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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 29 章 鬼柱夜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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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
咚,咚,咚。
贺谨疯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很慢,很沉,像有人在远处敲一口生了锈的钟。
他动不了。手指动不了,眼皮抬不起来。
整个人像被灌进了石像里,只有意识还活着,飘在这片无边无际的黑暗里。
紫云苓。
他想起了那张脸,杏核眼,瓜子脸,嘴唇上涂着薄薄的胭脂,笑盈盈的,像一朵开得太艳的花。
她端着那杯茶走过来。
贺谨疯在黑暗里想笑,但笑不出来。
他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
父亲说,朝堂上最毒的东西不是砒霜,是笑容。
砒霜毒的是身子,笑容毒的是脑子。
脑子一糊涂,命就没了。
他当时不懂。
现在懂了。
意识开始往下坠,像陷进了沼泽。
然后,光来了。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透进来。
那光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是一个人的影子。
很瘦,很高,脊背挺得笔直,站在院子中央,淋着雨,手里攥着一道明黄色的圣旨。
贺谨疯认出了那个影子。
那是他这辈子第一个记住的背影。
那是他爹。
金雀二年,春。
贺谨疯第一次看见父亲哭。
那年他六岁,蹲在门槛上,手里捏着半个杂粮饼子,饼子硬得像石头,啃了半天只啃出一个豁口。
屋檐上的雨水连成线往下淌,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他抬起头,看见父亲站在院子中央,淋着雨,手里攥着一道明黄色的圣旨,肩膀一抖一抖的。
贺谨疯以为父亲在打喷嚏。
“爹,你进屋啊,淋湿了会感冒的。”
父亲没动。
贺谨疯又啃了一口饼子,含混不清地说:“饼子好硬,爹你能不能给我蒸个馒头?就一个,我好多天没吃馒头了。”
父亲转过身来。
贺谨疯看见那张脸上的水,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他那时候太小,不懂一个人被贬官、被赶出京城,意味着什么。
他只记得那天晚上,母亲把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炖了。
鸡汤端上桌的时候,母亲笑着说:“喝汤,补身子。”
父亲坐在桌边,端着碗,手一直在抖。汤洒出来,烫了手,他也没知觉。
贺谨疯喝了一大碗,舔了舔嘴唇:“娘,明天还能喝吗?”
母亲没说话,转过头去,肩膀也在抖。
那锅鸡汤,是他对“京城”最后的记忆。
因为第二天,他们一家三口就搬出了京城,去了一个贺谨疯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县城。
父亲被贬到那里做了一个九品主簿,管的是仓库、文书、跑腿打杂的活儿。
从京城到小县,从六品京官到九品末吏,中间隔着的不是品级,是尊严。
父亲再也没有穿过官服。
那件青色的、绣着鹭鸶的六品官服,被叠得整整齐齐,压在了箱底。
贺谨疯后来偷偷拿出来看过,压在箱底太久了,布料上全是折痕,怎么弄都弄不平。
像父亲这个人似的,被折过一道,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但他来的时候,明明那么直。
贺谨疯听母亲说,父亲当年是二甲传胪,殿试上被先帝亲口点中的。
先帝说:“此人耿直,可堪大用。”
耿直。
这两个字,后来成了父亲一辈子的诅咒。
他在京城的最后一份差事,是弹劾当时的工部侍郎赵勋崇。
就是后来那个当上丞相,把持朝堂十几年的赵勋崇。
父亲弹劾他贪污河工银两,证据确凿,奏折写了几十页,引经据典,条理分明。
然后呢?
然后赵勋崇没事。
父亲被贬了。
理由是“风闻奏事,言辞失当”。
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一个六品官,也配弹劾丞相的人?
贺谨疯长大以后才知道,父亲弹劾赵勋崇那年,正是赵勋崇的妹妹入后宫,得皇帝宠幸的那一年。
皇帝的枕边风吹一吹,比什么证据都管用。
父亲被贬后,在县衙里坐了三年冷板凳。
三年里,他每天早出晚归,回来就坐在书房里写东西。
贺谨疯偷偷看过,写的还是弹劾赵勋崇的奏折。
一份接一份,写好了,封起来,放进抽屉里。
抽屉满了,就换个抽屉。
他从没递上去过,因为他知道,递上去也没用。
但他还是写。
一直写,写到手抖得握不住笔,写到眼睛花了看不清字,写到躺在床上起不来。
金雀五年,冬。
父亲病倒了。
不是什么大病,是身子熬空了。
三年冷板凳,三年郁郁寡欢,三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那些永远递不上去的奏折,再好的身子也熬不住。
他躺在床上,盖着两条旧棉被,脸上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贺谨疯端着一碗药进去,浓黑的药汁在碗里晃荡,苦味熏得他眼睛发酸。
“爹,喝药。”
父亲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
那笑容很轻,像一片枯叶从枝头落下来,打着旋儿,晃晃悠悠地飘到地上。
他说:“谨疯,别学爹。”
贺谨疯端着碗,手没抖。
“别学爹这么蠢。耿直没有用,证据也没有用。在这个世道上,有用的只有一样东西……”
