平淡。

　　“我没闻出来。”我说。

　　“遗憾。”他说这两个字时没有苦笑，也没有叹气，只是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说完了世界上分量最重的一个词。他说完之后把脖子缩进校服领子里，转过头来看着我，像往常那样弯了一下眼角。

　　“不过我还是想稍微挣扎一下。挣扎到不能挣扎为止。”他说。

　　“嗯。”

　　“起码坚持到高中毕业。”

　　嗯。

　　我在心里应了。然后我们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雪泥。风很大，他把我的围巾扯下来重新裹了一圈，裹得比我自己裹时紧得多。他的手指触到我的下巴时有点凉，但收回去的动作很快，快到我还没来得及躲。他走到天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用下巴朝那道重新被我们合上的铁门点了点。

　　“下次再来。”

　　从天台下来后，我们沿着教学楼后侧的消防楼梯下行。铁楼梯在冬天变得很滑，每踩一步鞋底都会和铁面摩擦出刺耳的声响。他走在我前面，脚步很稳，像走过无数次。路过食堂后门时，他指着角落那棵歪脖子槐树说，他初中时有一次被老师罚站，就是在那棵树下背古文。我问是哪篇，他想了想，说是《赤壁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他说他只背了这一句，因为后面全是注音。

　　夜色将整座校园洗净后，他推着自行车和我并肩走。我们路过小吃街，路过那家馄饨店——店门已经关了，卷帘门上被房东贴了一张“旺铺转租”的告示，白色A4纸，黑色宋体字，四角被风吹得翘起来，最下面一行小字写着“有意者面议”。他看了一眼，脚步没停。我也没有停。

　　那天晚上回到家，母亲已经在厨房热好了饭。蒜薹炒肉，番茄蛋汤。我坐在餐桌前端起碗，吃了一口，咀嚼速度很慢，蒜薹炒得有些老了，纤维粗得像在嚼麻绳。母亲在旁边絮絮叨叨说着今天单位里的事——办公室新来了一个年轻人，什么都不会还得从头教，语气像是在抱怨，但嘴角却是放松的。在这半年间她的神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紧绷，会偶尔在看手机时笑出声，换了个新发型，今天还买了一件领口有绣花的白色衬衣。那个父亲留下的阴影，正在以她自己的速度被重新刷白。我看着她眼角那道被笑挤出来的细纹——那种松弛是这几年从未见过的东西——忽然觉得，也许她正在教会我一件事：人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妈。”

　　“嗯？”

　　“如果我以后要帮一个朋友凑学费，可能需要用我存的那笔钱。”

　　她放下碗看着我。那笔钱是父亲留下的最后一笔抚养费，存在我的名下。她从来没有动过，说是给我上大学用的。她看了我两秒，然后继续夹菜，把最大的一块瘦肉夹到我碗里。

　　“你自己的钱，自己决定。”她说，“那个朋友，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同学吗？爸爸受伤、开店的那个？”

　　“嗯。”

　　“他最近还好吗。”

　　我低头看着碗里的米饭。筷子戳在米粒中间，留下一个浅浅的凹痕。“不太好。他家店快撑不下去了。他可能上不了大学。”

　　“那你能帮他什么就帮吧，”母亲的声音很轻，但她没有用那种小心翼翼的语气，而是用一种接近于平静的笃定，“你从小到大从来没跟妈妈开过口。你第一次开口，是为了别人。这个人应该很重要。”

　　是很重要。

　　我在心里说。

　　吃完饭我回到房间，没开台灯，在黑暗中坐到很晚。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缝隙打在天花板上，枯枝的影子不在那里了。我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放天台上的画面——松开的鞋带、指节上的擦伤、被风吹得全部往后倒的刘海、以及他说“起码坚持到高中毕业”时望向远处灯光的眼神。他说的不是“撑”，不是“熬”，是“挣扎”。挣扎是一个有方向的词，它意味着你还在动，还在向着某个你以为可以抓住的东西使劲。

　　我拉开抽屉，把那张封口膜翻出来。上面密密麻麻的铅笔字已经有些模糊了，最早的日期是今年十月——“今天他跑了第一名。他给我买了馄饨。他说我的手太冰了。”然后是冬天的雪夜，然后是凌晨三点的煎饼果子，然后是五月二十一日的“未来”。我找了一个新的角落，在最底下写：

　　“十二月×日，天台。他说坚持到高中毕业。我决定跟他一起坚持。不管他去哪所大学，我都去。”

　　然后我把母亲刚才说的话写在旁边

　　“这个人应该很重要。”

　　写完这些字之后我仍然没有睡意。我躺在床上，想起刚才在天台上他让我闻的那种“冬天的风的味道”。他说是干净的，像毛巾被搭在暖气片上。我当时什么也没闻出来，满鼻子都是铁锈和灰尘。但现在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在黑暗里重新回忆那个瞬间，我忽然觉得也许他说得没错。有些东西需要时间才能被嗅觉捕捉到。比如干净的风。比如挣扎的决心。比如一个人在天台边上告诉你他可能实现不了梦想了，但他还是会试一试。比如另一个人坐在他旁边，在心里默默把未来的所有版本都重新规划了一遍，每一个版本的终点都换成了另一个人能抵达的地方。

　　我想起他转身走向天台铁门时的背影，校服被风灌满，袖管空空地拍打着身侧，瘦得像一株被风压弯但还没折断的芦苇。而他回头说“下次再来”的时候，眼睛里的光并没有熄灭。那束光不是以前那种没心没肺的明亮，不是篮球场上的汗水折射，不是窗户上画笑脸时呼出的热气印。它变了。它变得更沉，更钝，更接近一种缓慢燃烧的物质。一种护在掌心里的火苗。

　　我翻了个身，把手贴在枕头底下冰凉的墙壁上。墙的另一侧，是母亲正在打电话给外婆介绍她新买的茶叶。她说话的声音最近开始变高了，有时候还会笑出声。“那个人应该很重要”，她刚才在餐桌上方这样判断，语气中没有追问，只有确认。我想，也许在我学会重新相信什么东西的同时，她也正在学会这件事。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遗传...我们都在某个时刻被另一个人用最轻的力道扶了一把，然后整个人生的走向就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