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空号 卡佳走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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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佳走后的第一个电话，是在她抵达拉巴斯后的第三天打来的。
那天晚上，叶卡捷琳娜正躺在床上看一本从旧书摊淘来的法语时尚杂志——她需要尽快提高法语水平，否则连试镜通知都听不全。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串陌生的国际号码。她接起来，听到卡佳的声音从遥远的、带着电流杂音的线路那头传来，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
“喂？叶卡捷琳娜？听得见吗？”
“听得见。”她坐直了身体，“你到了？”
“到了到了。昨天到的。这边好热——我跟你说，我从机场出来的时候，热浪扑面而来，像走进了一个巨大的烤箱。巴黎现在应该很冷吧？”
“零度左右。”
“那我这边大概是零上三十度。”卡佳笑了一下，“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热带’。满大街都是棕榈树，房子是彩色的，粉红色、蓝色、黄色，像童话书里的插图。空气里有种说不上来的味道——像是花香，又像是某种香料，混着汽车尾气，总之跟欧洲完全不一样。”
她的语气是轻松的，带着一种旅行者特有的、对新环境的新鲜感。叶卡捷琳娜听着，没有打断她。她听到卡佳说起接机的人、安排的住处、楼下卖果汁的小贩，那些琐碎的细节像一层薄薄的包装纸，裹着什么她还没看到的东西。她想问工作的事，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卡佳的语气让她觉得，现在问这些，像是在提醒一个刚拿到礼物的小孩“这个玩具可能不好玩”。
“你那边一切都好就好。”她最终只是这样说。
“都好都好。等我这几天安顿好了，再给你们详细说。对了，娜塔莎在吗？帮我跟她说一声我到了。”
“她在上班。我转告她。”
“好。那先这样——国际长途太贵了。我下周再打给你们。”
电话挂断了。叶卡捷琳娜握着手机，屏幕上显示通话时长四分十二秒。她靠在床头，望着天花板上那根横穿的暖气管，把刚才那通电话的每一个细节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卡佳的声音听起来确实是高兴的，但那种高兴里，似乎有一丝不太自然的紧绷——像一个刚刚学会游泳的人，在水面上努力保持着笑容，而水面下的脚正在拼命踩水。她告诉自己，也许是自己多虑了。毕竟，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语言不通，气候不适应，紧张是正常的。
第二周，卡佳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次她的声音听起来疲惫了一些，说西班牙语很难学，比法语难多了，她连去菜市场买个水果都比手画脚半天。工作还在“对接中”，马尔科先生说需要一点时间安排。“这边办事效率跟欧洲不一样，什么都慢慢来。”她说。叶卡捷琳娜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说公司安排的公寓，和另一个女孩合住，条件还可以。“那个女孩也是东欧来的？罗马尼亚的。”她顿了顿，又说，“她来了快半年了，说这边机会确实不少，就是需要耐心。”
第三周，电话没有如期而至。叶卡捷琳娜等了四天，终于在第五天晚上拨了回去。没有人接。她又拨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她发了一条短信，简短地问候，没有追问。第二天，卡佳回了一条消息：“最近有点忙，过几天打给你。”字很短，标点符号也省略了，像匆忙中打出来的。叶卡捷琳娜看着那条消息，感觉到一种细微的、难以言说的不安，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第四周，电话终于来了。但这一次，卡佳的声音明显不同了。不再是第一周那种带着新鲜感的兴奋，也不再是第二周那种强打精神的疲惫，而是一种更深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的沉闷。她说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公司说手续还在办，让她再等等。她说公寓里的罗马尼亚女孩前几天搬走了，她现在一个人住，晚上有点吵，外面总有摩托车的声音。她说拉巴斯的海拔很高，她有时候会觉得喘不上气，晚上睡不着觉。
“卡佳，”叶卡捷琳娜握着手机，指节有些发白，“如果那边不太顺利，你可以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我知道。”卡佳说，声音很轻，“但再等等吧。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第五周，第六周，第七周。电话的间隔越来越长，通话的时间越来越短。卡佳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是信号的问题，而是她整个人仿佛在逐渐褪色，像一张被反复曝光的照片，细节一点点消失在过度明亮的光线中。她不再提工作了。叶卡捷琳娜问起时，她只是含糊地说“还在等”，然后迅速转移话题，问巴黎的天气，问娜塔莎最近怎么样，问地下室那扇总是关不紧的窗户修好了没有。
