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饥饿与尊严 199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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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最后一个月，巴黎冷得不像是法国，更像是西伯利亚。
那年冬天的寒流来得特别早，特别猛。十二月初，气温骤降至零下十度，塞纳河畔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连地铁隧道里的流浪汉都比往年多囤了几层纸板。叶卡捷琳娜租的那间阁楼间没有任何供暖设施——屋顶是斜坡的，隔热层形同虚设，夜晚气温降到零下时，呼出的气在空中凝成白雾。她所有的御寒装备只有一件薄薄的羽绒服、两条秋裤和一床从跳蚤市场淘来的、已经硬得像纸板一样的旧棉被。她开始学会在睡觉前用报纸塞进外套的夹层里——这是同一家青年旅舍的一个巴西女孩教她的。报纸的纸张能有效阻挡冷空气渗透，如果塞得够厚，可以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撑过一整夜。她把报纸一层一层地叠好，塞进外套的内衬和外层之间，再用腰带扎紧，像穿了一件用油墨和新闻纸制成的铠甲。躺下来时，她能感觉到纸张的边缘随着呼吸轻轻刮擦着皮肤，油墨的气味在黑暗中弥漫开来，像一种廉价的、但有效的安慰剂。
饥饿是另一个需要习惯的东西。钱总是不够用。试镜邀请越来越少，偶尔接到的小活——在摄影工作室做助理、在秀场后台帮忙整理衣物、在某个不知名品牌的目录拍摄中充当“移动衣架”——报酬刚好够支付房租和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几乎没有剩余。她开始学会在饥饿时喝大量的水，让胃里被液体填满，暂时欺骗那种空洞的、绞痛的感觉。她学会了分辨哪些超市在什么时间段会对即将过期的食品打折，学会了用最少的钱买到热量最高的食物——袋装意面，罐头豆子，打折的面包，有时候运气好，能在收摊前的露天市场上捡到几根被挑剩的、稍微有些发蔫的蔬菜。
她瘦了很多。本来就高的身材，现在瘦得像一根随时可能被风吹断的竹竿。颧骨突出，锁骨深陷，手腕细得让人担心会不会在某次搬运道具时突然折断。但奇怪的是，这种消瘦反而让她的面部轮廓更加分明，线条更加凌厉，在镜头前呈现出一种与主流审美格格不入的、冷峻的美。有摄影师在后台看到她，私下对助理说：“那个俄罗斯女孩，长了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他不知道的是，那张脸的轮廓，是用饥饿和寒冷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
秀场后台是她最经常工作的地方。工作是临时的——某个品牌需要人手整理衣物、递送配件、协助模特换装时，会通过中介临时招募一些“后台助理”。报酬按小时计算，不高，但至少是现金，当天结算。她学会了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准确地分辨设计师的指令，学会了在混乱的后台用最快的速度找到需要的那双鞋、那条项链、那顶帽子，学会了在模特发脾气时低头避开、在造型师甩脸色时装作没看见。她也学会了如何巧妙地避开那些“顺手”伸过来的手——某个摄影师在调整光线时“不经意”地搭在她腰上的手掌，某个设计师在试衣时“无意”地蹭过她胸前的手指，某个品牌经理在递名片时用拇指轻轻划过她手背的动作。她没有尖叫，没有推开，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她只是面无表情地后退半步，侧身，用一个自然的动作拉开距离，然后继续做手头的事。她的面无表情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她发现，当你没有任何表情时，那些人就会觉得无趣，就会去寻找下一个更容易得手的猎物。
一天深夜，她结束了一场长达十二小时的秀场后台工作，带着满身疲惫和口袋里微薄的现金报酬，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是一场中型品牌的春夏发布，后台混乱得像战场，她被一个脾气暴躁的首席造型师连续呵斥了好几个小时——“你聋了吗？我说的是二号衣架不是三号！”“你到底会不会别大头针？你是来工作的还是来学习的？”“东欧来的吧？手脚倒是挺快，就是脑子不太灵光。”她全程没有反驳，没有解释，没有露出任何受伤的表情。她只是按照指令做事，做完一件，等待下一件。凌晨一点，她终于走出秀场所在的建筑，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寒风瞬间穿透她被汗水浸湿的内衣，让她打了个寒颤。她没有立刻走。她靠在墙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然后她睁开眼，沿着空荡荡的街道，一步一步走回那个没有暖气的阁楼间。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望着天窗外一小片灰黑色的天空，没有睡意。她想起卡佳，想起她刚到巴黎时说的那句“混不出来，就别回来了”。她想起娜塔莎，想起她留下的那张字条——“别找我。替我找到卡佳。”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她只知道，她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意味着认输，而认输，对于她们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被这座城市无声地吞没，不留痕迹。
