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拉巴斯的葬礼 卡佳是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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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佳是在2001年一月一个阴天的清晨离开的。
没有戏剧性的最后时刻，没有回光返照，没有握着谁的手留下遗言。她只是在睡梦中，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前一天晚上，神父来看她时，她还清醒着，喝了几口水，甚至试图吃了两口面包。她的精神似乎比前几天好了一些，神父还以为她正在好转。她靠在枕头上，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看了很久，然后用很轻的声音，用磕绊的英语对神父说：“神父……如果我死了……可以帮我寄一封信吗？”
神父坐在她床边，点了点头。“你写。我帮你寄。”
她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轻轻闭了一下眼睛，表示感谢。她没有力气写信了。她只是指了指枕头下面，示意神父那里有一张照片。神父从枕头下摸出了那张边角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的拍立得照片——三个年轻女孩挤在一起笑着，背景是巴黎某栋老公寓的地下室入口。卡佳看着那张照片，目光停留在照片上那两个模糊的面孔上，停留了很久。然后她抬起手，用指尖轻轻点了点照片上那个高个子、暗金棕头发的女孩，又点了点那个乱蓬蓬卷发的女孩。她用俄语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一声叹息。神父没有听懂。但他把那张照片仔细收好，对她说：“我会帮你寄出去的。”
卡佳没有再说话。她闭上眼睛，呼吸逐渐变得平缓而微弱。神父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确认她已经睡着了，才轻轻起身，离开了房间。第二天清晨，神父端着热汤推开门时，发现她已经走了。她躺在床上，面容平静，像睡着了一样。窗台上那盆干枯的植物，在晨光中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神父站在门口，端着那碗还在冒着热气的汤，站了很久。然后他放下汤碗，走到床边，低下头，用拉丁语念了一段简短的祷词。窗外的天光逐渐亮起，拉巴斯又一个普通的清晨开始了。街上传来早市摊贩的吆喝声，摩托车引擎的轰鸣声，远处教堂的钟声正在敲响。世界还在运转，没有因为一个乌克兰女孩的离去而有丝毫停顿。
神父按照卡佳的遗愿，试图帮她寄出那封信。但他找不到任何写好的信——她太虚弱了，根本没有力气握笔。他唯一找到的，是那张拍立得照片。他翻遍了她的遗物，找到一个旧信封，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巴黎的地址，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才写下的。神父把照片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了出去。他不知道那个地址是否还有效，不知道收件人是否还在那里，不知道这封信最终能否抵达它该去的地方。他只是寄了出去。这是他能为卡佳做的最后一件事。几个月后，信封上盖着“退回”的印章，回到了教堂。地址失效，收件人未知。神父看着那个退回的信封，沉默了片刻，然后把它收进了抽屉里。
卡佳的遗体无人认领。医院按照规定，将她送往公共墓园。神父用教堂微薄的经费，为她买了一个最小、最角落的墓位。在拉巴斯郊区的公共墓园里，那片墓位在最边缘的区域，紧挨着锈蚀的铁丝网围栏，杂草丛生，土地贫瘠，连野花都很少在那里开放。没有墓碑。只有一块临时编号的金属牌，用铁丝固定在插入泥土中的一根铁钎上。牌子上用白色油漆写着她的名字——Катя——和生卒年。没有姓氏，没有墓志铭，没有照片。只有这个名字，和两个数字，概括了一个曾有过亚麻金色长发和矢车菊蓝眼睛、曾在巴黎地下室里梦想着成为模特的女孩的一生。
下葬那天，没有仪式，没有悼词，没有鲜花。神父站在那块小小的金属牌前，独自一人，在高原干燥的风中，念了一段简短的祷词。他的声音被风吹散，没有什么能留下来。他念完之后，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朵白色的百合花——那是他早上在教堂的花坛里剪下的，花瓣上还带着清晨的露水。他弯下腰，把那朵百合花轻轻放在那块金属牌前面。白色的花瓣在灰褐色的泥土上显得格外醒目，像一片落在荒芜土地上的、微弱的雪。
他直起身，最后看了一眼那块小小的金属牌，然后转身，沿着来时的路，慢慢地走回了教堂。风从远方吹来，吹动那朵百合花的花瓣，吹动那块金属牌上拴着的铁丝，发出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声响。墓园重新恢复了寂静。参加这场葬礼的，只有神父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卡佳已经走了。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她最后埋葬在哪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那块写着“Катя”的金属牌，正在拉巴斯郊区一片荒芜的墓园里，被高原的风和阳光和雨水，一寸一寸地侵蚀着。
而此刻，在纽约，叶卡捷琳娜正站在一间摄影棚的聚光灯下，穿着下一季的高级定制，按照摄影师的指令变换着姿势。快门声有节奏地响起，闪光灯将她的影子投在身后的白墙上。她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朵白色的百合花，正在一座无人知晓的坟墓前，慢慢枯萎。她不知道，那封被退回的信，此刻正躺在一座遥远教堂的抽屉里，信封上的字迹已经模糊，收件人的地址早已失效。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站在那束光里，按照指令，微笑着，看向镜头。