第八周，叶卡捷琳娜再次拨出那个号码。响了几声后，接通了。但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卡佳的声音，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法语，带着意大利口音，语气平淡：“她不在。手机我先保管着。过几天她会联系你的。”不等她回应，电话挂断了。
叶卡捷琳娜站在地下室走廊尽头，握着手机，听着话筒里传来的忙音。她缓缓放下手臂，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一丝惨淡的冬日天光，照亮了她脸上没有表情的侧脸。她忽然想起卡佳离开前那天晚上的情景——她坐在床沿，眼睛里燃烧着那种太久未见的光，说：“他说玻利维亚那边有好多工作机会。”她想起自己当时想说什么，却最终没有说出口。她想起那个意大利男人递出名片的动作，想起他西装革履、谈吐优雅的样子，想起他说的那句——“机会不会等人。”
她开始拨打那个号码。一遍，两遍，三遍。每一次都是冰冷的自动语音，用法语和西班牙语交替重复着同一句话：“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她放下手机，又拿起来，翻开通讯录，找到另一个号码——那个意大利男人留给卡佳的公司电话。她拨了过去。响了很久，没有人接。她又拨了一次。这一次，在响了将近一分钟后，被转到了语音信箱。一个男声用法语录制好的自动回复，语气公事公办：“您好，这里是地中海人才桥公司。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至下午六点。请在工作时间再次致电，或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尽快回复您。”
她没有留言。她挂断电话，穿上外套，走出了地下室。
那天下午，她按照记忆中那张名片上的地址，来到了第九区那栋办公楼。电梯上到五楼，走廊尽头，那扇门上贴着的公司名牌还在。她抬手敲了敲门。没有人应答。她又敲了一下，力度更大了一些。隔壁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抱着文件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你找谁？”
“这家公司的人。”
那个女人看了一眼那扇门，表情有些微妙：“他们已经搬走好几个星期了。你是来讨薪的？”
叶卡捷琳娜站在原地，没有回答。她看着那扇紧闭的门，门上的公司名牌在走廊的灯光下反射着冷淡的金属光泽。名牌很新，像是刚刚打印出来不久，但门把手已经积了一层薄灰。她伸出手，握住门把手，轻轻转了一下。锁着的。她站在那扇门前，站了很久。然后她转身，走进楼梯间，一步一步走下五层楼，穿过一楼大堂，推开门，走进巴黎十二月寒冷的空气中。她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她回到地下室，坐在床沿上，拿出那部卡佳留给她的旧手机。她打开通讯录，找到那个以“00591”开头的号码，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留了很久。最终，她没有按下去。她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躺了下来，望着天花板上那根横穿的暖气管，听着窗外冬天的风穿过狭窄的街道发出的呜咽声。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躺下的那一刻，在距离她一万公里的拉巴斯郊区，卡佳正蜷缩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的角落里。房间只有三四平方米，一张铁架床，一扇紧锁的铁门。门外的走廊里传来几个男人用西班牙语交谈的声音和笑声。她的手机、护照和钱包都被收走了。她试图逃跑，在到达拉巴斯的第三周。她趁着那个意大利男人不在，趁看守她的人打瞌睡，从公寓的后门溜了出去。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跑，她不会西班牙语，不认识路，身上只有几枚硬币。她在陌生的街道上跑了大约二十分钟，最后被一辆车追上。两个男人把她拖回车上，带到了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他们把她关在里面，整整三天，每天只送一次水和一块干面包。第三天晚上，门开了。那个意大利男人站在门口，依然是那副西装革履、彬彬有礼的样子，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微笑着看着她，语气温和：“卡佳，你让我很失望。我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他站在门口，逆光而立，脸上的表情隐藏在阴影中。卡佳蜷缩在角落里，没有说话。她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此刻正盯着那扇敞开的门——门外的走廊灯光昏暗，但那是她三天来第一次看到光。她没有冲向那扇门。她知道外面还有人。她只是看着那道光，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鸟，看着天空。从那天起，她不再反抗了。她开始明白，自己被骗了。而那个曾经在巴黎地下室里分食半根法棍的、相信明天会有转机的女孩，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这片陌生的、炎热的高原所吞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