同一时刻，在距离巴黎一万公里之外的拉巴斯，卡佳正跪在夜总会后台冰冷的地砖上，用一块湿抹布擦拭着地板上一摊深色的污渍。她已经不再反抗了。反抗的代价太重——她试过，失败了，付出了比她能承受的更沉重的代价。她被转手了三次。第一次，从那个意大利男人手上转到当地一个皮条客手中；第二次，从那个皮条客转到一家所谓的“模特经纪公司”——其实就是一家夜总会的关联企业；第三次，她被卖给了拉巴斯郊区一家夜总会，成了那里的“驻场女郎”。说是“驻场”，其实就是穿着廉价的亮片短裙，在舞台上走几圈，然后陪客人喝酒。如果客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还会有“额外的服务”。她拒绝过。拒绝的结果是被关进储物间，整整两天没有食物和水。她试图逃跑过。逃跑的结果是被抓回来，被打了一顿，然后被转移到更偏僻的地方，看管更严。她不再反抗了。不是因为她不想逃，而是因为她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无法支撑任何一次逃跑所需的体力。长期的营养不良和持续的恐惧，让她的体重下降到危险的程度，月经停了，头发开始脱落，牙齿松动。她有时候会对着夜总会洗手间里那面裂了角的镜子，看着镜中那个陌生的、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的女人，试图从那张脸上找到一丝当年那个在巴黎地下室里分食法棍的女孩的影子。她找不到。但她还没有完全放弃。在她枕头下面——如果那张散发着霉味的、硬得像石板的垫子能被称为“枕头”的话——藏着一张照片。那是一张拍立得，边角已经磨损，画面有些褪色，但依然能看清上面三个挤在一起的年轻女孩。左边那个乱蓬蓬卷发的，正对着镜头龇牙咧嘴地笑，露出一颗略微歪斜的门牙。右边那个高个子、黑头发的，表情有些拘谨，嘴角微微上扬，像是还不习惯被拍照。中间那个金发的、有着矢车菊蓝眼睛的女孩，笑得最灿烂，眼睛弯成了两道月牙。那是她们三个人在巴黎地下室门口拍的。那是她们唯一一张合影。卡佳每天晚上睡前，都会摸一摸那张照片，确认它还在。她不敢拿出来看太久，怕被其他人发现，怕被没收。她只是用手指轻轻抚摸过照片表面，感受那三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在黑暗中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还在那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听着娜塔莎讲那只追着她跑了大半个村子的凶鹅，听着叶卡捷琳娜翻动书页时纸张摩擦的沙沙声。那是她唯一还能坚持下去的理由。
而在巴黎，在同一片夜空下，娜塔莎正站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自助洗衣店昏黄的灯光下，盯着滚筒洗衣机里翻滚的衣物发呆。她从叶卡捷琳娜的阁楼间离开后，漫无目的地坐上了一列火车。火车终点站是里尔。她在里尔下车，在车站的长椅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家华人开的洗衣店的住工。包吃包住，工资微薄，但至少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她的日常工作从早上七点开始，到晚上十一点结束。收衣、分类、洗涤、烘干、熨烫、折叠、打包，循环往复，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洗衣店的地下室弥漫着蒸汽和洗涤剂的刺鼻气味，她的手指被热水和化学药剂泡得发白起皱，指甲边缘开裂，掌心脱皮。她不再去想那些关于模特和T台的梦了。那些梦太奢侈，像一件她买不起也再也穿不上的漂亮衣裳。她只是干活，吃饭，睡觉，偶尔在深夜洗衣机的嗡鸣声中，想起两个名字——叶卡捷琳娜，卡佳。她不知道叶卡捷琳娜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找到卡佳。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再联系她们。她觉得自己不配。她让她们失望了——卡佳下落不明，而她选择了逃跑，选择了放弃，选择了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躲进一个黑暗的角落，独自舔舐伤口。她偶尔会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那个以“007”开头的名字——叶卡捷琳娜在莫斯科时期的号码，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用。她盯着那个名字，盯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下，继续熨烫下一件衬衫。蒸汽嘶嘶升起，模糊了她的视线。
巴黎。拉巴斯。里尔。三个城市，三个时区，三个曾经在同一间地下室里分享法棍和梦想的女孩，此刻正各自漂浮在各自的黑暗中，像三艘失去联络的船只，在暴风雨过后的海面上，各自漂流，不知何时才能再次靠岸。而天亮之后，她们都将再次醒来，继续扮演那个被生活分配的角色——洗衣工，夜总会女郎，以及那个正在学会用面无表情武装自己的、未来的超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