他咳了两声,喘了好一会儿,才把后半句说完。
“……是权力。”
贺谨疯当时不懂。他端着那碗药,看着父亲干裂的嘴唇,只想让他把药喝完。
父亲没有喝。
那天晚上,他走了。
贺谨疯跪在床边,母亲趴在床尾哭,哭声闷在被子里,像隔了一层墙。
他听见有人在哭,也听见有人在说话,但那些声音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嗡嗡的,听不真切。
他脑子里反反复复转着的,只有父亲最后的那句话。
“有用的只有一样东西——是权力。”
他没哭。不是不伤心,是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一个人从你生命中消失了,不是一下子的事,是像水退潮一样,慢慢地、慢慢地,你才发现,他已经不在了。
第二天早上,他起床,习惯性地走向父亲的房间,想问他今天吃什么。
走到门口,看见空荡荡的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压在枕头上的一支旧毛笔。
他才反应过来。
父亲走了。
他蹲在门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得浑身发抖,哭得把早上喝的半碗粥全吐了出来。
母亲听见哭声跑过来,抱住他,两个人在门槛上坐了一整天。
那年冬天,贺谨疯十二岁。
丧事办得很简单。
县衙的同僚凑了些银子,买了一口薄棺,请了个和尚念了半卷经。
来吊唁的人不多,有几个父亲生前的同僚托人送了挽联,措辞客气而疏远,像在应付一桩不得不应付的差事。
贺谨疯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书房,拉开父亲的书桌抽屉。
七个抽屉,全塞满了。
奏折,全是奏折。
一份一份,按年份排好,最早的是七年前,最新的是上个月。
每份奏折的末尾,都写着同样的四个字:臣贺闻景谨奏。
贺谨疯把最上面那份拿出来,展开,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字迹从工整到潦草,从清晰到模糊,到最后一页,有几个字他已经认不出来了,笔画歪歪扭扭,像是有人拿着笔在纸上戳。
他把那份奏折叠好,放进怀里。
然后他把剩下的奏折抱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了。
火烧得很快,纸页在火焰里卷曲、发黑、变成灰烬,被风吹起来,像一群黑色的蝴蝶在院子里乱飞。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那堆火,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
“娘,”贺谨疯说,“我要读书。”
母亲看着他,眼眶红了。
“我要考科举,我要进京城,我要当官。”
他顿了顿,声音哑了下去。
“我要替爹把事做完。”
金雀十二年,春。
贺谨疯二十岁。
他站在贡院的号舍里,面前是一张窄窄的木板,上面铺着宣纸。
墨已经研好了,笔也舔顺了,窗外有人咳嗽,有人叹气,有人在小声念着什么。
他低头,在试卷上写下第一行字。
笔锋很稳。手没抖。
他想起父亲写字的样子,右手握着笔,左手压着纸,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棵不肯弯腰的松树。
他写得慢,每个字都端端正正,横平竖直,从不潦草。
父亲说,写字如做人,一笔一划都不能歪。
贺谨疯没有父亲写得好看。他的字带着一股狠劲,撇捺如刀,钩挑似戟,每一笔都像是在纸上刻字。
考官后来评价他的试卷,说他“文风凌厉,笔锋如刀,年纪虽轻,心志已坚”。
他不知道的是,那份试卷在送到考官案头之前,先被送到了另一个人的手里。
那人坐在御书房里,手里捏着那份誊抄的考卷,从头到尾读了三遍。
烛火跳了一下,照亮他的侧脸,很年轻,看起来二十出头的样子,实则已有三十九,脸白得像玉,眼角有一颗泪痣。
“这份卷子,是谁批的?”他问。
身边的太监弯腰:“回陛下,是礼部侍郎周大人。”
“给他批个甲等。”
太监愣了一下:“陛下,这……还没到殿试,现在就定甲等,是不是太早了?”
那人没说话。他把试卷放下,端起桌上的茶,轻轻吹了吹浮沫。
太监不敢再问了。
他低头喝茶,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不是笑,是一种很淡很淡的、说不上来的表情。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忽然看见远处有一盏灯。
那灯光很弱,忽明忽暗,随时都可能灭。但它在那里。
它在那里。
金雀十二年,春闱放榜。
贺谨疯站在榜前,从最后一个名字往前找。
他的手心全是汗,心跳快得像擂鼓,喉咙发紧,太阳穴一突一突地跳。
他找到了。
二甲第七名。
他愣在那里,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周围有人欢呼,有人痛哭,有人瘫坐在地上,有人跪下来磕头。
他什么都没做,就那么站着,风吹过来,把榜文吹得哗哗响。
他伸手摸了摸那个名字。
贺谨疯。
指腹触到纸张的纹理,粗糙的,带着油墨的味道。
他想起父亲站在院子里淋雨的那个下午,想起那锅鸡汤,想起满抽屉的奏折,想起院子里那堆烧成灰烬的纸。
想起父亲临死前说的那句话。
“有用的只有一样东西,是权力。”
他把手收回来,转身,走出人群。
金雀十二年,暮春。
贺谨疯被授予户部主事,从六品。
上任那天,他穿着崭新的官服站在户部大门口,抬头看了看那块匾额。
阳光很好,匾额上的字被照得发亮。
他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走进户部大门的那一刻,千里之外的皇宫里,有一个人正站在御书房的窗前,看着同一片天空。
那人穿着明黄色的龙袍,手里转着一串念珠,脸上的表情淡淡的,像一潭不起波澜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